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1930年初，中共“左”倾错误领导人李立三高谈阔论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毛泽东却和他有所不同，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这种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混战加深了中国社会危机，从而形成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红色根据地生存、发展的条件。以这样的思想认识为指导，使得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斗争时，必然会采取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去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斗争策略。
　　这一年蒋冯阎大战爆发后，红一方面军前委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强调蒋冯阎大战实际上就是美英日的战争，美国正在组织一个名由蒋介石，实则由自己领导的反共联盟，镇压中国革命。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要遇到国内军阀的镇压，而且要遇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这个指示实际上是将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进一步具体化。
　　九一八事变以后，毛泽东逐渐注意到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1932年3月17日，他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指出，去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不仅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以挽救他自己的危机，而且是帝国主义争夺瓜分中国，重分世界的尖锐矛盾的爆发，所以这一事变以来，特别日美冲突的紧张到了万分”。此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和动态的变化。5月3日，他把自己收集到的沪区港汕报4月26日以前的有关新闻和消息摘录下来，用电报发给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和军委，这些材料包括：“美国会议波拉鲁宾生等提议与苏联复交，上海密勒报评论数次，苏联报纸亦谓苏美将联合对日”；“中报社论，谓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美舰队将长驻太平洋不返，大西洋日美间形势正紧张，苏联红星报亦谓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法国及美国保守党极力挑拨日俄战争”，等等。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新闻和消息目录，就不难看出，其中更多的是反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一致；特别是美国，成为关注的主要对象。
　　1934年初，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一苏大之后两年来的国际形势，欣喜地指出：“苏联和平政策在全世界革命民众的拥护之下，到处得到了成功，最顽强的美国帝国主义也不能不和苏联订立国交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结果，使各国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尤其是日美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这年4月，针对日本外务省发表对华政策致列强的通牒、企图独占中国一事，毛泽东接受了《红色中华》记者的采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理所当然地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但是他们表示反对的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这个谈话，事实上进一步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深刻矛盾的一贯认识。
　　此后，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仓促长征，毛泽东对美国鲜有具体的分析和评价。但他的上述认识却始终萦绕心间，成为遵义会议后中共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繁重的军事指挥任务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畅，毛泽东对美国侵华政策的分析批判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框架下来展开自己的认识。他对美国反动政策的批判，既服从于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又服从于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认识，可以说这是他在这一时期认识美国的基本出发点。所不同的是，他从中国土地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着重阐明了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不平衡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关注到美日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和美苏之间联合的可能性。此外，他还十分注意把美国与“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蒋介石联系起来、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而使得自己对美国的认识要深入具体一些，也使得自己的美国观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要丰富全面一些。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在遵义会议之前，大致经历了青年时期、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认识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如果说，他在青年时期曾经接受了“美国精神”的深刻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便逐步为“俄国道路”所消解。特别是随着对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分析与批判，使他逐步形成了对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这一认识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成为毛泽东美国观的根基和柱石。可以说，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定位，乃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此后，无论他对美国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关于“美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都始终没有动摇和改变过！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当前任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因此，他在对美国的交往和认识过程中，也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变换过不同的视角，认清了不同的侧面，增添了不同的感受，从而使得他的美国观更加丰富多彩。遵义会议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他对美国的认识便开始逐步转化为全党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政策，他的美国观也从此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开始由过去“青年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个共产党人的美国观”，逐步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整体的美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