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诺的上述谈话，还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和特征的苏维埃革命，随着中日这一主要矛盾的逐步上升，正在为民族抗战所取代。瓦窑堡会议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在致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视野下，来认识美国和外部世界，就是一个明证。
　　继斯诺之后，从1936年中到七七事变前夕，毛泽东先后接待了史沫特莱（AgnesSmedley）、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HelenFosterSnow,NymWalesSnow）、维克多•基恩（VictorKeen,《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厄尔•利夫（EarlLeaf,合众国际社记者）和托马斯•毕森（T.A.Bison,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0wenLattimore,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菲利普•贾非（PhilipJ.Jaffe，美国《美亚》杂志主编）等五批西方记者，向他们反复阐明了中共的内外政策。
　　抗战爆发前夜，毛泽东主动向英美等国新闻记者敞开大门，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破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新闻封锁，使外界了解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行动实际上成为中共开展民间外交的起点。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休梅克（KennethShewmaker）后来所说的那样：“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那曾经是偷偷摸摸地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涓涓细流，已经汇成了一条交往的滔滔大河。以前的神秘所在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地方。”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重申了与斯诺谈话的内容，即要进一步区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他再次强调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英美等国结成“友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他分析指出，这种联合阵线既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就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因此，“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在希望早日与这些反战国家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仅仅依靠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九国公约是不够的，还必须缔结新的条约，这种新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无疑，这种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缔结新的条约的对外政策，与过去开展“世界革命”和国际斗争的策略方针有了深刻的变化。对此，毛泽东解释说：共产党人决定实行上述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最后，他驳斥道，“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
　　还要看到，当时西方列强对中日问题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毛泽东对它们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其时，英国保守党政府与日本正在进行妥协谈判，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对此，毛泽东指出：“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则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亲善态度，认为“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不久，他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指出“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战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的，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这些观点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美国比其他西方列强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热情，也确实非比寻常。这不仅与美国在抗战前夕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有关，而且也与毛泽东青年时期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有关。此后，他在提及西方各民主国家的时候，虽然仍照例把英国放在美国之前，但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英国。因此如果说他是把苏联视为“良友”的话，那么把美国则视为最重要的“友邦”。
　　1937年5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已经成为党内的热点问题。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厘清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并对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为此，他强调：中国不但应当继续联合苏联，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谈到一个著名的观点：“天下的乌鸦不是一般黑的，理由就是其黑的程度颇不一致。”他认为，尽管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质是一样的，但今天还没有到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算总账的时候。因此，“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其中特别应该学会的是，“在适当时机集中主要力气打击最坏的敌人”。
　　毛泽东等人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目前决不是和一切帝国主义算总账的时候，必须注意把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善于利用它们，以便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服务。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放弃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作法，努力促使它们与中国共同反对日本。以上这些认识，虽然仍然带有策略的考虑，但一旦摆脱了过去僵化的开展“世界革命”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认识框架的束缚，必将对中共深化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实施统一战线策略，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美国观的发展走向，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