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32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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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以后，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并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矛盾开始降为次要矛盾。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很快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转变过程。抗战前夕，毛泽东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开始把美国看作需要争取的“民主国家”和“友邦”。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国共合作的大趋势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逐步调整，毛泽东首次从正面肯定和评价了美国和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明确表示对美国寄予厚望。同时也积极防范英、美等国搞“远东慕尼黑”阴谋。特别是欧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度对战争的性质作出了较为严重的判断，在“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题目下，把英、美、法等国也当作敌人加以抨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美国终于成为中国的“友邦”，毛泽东也因此形成对美国看法的新思维。此后，在抗日、民主和团结的旗帜下，他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来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鼓励中共军队放手与美军合作，借助美国调处促进中国民主改革，谋求建立联合政府。可以说，正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视野下，他对美国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一节着眼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建立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中共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领导，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正确领导路线开始形成。从此，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共产国际七大后，毛泽东着眼于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积极推进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历史进程。这不仅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美国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阶段正确处理和应对国际国内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随着他在新形势下对美国认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及这种认识不断转化为中共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他的美国观也逐步由过去“青年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个共产党人的美国观”，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
一、只要加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都受我们欢迎的友邦”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兴起，开始成为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具体讨论了法西斯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决定实行“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国际这一策略转变，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据此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仅呼吁国内团结抗日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的外交新主张。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制造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进一步暴露它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有必要调整党的对外政策，在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时，需要利用其他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开展斗争。会议预言：“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尽管英、美等国仍旧“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但它们明显地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而美国几乎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瓦窑堡会议放弃了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首次把德、意以外的西方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和日本相反对者，如“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美国；一类是与日本相妥协、但可以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者，如妄图“求得日本的某些让步与妥协”的英国。会议提出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应当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
瓦窑堡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分析美国、英国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入手，进一步提出中共应该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他指出，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现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转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因此，不仅在华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出现了裂缝，“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及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显而易见，在共产国际七大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以及阶级关系也有了新的估计，开始提出有可能和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无疑，这与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中共对外政策相比，是一个重大转折，实际上意味着开始放弃过去长期坚持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而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主要领导人开始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宣传这次会议确立的新的对外策略方针。1936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在给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指出：“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
这年1月28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在同《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外交方针，指出：“我们当前的死敌既是日本，则只要对我们反日战争能守善意中立的，都是我们的友邦，我们都乐于和它成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显然，这里的“友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苏联。从有据可查的资料看来，这是中共领导人较早对苏联以外的国家提到“友邦”一词。在这次谈话中，王稼祥还提到中国尤其有“与各工业先进国提携的必要”，明确表示“凡与我友好的国家，中国苏维埃政府并愿意和它订立平等的经济协定，废除不平等条约”。无疑，这里的所谓“各工业先进国”，首先应该是指英、美、法等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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