清代大臣——梁启超3

作者:李春光 字数:3294 阅读:10 更新时间:2016/06/09

清代大臣——梁启超3

梁启超之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努力史学,晚年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补充,在史学上均有相当之地位,娓娓之度,极便览观。其门人姚名达跋云:“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述此书编撰之经过,而启超热心斯学之精神,亦足见其梗概。惟记录之稿,盖尚有启超校改未尽者。如本书第五章《年谱及其做法》中《年谱的体例》节有云:“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纪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祠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论颇有识,而曾国藩何尝为李?+作墓志铭?启超讲演时,或指国藩所撰李续宾或李续宜神道碑铭而言,“续”“恕”音近,记者偶失之。而启超校阅,未及改正耳。(坊间尝有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其晚年讲稿而印行于身后者,与其《清代学术概论》[本名《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范围略同,而资料及组织有异。发行未久远,即被禁止,以未得启超家人同意,而私行印售也。)
  《凌霄一士随笔》卷6
  任公经纶
  新会梁任公启超,文章学识,是清末民初第一流。风神超越,骨格灵秀,为五十年来一奇特人物,是文化界人所公认。不容讳言,他在戊戌政变因其时为万木草堂弟子,与南海康有为亦步亦趋,同为保皇维新的中坚分子。但后来亡命日本,获识国父孙中山先生后,所以师生的志趣大异,因此在民国,也有不朽的功绩。可是一般民众决计不知任公尚有财政的经纶,兹述以告世人。当民二孙宝琦代阁时,任公曾任币制局总裁,由徐恩元副之。民六,段祺瑞讨平张勋之乱后,河间继位,特派任公为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不过因国库匮乏,以致无展施其经济策略,未及一年,退而著述讲学,以至殂殁。综其生平功绩,当以讨袁伐张两事,均为再造共和,确是最大。在袁谋称帝之时,料知任公文章必可左右国人的视听。曾托人以十万元送至天津与梁,求其不再发表关于帝制之言论而已,犹不敢强其就范,任公倦允而拒礼。迨袁将登极之前周,天津《大公报》忽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洒洒,几近万言,揭载篇首。其中痛斥国体已经人民公认共和政治,是任何人所不能变更。并诫袁勿以戊戌手段再来谋纂,气充词沛,辞正义严。此论刊出之日,感动人心,《大公报》销售一罄,馆无存报。筹安诸丑以报示袁,项城见之大怒,即遣使至津,谋以杀梁。不意任公先一日,东渡赴日,嗣即绕沪南下,匿炉锅间,伪充煤夫而免。盖亦险矣。至于马厂誓师,亦任公几番陈词而发。当张逆在京发动复辟,讯传至津,众意属望于合肥段氏。而段顾虑可用之兵,仅马厂李长泰一师,意犹未决。任公偕汤化龙谒段,坚决以讨袁前例为喻,当时可用之兵,亦仅川滇两部,而松波卒告成功。段始决定视师,商由鲁督田中玉监视徐州定武军动静,义旗北指,未及一周迅速歼灭。兹两事均有关国统,不易为之。任公均参与其役,特附纪以告读者。
  《圜府琐记》
  梁任公与德富苏峰
  偶读德富苏峰之《中国漫游记》,为民国六年事,中述在北京与梁任公之会晤,情词款洽,若有筋脉之可通者。任公时已有“中国之德富苏峰”之称,苏峰则自谦曰:“实应呼我为‘日本的梁启超’也。”
  以资望言,任公似犹稍弱,若以才气与实学言,苏峰岂任公之比?苏峰早年文字颇为坚实而发扬民气,叫号爱国,不失为论坛正价之文,然其人实无深学,及其髦也,文流于滑,日日为《双宜庄漫言》刊于报纸,不知所云,对侵华及进攻英美诸问题,所发表之意见皆支离乖谬,而文字沉闷,不足引人,视数十年前之短简警策若出二手(《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为文屡引其语,动辄曰苏峰生如何如何,颇极响往之诚)。谓任公为“中国之德富苏峰”固为贬损,谓苏峰为“日本之梁启超”,亦未见其似也。
  《辰子说林》
  梁启超吼住龙济光
  民五云南起义,推翻洪宪,主持之者,虽为唐继尧、蔡锷,而策动之者,实为梁启超。梁自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后,即化装由津搭某外轮,匿煤仓中,经越南入滇。旋组织军务院,梁任六总裁之一。时龙济光尚雄据粤东,效忠袁氏,梁遣门徒汤觉顿等赴粤,劝龙反袁,被龙刺死海珠。梁得耗,悲愤填膺,亟欲亲赴广州说龙,左右力阻,不听,唐继尧欲遣兵随之,梁亦峻拒,乃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龙闻梁且至,大为惊愕,佯表欢迎,阴欲杀之。梁至,径赴督署,龙立召集军事会议,意欲以杀梁之谋,委之军事会议。梁入会议室,见卫士满布,荷枪实弹,与会军官,亦各握手枪,形色愠怒。梁知今日为生死关头,乃竭尽平生气力,狂吼一声,顿令全场震慑。梁遂亢声演说,力言帝制不可为,由世界大势,迄中国人心,一一剖析,断言袁氏必败。初演说半小时时,全场紧张形色,即告松弛;一小时时,众皆窃窃称是;迄一小时半演说毕,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于是龙氏决易帜反袁,粤局遂定矣。此为梁氏民十一过汉时亲语予,并谓当时不知何来此洪大气力,事后思之,颇以为异云云。夫梁以文弱书生,身入险境,竟能一吼而使如许武夫,为之心悦诚服,方之郭令公单骑见回纥,殊未遑多让!此殆所谓浩气夺人也耶?
  《绮情楼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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