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之戴季陶的身后事1

戴季陶于1909年毕业回国,先后任《中外日报》记者、《天铎报》总编辑,因他坚决反袁言论激进,1911年春被官府通缉,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1912年,他加入了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回上海参与创办了《民权报》。1912年9月任孙中山秘书,后历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随后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戴季陶是我母亲戴永芳的亲四叔,我的外公是戴季陶的大哥。戴季陶从小跟我外公在成都读书,在戴16岁时,我外公变卖老家田产送他到日本留学。
　　一
　　1948年,蒋介石打算去台湾,他本人多次并请多方要员劝请戴季陶同去台湾,但戴都说“不必去”,他不愿意离开故土。1948年底,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邀戴季陶到广州小住,一方面休养,一方面再进行劝说,戴当时住在东园宾馆。时值我父母随考试院机关搬迁到广西梧州,路经广州,就到东园看望四叔。那晚戴季陶和我父母讲了一夜的话,第二天早晨父母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戴季陶,戴季陶将他们送到园门,并赠送给我姐我哥钢笔,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当我父母还在去梧州的路途中,突然传来戴季陶去世的消息,他们悲痛欲绝,根本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四叔就离开了人世。
　　1949年2月13日,《新新新闻》发表消息:“党国元老戴季陶昨晨病逝广州,于院长行前病榻执手诀别”,国民党中央立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民党各重要人员和各界人士前往灵堂吊唁,灵堂正中横悬蒋介石的挽联“痛失勋星”,14、15日在广州举行了公祭,15日祭奠完毕后,由戴季陶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乘专机回蓉。据《中央社》报道:“党国元老戴季陶在广州病逝,灵柩已于15日由中国航空公司专机运蓉,全市民众问讯,至为悲悼,下半旗致哀。于午后2时,即纷纷出城恭迎,迎柩人员有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在机场,各界代表在军校仪仗队、军乐队的礼仪中,举行了迎灵典礼,向戴季陶灵柩行了祭礼,读了祭文。随后,将灵柩暂时运到文殊院停放。灵柩在文殊院共停放了49天,这期间,省会各界举行公祭。戴的儿子戴安国先是赴奉化溪口,和蒋介石商议父亲的后事安排,然后又赴重庆,将暂厝在那里的母亲纽有恒的灵柩运回成都和父亲合葬。
　　《中央社》当时报道,“总统3月31日颁布命令:国葬戴季陶。”“4月3日,是戴故院长举行国葬的日子。全国下半旗致哀。在文殊院左殿灵堂,国民党中央委员居正、朱家骅、王陵基等代表中央党部致祭,四川省政府致祭文,礼仪后,在哀乐中,戴灵出殡。”另据《新新新闻》报道:“葬仪极为庄严隆重,行列首为持党、国旗之骑兵开道,陆军军队、党政军各界代表、各学校、团体、童子军等送殡行列,长达数里,凡所经过地方,人行道上观者拥挤,街口交通亦为阻塞……,出殡路线由文殊院经商业场、春熙路、东大街、西御街、出新西门至枣子巷,下葬在葬有戴季陶母亲的戴家花园。”
　　二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了。戴季陶的儿子去了台湾,女儿去了美国。戴季陶这个曾经的国民党理论家、国民党元老,还能安静地躺在戴家花园里吗?1952年,有人去枣子巷启掘了戴季陶连同母亲、夫人及二嫂、侄子一共五具棺木,几天后迁移到罗家碾,埋在河边的竹林中。当时我母亲每天都要悄悄去看,但不敢声张。直到棺木埋在了罗家碾,我母亲才在一天傍晚,来到戴季陶的坟前,捡了几个大石头置埋在坟前,作为标记。每年清明节,母亲总要和父亲,悄悄到坟地看一眼。
　　到了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因是戴季陶的医生,母亲是戴季陶的侄女,双双受到审查。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关进牛棚,受尽折磨。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自身难保,但还是会想办法偷偷地去看望戴季陶的墓地。
