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34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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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在是中美两国“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欧战爆发的几年间，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朝着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阵线逐渐分明的方向发展，但在其演变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形势的不稳定与复杂多变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受美国对中国事务一度采取“孤立主义”和妥协、观望、摇摆态度的影响，出于防止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出现，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进而到批判的发展历程。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难当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把实现与英美法苏建立某种形式的反日同盟视为当务之急。由于自身难以直接开展抗日外交工作，因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大声疾呼，敦促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外交。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强烈呼吁国民政府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同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8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重申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共的努力很快取得实际的成效。国共两党在日本要迅速灭亡中国的危急关头，终于达成团结御侮的共识，着手开展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给中国的政治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中共的政治策略主要是围绕着统一战线这个中心而制订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以及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必然围绕着这一主题来展开和发展的。
此时，远东局势因日本企图以武力独霸中国而日趋紧张。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刻，英美等国根据各自的利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作为华盛顿体系的营造者和受益者，它们共同的反应是：一方面，要约束日本，使其行动不致彻底破坏以华盛顿九国公约为蓝本的远东旧格局；另一方面，只要日本的行动不危及它们在中国的根本利益，它们暂时可以听之任之。因此，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关注各国所有的重要武装冲突，并表示“世界上的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利或义务”。但是，他仍然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不使用武力”，应“信守国际协议”，“通过和平谈判与协商的途径，调整国际关系中的有关问题”。
此后，由于日军开始将侵略矛头指向美国在华的势力范围，这使得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不能不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比作“全球性肆无忌惮的疫病”，认为美国民众不能幻想在这场“瘟疫”中能够幸免于难。他呼吁国际社会“作出一致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以“防止疾病蔓延”。第二天，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有关规定。但是罗斯福的演说很快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上来自英国等国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不得不缓和语气，表示前此的演说重点在：“美国正在积极地寻求和平”，“根本没有必要使这种办法（隔离）同保持中立背道而驰”。
对于上述情形，毛泽东很快作出如下判断：英、美、法等国政府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只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际的援助；而国民党对其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政策，也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
即便如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然希望通过舆论影响英美的对华政策。这年年底，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希望英美关注中国问题。其中11月24日的社论题为《英美还能忍让吗？》，公开呼吁英美等民主国家，尽最大努力“来援助中国抗战”。12月20日，针对美国桐油借款和英国对华借款，该报再次发表社论，认为这两笔借款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英美两国对华援助和制裁日寇侵略，走到采取并决定了具体办法的路上”。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对美国确实寄予厚望。1938年2月，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起对“美国的感想”时，毛泽东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进一步联合对敌”，说明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它们对中国的口头声援，而是希望能够拿出实际的支持和行动来。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呼吁，建立中美两国和其他各国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由口头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进一步转变为实际行动，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
同月，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指出：“这个大会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他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国内反战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少数坏人算总帐的时候”。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对苏联充满信心，而且对美国也是如此，认为“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会来鼓励与援助中国的”，“有一天苏联会是日本的直接对头；美国也会干。”
这年5月，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景充满信心:“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然而，问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桐油借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并未采取更多的实际步骤援华抗日，它的“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一时也没有改变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随后尖锐地批评西方主要国家的妥协政策，主张自力更生，强调对英美等国不要寄予过高期望，自然不难理解。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从抗战爆发至此，围绕中日战争展开的远东国际关系已经逐步明朗，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次会议上，刚刚取得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对于抗战一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总结，并提出一系列适应形势发展的应对措施。
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具体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中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德意日法西斯的扩张的特点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这就使西方大国产生了绥靖政策，“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它幻想依靠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种“怯懦妥协政策”，必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当然，毛泽东在这里也注意把美国与英国做了某种程度的区分，指出随着“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第二，由于“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围绕着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苏联和英美法都把解决欧洲问题放在它们对外政策的第一位，东方问题“暂时放在第二位”。15个月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尤其是“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与此同时，他也强调，“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足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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