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你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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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词方面的远离传统也是使新编京剧不伦不类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对京剧唱词的要求本不高，对“地埃尘”、“马走龙”、“女天仙”之类的词句都能不置一辞。但新编京剧在这方面却做了大量让人啼笑皆非的“改革”工作。写出来的词好像很有文学性，其实不过是一些极度概念化的意象的组合，几乎都是“不畏艰辛攀上峰顶”之类。不但如此，更是拿肉麻当有趣，像《宝莲灯》中一口一个“莲花”，《铸剑情仇》中一口一个“小哥哥”，完全不管观众起鸡皮疙瘩。另外在《宝莲灯》中有几句非常浅显的对话中突然出来了一个“置喙”，让人觉得不是实在找不着词凑辙就是故意想掉掉书袋子谝谝学问。刘彦昌居然唱出了“见过了多少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不能不让人说这个刘彦昌是个流氓，是一只“戴着儒巾的狼”。本来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直标榜“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个古代文人不但“偷窥”过很多“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而且总是把它放在嘴头上炫耀，不是流氓是什么？相比较而言，《宝莲灯》的文词还算是好的，去年一些北大中文系的朋友———绝绝对对纯纯粹粹的外行，希望了解一些京剧———去看《铸剑情仇》，出来之后对我说第一感觉是这剧场的音响真棒，第二感觉这出戏的文本太差了。恐怕大多数青年观众对新编京剧的文本都会有这种看法。本来，编导们之所以拒斥传统京剧的文本模式，一是嫌弃传统文本的粗糙与语体上的缺陷，二是希望用一种更能为当代青年接受的文辞形式，但恰恰事与愿违。归其原因，依旧不外乎不能把握京剧本身的特点和文学上的功力不够。本来文学之极至乃是极度绚烂之后所归复的平淡，而且由中国人看京戏的“戏者戏也”的态度，使文本本身的作用只不过是传达必要的信息，以让观众了解情节为目的，所以诸如“不由老夫咬钢牙”之类的词句大量存在于京剧舞台上，而且广泛被观众接受（唱词的设计甚至不如丑角的插科打诨精细）。从另一个角度说，京剧文本的这种通俗化本身带有另外一种似乎外人很难体会的“雅”。“一重恩当报你的九重恩”从文法上几乎是不通的，“被黄土埋却了无价宝珍”纯从文学上讲也并不是什么绝妙的笔法，但是这种词句传达给观众的感情信息竟是如此是强烈，与戏曲本身的情节与角色的感情基调竟是如此的协调一致。看来，新编京剧的编导们需要从传统中吸收的营养实在还有很多很多。
新编京剧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表演体系的西洋化，这其中包括演员表演的西洋化与舞台设计的西洋化。先进的声光电技术的大量使用无可厚非，但所有诸如《宝莲灯》、《铸剑情仇》等等，很大程度上这些现代化科技的运用搅和了戏剧本身。我们无意重提一位老艺术家的“你们在舞台上又刮风又下雨，让演员干什么”的旧话，但是如果舞台上不该有的东西太多了，确实是很影响演员的表演的。中国人对于戏的态度一向是“戏者戏也”，上山可以两步就到山顶，但是开门却必须细细致致地把每个动作都做到位；虽然马只有一个马鞭，船只有一只桨，但骑马、上船的动作却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中国戏。像《铸剑》里边，真做一个大鼎，上面摆出三个人头来打架，这在真正懂戏的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另外《宝莲灯》中梅山七圣上台，一人手里拿着一个表示本人原形的牌子，牌子上是猪头羊头什么的，真让人可发一问，脸谱是干什么用的？演员的形体语言的干什么用的？可以说，如果请现在的编导们排《红鬃烈马》，是必然飞上一只道具鸟；而排《借箭》也是必然满台飞箭。如果原戏就是这样，那几十年前就早已绝失传了，因为没人看。更不要说《宝莲灯》最后一场从开场一直到华山老母一大段唱唱完才结束的满台飞雪加上呼呼的风声，效果倒是很逼真，可是那一大段唱却被压了下去。
舞台艺术不同于电影，舞台艺术毕竟有它自身的局限和特点。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绎人世的悲欢，本身就不可能完全和真实等同。于是舞台上才有了，并被大众接受了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至于京剧，更是不单观众和戏本身有距离，演员和戏本身也有距离，演员和观众之间却没有距离。换言之，观众和演员之间达成了一种对于和戏本身的距离的认同，这种认同更是达成了演员和观众之间对于认同戏曲表演虚似化、程式化的默契。一旦无顾忌的使用先进科技，不但打破了这种默契，而且绝难建构一种新的默契———舞台本身的局限决定了无论怎样的技术也不能达到与生活完全等同。于是在观众看来，只剩下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