　　“文革”结束后,母亲和父亲心里一直想等待时机将戴墓修整一下,但时机还不成熟。随着改革开放,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了。枣子巷戴家花园的原址要扩建中医药大学,在挖地基时,发现了戴母黄太夫人的墓碑,我们家人闻讯前去清理,并拓片保留。这石碑做得很精美,上方是雕刻的多朵云彩,中段是蒋介石亲笔题写:戴母黄太夫人之墓。左侧是“世家子蒋中正”的字样。碑高有两米、厚一尺。我们想,或许有文物价值,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文馆所,文馆所的同志来看后认为无法运走,估计有一吨重,要大吊车来吊才行,而且也没有地方存放,只好放弃,最后埋在了新建楼房的地基下。
　　罗家碾一带变化也很大,母亲只是有一段时间没去看,再去时,那里的房子都拆了,竹林也挖掉了,原来的坟地也平了,找以前的标记——石头也没有了。母亲回家后给我们讲起,甚是痛心。那五棺坟在哪儿呢,她仍然常常去那里暗访。
　　三
　　1990年2月的一天,我家里来了两位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向我们了解戴季陶墓地的情况。母亲开始不敢说,公安局的同志告诉了我们找墓的起因。
　　原来是台湾的蒋纬国先生来信托他曾经就读黄埔军校时最好的同学、现任上海黄埔同学会会长李赣驹先生帮助,寻找葬在成都枣子巷戴家花园的戴季陶之墓。蒋纬国给李赣驹的信中还讲到,如墓地已被占用,他愿出巨资购下,重新修建。李赣驹会长找到上海市公安局,希望他们配合做好这项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到成都后,方知戴家墓地早已搬迁,现在根本不知去向。他们通过四川省民革打听到我们家属的下落,来向我们了解情况,但是又告之这件事不能向外透露,是保密的。我母亲告诉了他们现在墓地的情况,并说如果要保密,不向当地人打听的话,难以找到。
　　不久,我家又来了位四川公安厅的同志,说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回去汇报了情况,经上级有关部门研究,要四川公安厅协助。鉴于情况特殊,可以在小范围内找当地老百姓了解情况。
　　从1990年2月17日开始到3月2日,我们成都的亲属和上海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民革的同志一道多次到罗家碾走访当地年长的村民,请他们回忆1952年有五具棺木拉到这里安葬的情景。一位70岁的鲍大爷回忆说是有五具棺木从枣子巷迁到罗家碾腊家巷的,听说是考试院戴院长的。另一位45岁的村民王西正回忆说,记得在70年代时,生产队改田平地,队长让他带领一伙人开坟,开启之后,有两个棺木很好,就抬起来放在河边,一口棺木很大,是红漆棺盖,棺围是黑颜色,里面是一男尸,身穿黑绸衣服,其余三口棺材已朽,不能挖出,又就地埋好,那两具好棺就抬到河边埋了。3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高科长和赵同志、四川省公安厅李平彦同志一起到罗家碾找到上述知情人员了解情况并录音录像。3月3日,上海、四川的公安、统战、民革三部门经研究,决定立即起拾遗骨,因为再过一周,当地要填河重新开渠,河滩要修马路,推土机马上就要进场平地。当晚,公安厅同志来到罗家碾组织民工,并向他们交代了保密纪律。
　　3月5日一早,上海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省民革对台联络处的同志们和我们在蓉的戴家后代一同来到罗家碾腊家巷,组织的农民挖掘队已到场,上海市公安局的赵同志负责实地拍摄录像。
　　上午10时,村民王西正指导挖掘队的农民工在其回忆的墓址开始挖掘。我记得河滩地是石头多并在上面,土在下,农民们挖了很久,都没有动静。11时,终于在河湾旁挖出了第一堆遗骨,紧接着在其一米左右的地方又挖出一堆遗骨,头盖骨完好。接着挖了3米长,再没有发现其他遗骨。中午吃了饭大家休息了片刻,下午继续挖掘。在河坎小路旁、竹林里,又发现了一些遗骨,到下午4时,周围的锁定的地点全部挖完,有两个头盖骨完好,一个头盖骨分裂。挖启完毕,我们将骨头大致分为五堆,放在事前准备的盛具内,用红纸写上名字,排成一排后予以录像,而后将遗骨一一装进塑料袋内,由挖掘队队长王西正、我母亲和表哥戴孝密确认后,将五个小袋装进一个大塑料袋,放上警车,运送到省公安厅保存。
　　四
　　当年5月初,我表哥戴孝密接到台湾蒋纬国先生的电传,说是找到遗骨非常高兴,他建议将戴先生和钮夫人的遗骨迁移到浙江吴兴故居安葬。当时的情况是四川方面很想安葬在四川,我们成都的后代也希望留在成都,方便祭扫。于是我们多次带信到台湾,并多次和省委统战部、省台办、省民革等部门协商、交流、沟通,说明安葬在成都的理由。其最根本的一条是,戴季陶死后从广州送回成都安葬在母亲身旁,他们不能分开,成都有戴氏家族,而浙江已无后人。
