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聂政与文人蔡邕
刺客聂政与文人蔡邕
聂政,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但在一般人眼里,聂政的名气却远不及同行荆轲。原因很简单,聂政最后一“刺”的对象是默默无名的韩国丞相侠累,而荆轲刺的是大名鼎鼎的秦王嬴政。不过,在一些文人学士心中,聂政一点不逊荆轲。蔡邕在《琴操》一书中曾对他大加赞赏,郭沫若还根据聂政的故事写了一部历史剧《棠棣之花》。
聂政很好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则。
《史记》中有关聂政的记载很简单: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廷争结仇,潜逃濮阳,闻聂政侠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与聂政结为好友,求其为己报仇。3年后,聂政刺杀侠累成功,在重围中持剑自破其面,挖眼,最后剖腹自杀。因为死前毁了容,韩国刑侦部门无法知道凶手是谁。此时,聂政的姐姐出现了,一眼认出弟弟的尸体,痛哭后,撞死在聂政尸体前。
相比嬴政,聂政刺的只是个小人物侠累,却能流芳百世,原因就在于结尾让人撕心裂肺,展现出一种东方独特的悲剧美。聂政震撼人心、刺激感官之处在于刺杀成功后,面对重围,他首先想到的是死后不连累他人,用自己的剑毁自己的容,这需要何等意志力?别说欧美人会感到不可思议,习惯于剖腹的日本武士大概也会自愧不如。
东汉文人蔡邕在《琴操》一书中也记述过这个故事,但内容改动很大。聂政刺杀的对象变成了韩哀侯,刺杀原因变成了聂政之父为韩哀侯铸剑,因为超了工期被杀害。聂政长大成人发誓为父报仇,首次行刺未果,聂政逃入泰山习琴。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还击落所有牙齿,直到没有人认得出他。苦练10年,聂政重回韩国,藏利刃于琴内入宫,最后手刃仇人。之后的情节与《史记》描述相似,聂政自毁面容后自杀,其母认尸……
两个版本的故事,大多数人觉得《史记》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蔡邕要对史实进行那么大的改动呢?有人分析可能为了避祸,聂政刺韩国丞相,容易被认为是影射当时的丞相董卓,所以改成刺韩哀侯。也有人觉得蔡邕是出于艺术感染力的考虑,让故事一波三折,更吸引人。真实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已无从考证。不过,蔡邕的改编至少修补了“原著”的一些漏洞。
严仲子与侠累之争,纯属私人恩怨,无关国家民族利益。而且严仲子其实并没有把聂政当知己,从一开始,他结交聂政的意图就很明确,是要让其为自己卖命。因此,聂政刺侠累更像黑社会性质的买凶杀人。改编成为父报仇,聂政单方面的“义”变成了纯正的“孝”,形象更为正面。
两个版本结尾的点睛之笔都是“毁容”。从故事情节看,《史记》中聂政毁容恐怕不仅仅为了姐姐,也是为了严仲子。聂政的姐姐认尸而自尽,固然令人钦佩,可是通过已经暴露身份的聂政尸体,很容易顺藤摸瓜抓出幕后主谋严仲子,这样一来,岂不是枉费了聂政的一番苦心?《琴操》中没有了严仲子这个人物,也堵住了这个逻辑漏洞。
看得出,蔡邕非常欣赏聂政的为人,聂政那种“纯爷们”气质确实是文人普遍缺乏的。
历史和蔡邕开了个玩笑,他最终也遇到了自己的“严仲子”——董卓。董卓当然是个坏东西,不过他对于蔡邕却有知遇之恩。
当初董卓招聘蔡邕是霸王硬上弓,明确表示不去上班就诛九族。所以,蔡邕必须去。接着三天之内三次高升,官至中郎将,封高阳乡侯。
大凡文人,当他的身份是老百姓时,常常表现出清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只要给他个科长,就立马被“招安”,变得“积极向上”。蔡邕骨子里也是渴望施展抱负的,所以虽然是被迫当官,也知道董卓不是个好鸟,却没有消极应付差事,而是时常进谏。但这些进谏不可能有什么效果。董卓本来就是扶不起的烂泥,蔡邕的最佳选择,其实应该是装傻,让董卓觉得蔡邕是个书呆子。假如蔡邕在这一时期,一心研究他的史学、文章、音乐,不那么卖力地参政议政,结局也许会好得多。
董卓被杀后,王允这样的“造反派”自然欢天喜地,众多“墙头草”也跟着“随喜”。唯有蔡邕垂头丧气,怀念对他很够意思的董卓。结果被王允杀了。当时不需要写审判词,否则罪名只能写成“面部表情不恰当罪”,可能还会比后来的“莫须有”更出名。
既然死已经不可避免,蔡邕如果痛痛快快,慷慨赴死,那么后世之人虽然会觉得他迂腐,起码也会敬他是个“纯爷们”,与聂政有得一比。然而蔡邕却可怜巴巴地乞求王允,只要留他一命,黥首、刖足都可以,以便让他续写《汉史》。这时候他不学聂政,要学司马迁了。可惜恰恰这个请求吓着了王允,担心他在史书中把自己写成反面人物,于是杀心更坚决了。
蔡邕之死,非常窝囊,是一种很书呆子的死法。虽然都是“士为知己者死”,但他死后的名声远不及聂政,除了受董卓牵连,他身上着实缺一种气质,阴柔有余,阳刚不足。
粗人聂政与文人蔡邕,他们有个共同点,内心都有一个“义”字。不过性格决定命运,聂政展现了震撼力很强的悲剧美,蔡邕的悲剧,却只能让人叹口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