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好“美国牌”，制止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军对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等20余个国家从此正式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行列中。11日，德意日三国签订《联合作战协定》，世界两大阵线已经壁垒分明。次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法西斯。26国签订的联合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42年初，当中国的对日作战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美国很快宣布给中国国民政府贷款5亿美元，并派史迪威（JosephW.Stilwell）担任美军驻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于3月来华后，在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Davis）、谢伟思（JohnS.Service）等人的协助下，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互信关系。这为中共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毛泽东的美国观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
　　早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毛泽东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12月9日，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现在“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应与英美和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其中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为了达到战胜日寇的目的，中共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的抗战力量。
　　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使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颇为乐观，尤其是对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线颇感振奋。当时党内普遍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地加以分明了。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等二十余国为敌，而德意侵略国经过六个月的对苏作战，其锐气已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目前乃是中国与英、美、荷协同作战积极准备反攻的良好时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的国内形势并不像国际形势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乐观。国民党军队从3月份起，对中共再度发动政治和军事摩擦。据周恩来的统计，仅1个多月，类似的事件便发生了100多起。由此，他认为：目前形势，日苏战争如果爆发，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可避免，且必然走上高峰。
　　在4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发言。他估计：蒋介石目前的政策是外松内紧，正在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对我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为此，中共中央很快就秘密下达了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并部署好军队以防万一。
　　然而这一策略准备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很快便作出了调整。1942年5月26日，英国进一步与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英同盟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承担义务在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相互给予经济援助，并共同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经济繁荣。6月11日，苏联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使用原则的规定》，强调美国将继续向苏联提供物资、设备和情报，苏联亦应向美国提供同样的援助。
　　英美苏三国关系的这种变化，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对于整个国内外局势的认识和判断。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变了，正在积极援助苏联。6月26日，他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
　　7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苏英美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31日，他在另一份电报中指出：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这是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的一个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
　　正是基于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这种新的估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公开的和缓政策，重新提出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主张。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的口号。
　　就在中共领导人积极改善国共关系时，国民党方面也在盘算英美苏对华态度新动向对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蒋介石乐观地估计，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内部政治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1943年3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及其军队，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建国方案。此后不久，国民党又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鼓噪中共也应该解散，掀起了攻击中共的宣传浪潮。与此相对应，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频繁调动，西北地区国共对峙的形势堪称剑拔弩张。
　　国民党方面制造的国共危机，使毛泽东深受刺激。他一方面紧急动员全党全军，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求宣传部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在人民中、在党和军队内部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另一方面，吸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加紧对美苏的外交活动。毛泽东认识到，美苏都不赞成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紧张之际发生内战，因此加强与美苏特别是美方的联络，打好“美国牌”，将会极大地有助于在此次国共危机中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
　　1943年7月4日，毛泽东在给董必武的信中，指示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立即向外传播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消息，“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发动制止内战运动”；6日，针对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七一社论并派人来报馆监视一事，他又指示董必武，应立即将有关情况向外传播，“尤应即发英美使馆”；9日，为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他指示彭德怀除做好军事准备外，还要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斗争，将有关情况传播到西安、重庆等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中共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美国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给美国政府作了汇报。
　　中共的外交努力，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7月7日，美国记者就蒋介石派部队包围八路军和不允许《新华日报》发表七一社论等情，当面质询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使他无言以对；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起草了题为《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帮大不满意》的新闻稿，声称：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大不满意。由此，国民党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以及宋美龄等人在美国屡屡遭受质询。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总结了近期的外交工作，指出：“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疑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他还乐观地估计：“内战危机似可克服”，“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取得极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