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22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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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问题。他告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美国近来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他们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他痛心地指出，对美国政府要察其言、观其行，不能只听它嘴上说得好听。从它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哪有什么亲善，哪有什么和平可言？他列举了华盛顿会议后美国、英国在华的种种侵略行径，质疑那些“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呼吁那些“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
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浙江的纸烟税这样一个事例，来说明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情况。他指出，美国、英国商人在浙江大开烟厂，以至卷烟盛行，危害之烈不下鸦片。不仅如此，美英公使还抗议加征地方纸烟税，结果浙江政府竟然屈服于美英压力，停止了征收。毛泽东认为，仅仅从这样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大大地加深了。由此，他提醒国人注意：美国的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是相互配合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奢望。
除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集中的批判之外，对美国当时在中国特别是在湖南进行文化侵略的状况，毛泽东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以当时天主教在湖南的传播情况为例，指出：“耶稣天主教教堂布满全省，僻地小镇无不侵入。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空气。”寥寥数语，就把当时美国宗教在中国渗透的情况，揭露无遗。
综上所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指引下，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努力同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美国式的人权，及其以自由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主义文化分道扬镳，并进行彻底清算。从对华盛顿会议以来关于美国的分析与批判中不难看出，他们这一时期的美国观，不仅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尖锐对立，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不可调和性。而在他们中间，毛泽东可谓是对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接受得最为坚决、对“美国思潮”和其“帝国主义本质”清算得最为彻底的代表之一。如果把他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前后的言论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的话，就不难看出，他对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持续批判的阶段，他对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质认识也由“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发展到“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从而实现了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基本定位。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根本标志。此后，无论他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关于“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始终都没有动摇和改变过！只不过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当前任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及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所处地位和所扮演角色的反复变化，使毛泽东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来接触和认识美国，以不同的身份来与美国人打交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他在不同时期的美国观。
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框架下
到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巩固和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努力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方针来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这是他这一时期思想认识的主流，也是左右他的美国观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因素。国内阶级斗争、国际帝国主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一系列概念，是他在这一时期最常用的基本词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成了他在这一时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题。换言之，如果说青年时期毛泽东观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问题的角度是经常变动不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视角了，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与建党时期相比，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国共合作的全面展开，特别是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后，他在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比较多地运用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从而使得自己的美国观建立在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1925年10月20日，他在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由此，他得出结论说：“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正是从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出发，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特别注意把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与对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现实认识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批判与外国列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封建军阀势力，而且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入剖析了各派军阀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
早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就曾经预言，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必将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得到强化，而且它们必然要勾结中国各派军阀，支持它们的反动统治，把军阀的争夺进一步演变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争夺。“因此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之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美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紧密勾结各派军阀，使中国的政治完全成为“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这就是中国政治将越发黑暗的原因。
到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这一预言更加清楚地表现为现实。1924年9月10日，他在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联名发布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号通告中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对于因江浙战争引发的直奉战争，他于1925年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去年直奉战争，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挟直奉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英国帝国主义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计”，“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结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各派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封建军阀为帝国主义之前驱，帝国主义为封建军阀之后盾，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战场，因此军阀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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