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59
张爱玲传59
这些性格特点，依我想，是与自张爱玲所出生、成长的贵族家庭及洋场生活氛围深有关系。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生来即在锦绣丛中，不曾经过艰难生活的磨炼，在理解苦难理解人生方面很难摆脱先天的欠缺，而理解才是同情的基础，有了同情的理解，才可有对正义、良知的感受；另一方面，富家子弟往往生长于利益纠葛比较复杂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世态的凉薄，可能较平民子弟感受得更为深切。张爱玲自己的生活典型如此。譬如，她父亲曾经算计她母亲的财产，她姑姑因遗产的纠纷与她父亲少有往来，甚至她父亲死了，她都没有兴趣去看最后一眼。从这两方面看，张爱玲纯粹个人性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真正遵从我们内心真实声音的生活才是我们值得去过的生活。何况她坦率、真实，从不讳言自己的这类想法。然而她后来又成长为那样一个富于天
才的作家，与这种性格不是没有关系的；而她之创作的局限，她的婚恋，
她的遗世孑立的晚年，更与此有着难以分割之联系。
这是理解张爱玲的一个入口。“我向来很少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女人》）她在临时医院做看护的一段经历最能见出这一点，亦属她的“香港经验”的一部分。
张爱玲在医院里主要是上夜班，尽管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但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她还是欢喜的。她所要做的，无非是病人的大小便，碰到这样的时候，她们也只须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盆”，或是“三十号要溺壶”，然后自会有人来料理。她们照旧坐在屏风下看书去。
然而唯一遗憾的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有一个病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给她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那人痛苦到了极点，整夜叫唤着看护：“姑娘啊！姑娘啊！”声音悠悠长长，有腔有调。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那人仍叫唤不停，终于把一房间的病人都吵醒，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张爱玲这才不得不走出来，阴沉沉地站在他床前，问他：“要什么？”病人想了一想，呻吟说：“要水。”张爱玲告诉他厨房里没水，又走开了。病人叹口气，过了一会儿又叫唤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姑娘啊**”张爱玲不再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