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尾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1)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10月2日清晨，齐赫文斯基刚起床不久，碰到领事馆值班的沃洛佳正在听广播。
　　“总领事同志，莫斯科电台在广播你的名字。”沃洛佳说。
　　“沃洛佳，你别开玩笑了。”齐赫文斯基不相信地说。
　　“不是开玩笑，你听啊。”沃洛佳指指收音机。
　　齐赫文斯基仔细一听，莫斯科电台果然是在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其中提到了他的名字。
　　事后得知，由于北京时间比莫斯科时间早5个小时的时差关系，收到齐赫文斯基发回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发出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照会。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致本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后，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愿望，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受苏联政府之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
　　周恩来于10月2日晚收到葛罗米柯这封电报，于10月3日发出复电。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很荣幸地收到阁下本年十月二日来电关于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是王稼祥。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是罗申。
　　王稼祥43岁，安徽泾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在遵义会议中，投出了支持******的关键一票。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在1949年，一共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
　　1949年10月2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3日，保加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3日，罗马尼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4日，匈牙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4日，朝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5日，波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6日，蒙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0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11月21日，阿尔巴尼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在1950年，一共有十个亚洲、欧洲国家与新中国建交或承认新中国。
　　1950年1月，越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4月1日，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4月13日，印度尼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5月9日，瑞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5月11日，丹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6月8日，缅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9月14日，瑞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9月14日，列支敦士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10月28日，芬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继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员名单》公布。
　　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
　　由民主人士或起义将领担任各部委正职的有十六个部委，共十五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民主同盟），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民主建国会），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民主人士），
　　林垦部部长梁希（教授），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起义将领），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家），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司法部部长史良（中国民主同盟），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
　　此外，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以及担任各部委副职的民主人士限于篇幅，难以备载。
　　黄炎培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后，在《延安归来》中披露了他与******关于“周期率”的对话。
　　有一回，******问我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慢慢好转了，精神也就慢慢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更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这封******中所谈的道理与四年前的谈话遥相呼应。
　　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三十三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事将怎么做呢？已经有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在统一战线之下，由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各方面民主人士经过千斟万酌而决定下来的。这是我们做事的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事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
　　张澜也说过类似意思的话。
　　一位四川朋友从香港回来看望他，对他一向拒绝做官，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感到十分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表老，你既然不做国民党的官，为什么又要做共产党的官呢？”
　　张澜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胡子都抖动起来了。他用浓重的川北口音做了回答。
　　“道理很简单，国民党的官是刮民！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
　　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向****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0月22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为阿合买提江等五烈士的牺牲向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致唁电。
　　同一天，******为阿合买提江等五位烈士撰写了碑文。
　　10月23日，******在赛福鼎的《入党志愿书》上批示。
　　在新疆代表团返回新疆的前一天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为新疆代表团举行了告别宴会，为他们饯行。进餐的时候，******问周恩来。
　　“送他们回新疆的飞机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飞机的情况怎么样？”
　　“飞机已经检查过了，状况不错，飞行员的技术也很好。”
　　“今天夜里，组织一个由苏联专家参加的技术检验小组，检查一下飞机。”
　　******说着转向赛福鼎。
　　“明天，你们在没有接到恩来同志的电话以前不要起飞。”
　　第二天早晨8点，赛福鼎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
　　“赛福鼎同志，请你们马上出发去飞机场。”
　　当赛福鼎他们赶到飞机场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