　　直到1991年5月,成都的亲属还在争取将戴季陶的墓建在成都。6月9日,蒋纬国先生派他在大陆的代理人、好朋友祝康彦先生来到成都和我们亲属见面,见面会在位于实业街的省台办小礼堂进行,省台办有杜主任、刘主任参加。祝先生说:蒋先生对找到遗骨很高兴,叫我一定要来成都看望大家,纬国的意思是先把遗骨火化,火化以后最好是放在庙里比较好。我现在征求意见是,第一步将遗骨火化,黄太夫人及其他亲属在成都找个庙宇存放好,至于戴先生及夫人的骨灰,你们的意见也有道理,这次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商量好。
　　当时,我们家人都陈述了安葬在成都的理由,祝先生听后认为这样也可以,提出明天就到昭觉寺去看看,能否寄放骨灰和修墓,如果行,就把遗骨火化了先存放在那里。
　　第二天,祝先生在台办、大表哥(是黄埔二十三期学生)的陪同下,来到昭觉寺见到清定大法师,和他商谈了安葬一事。清定大法师曾是黄埔军校五期学员,他和戴季陶有着师生情谊,此事很顺利地谈成了。
　　6月11日上午,中央台办、四川省台办的同志和戴季陶在四川的亲属与祝康彦先生一同来到成都北郊火葬场,为戴季陶及家人的遗骨进行火化。在火化仪式上,祝先生代表在海外的戴季陶亲属讲话。他说:台湾方面知道今天10点钟,在这里为戴先生及家人的遗骨进行火化,他们在那边也要举行悼念活动。别人家办丧事哭哭泣泣,我们家今天是最高兴的日子,因为办好这件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感谢政府的官员,北京来的、四川的,为今天的事做了很多工作。戴老的骨灰我将带一部分到台湾,以便台湾的亲属和戴老的学生、友人祭奠,另一半骨灰及戴老的母亲黄太夫人、夫人钮有恒和其他亲属,就暂时厝放在昭觉寺庙中。戴老墓碑铭文我回去请人写好后修墓时带来。祝先生讲完话后,大家集体合影留念。然后将五袋遗骨送到火化炉火化。最先火化的是确认为戴季陶的遗骨,这还是在遗骨保留在省公安厅期间,公安厅将认为是戴季陶的骨骸送到华西医大做了鉴定,鉴定结果从性别、年龄、身高均与戴季陶本人吻合。火化全过程均摄影和录像,全部结束后,祝先生将戴季陶的一半骨灰装进一个骨灰坛内,用红绸包好,他手捧骨灰坛上了小骄车,直奔机场去了。其余骨灰坛由我们亲属和台办的有关负责人一同来到昭觉寺,存放在庙内。
　　五
　　祝先生回台湾后,很快就有消息来:蒋纬国先生接到戴季陶的骨灰坛后,在家闭门祭奠了三天,三天中不会见任何客人,三天吃素,在自己的小客厅内,翻看戴季陶的著作和照片,观看在成都寻找墓地的录像。
　　1993年5月,省台办杜主任因公到香港,约祝先生到香港会晤,祝先生应邀前往。在香港,就戴先生的安葬问题进行了磋商,祝先生代表蒋纬国先生全权委托四川省台办在昭觉寺内修建墓茔并尽快安葬。杜主任回四川后,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们,要我们协助有关事宜的办理。我大表哥是学美术的,又在省黄埔同学会工作,他设计了几种墓地的形式,有中式、有西式和中西结合样式,供昭觉寺清定法师选择。因为是在庙宇中建墓,要和庙宇中法师的灵骨塔风格一致,最后定下来是按佛教的样式修建。
　　6月1日,省台办杜主任和另一位同志作为官方代表,和我们戴老的亲属在昭觉寺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
　　1993年11月27日,在戴氏家族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为戴季陶夫妇在昭觉寺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早上8点,在成都的所有戴家亲属先一齐来到四川省台办,然后分乘两辆客车来到昭觉寺。杜主任介绍了墓地修建过程和将举行仪式的程序,接着大家来到存放骨灰的大殿前,将戴季陶和夫人的骨灰坛取出放在供台上,祝先生从提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精美的骨灰盒,捧到戴季陶的骨灰坛旁边,把骨灰坛打开,再打开骨灰盒的盖子,迅速将坛内装的骨灰放进骨灰盒里,与从台湾带来的骨灰一并装好,盖上盖子。然后由从东北特意赶来的戴季陶孙子戴定远抱着骨灰盒,祝先生抱着戴夫人钮有恒的骨灰盒,到新修建墓地前的供桌上放好,祝先生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幅横幅铺挂在供台前,上面书写四个大字“唯心是佛”,落款:蒋纬国。然后他又从提包里拿出两面国民党党旗在骨灰盒上铺了几下,但最终没有盖在骨灰盒上,而是放进了骨灰盒内。
　　上午10时,安葬仪式正式开始,祝康彦、戴定远、戴永芳、戴汉英、戴孝密面对灵塔,双手合掌,默默悼念,这时昭觉寺的佛门弟子开始做法事,为亡灵超度。清定法师坐在轮椅上,由一位弟子慢慢地推着来到碑前,口中念着经文。在念经声中,戴季陶的亲属们,下跪叩首,起立膜拜,点烛上香,献花祝愿。然后由佛门弟子将骨灰盒放进墓穴内,清定法师将花瓶插的孔雀毛拿出,将水洒在骨灰盒上,并绕墓一周,再次洒水在骨灰盒上后慢慢离开。工人封好墓,在诵经声中,戴氏后代一家一家向戴墓跪拜,完毕后在墓前和祝先生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