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61
张爱玲传61
不可靠的理想与计划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了泡沫。张爱玲志向高远的读书计划就这样意外地终结了。这怎么能说不是命运呢？她后来回忆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我看苏青》）但是香港大学的三年求学生活，给予张爱玲的东西仍然很多，尤其对于日后走上文学之路的她。首先，是为她此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成熟、稳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战时的香港经验，使她看清了一切浮华之下生命的质地。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
对于时代，她深抱着讽嘲、戏谑的态度；对于生命，她又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怀与哀伤。所以，她后来的创作总是融合着两种不相谐和却又参差对照的成分：乱世的苍凉与人性的飞扬。时代是荒乱的，遍布着磨难；而人生是短暂的、诗意的，人的生活就是要用那些短暂的一瞬、戏剧性的一刹那照亮长长的、黯淡的磨难岁月。这种成熟的理解已为这位乱世才女1943-1944年间在沦陷区上海的横空出世做好了准备。
其次，香港生活亦使她的个人性格趋于完成。尽管幼年时张爱玲也曾在塾师的指导下背诵过唐诗，也曾与弟弟在后花园荡过秋千，追逐过大白鹅，也曾经学习过钢琴有过“优裕的感伤”，但是这些因素都没有在她的性格里形成过主导性的影响。她深禀古典气质却没有大家女子的呆板与规矩，她喜欢一切热闹的事物却又不流于幼稚和天真，她敏感于生命的流逝却又未沦为一多愁善感的弱质才女。在她成长阶段中最起影响的，是她对自己“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的处境的意识。正因为这种
“惘惘的威胁”，她才特别追求一种完全的独立，经济上的、情感上的独立。她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她冷漠而独立，她对人无同情心与责任感，自己遭遇困境时亦从不向人倾诉或仰求什么。她完全依靠自己承担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亦只是她个人的。这在即将到来的1943-1944年将会非常清楚。1944年将会掀开张爱玲一生中最为恣扬胜意的年代。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住到了姑姑家，在赫德路192号爱丁顿公寓。
几天后，弟弟张子静知道了她已回上海的消息，就去爱丁顿公寓看望她。张子静此时已二十一岁，正准备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与姊姊三年多不见，他回忆当时见面的情景说：
三年多不见，姊姊的模样改变了很多。她长发垂肩，穿着香港带回来的时髦衣服，看起来更瘦俏高挑，散发着飘逸之美。（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
张爱玲和她弟弟已经不在同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