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枭雄杜月笙79
上海枭雄杜月笙79
1932年3月，杜月笙、黄金荣同时受聘为国民政府国难会议的会员，结果因为不满意此次会议不许讨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问题，杜月笙和几十名会员一起，抵制了国难会议，并联名签署了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
不过杜月笙并没有走得太远，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得罪蒋介石。史量才就不同了，无论蒋介石还是国民党，都是他旗帜鲜明的批判对象，为此他不惜重金请了鲁迅来写文章；甚至他还在报上刊登《围剿评论》，公开批评对红军的“围剿”。这样长期下来，蒋介石的观感可想而知，只是苦于史量才有租界保护，拿他没办法，但也一度下令禁止过《申报》的邮寄。
1933年底，事情进一步恶化。起因是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他通过关系以中文版设法发表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这件事，令蒋介石尤其震怒。
这一切杜月笙心知肚明，为了缓和两人间的关系，当选为红十字会常务理事后，1934年10月，杜月笙约了史量才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这次会面并不愉快，双方有如鸡同鸭讲，完全谈不到一块儿。据说最后蒋介石急了，警告说：“我有几百万军队！”史量才则回了一句：“我有几百万读者！”两人于是不欢而散。
蒋介石起了杀心，便吩咐戴笠去办。戴笠本想在租界下手，想想还是不值得冒这个风险，打听到史量才经常会去杭州，就把这个脏活儿交给了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杭州站负责人、杭州警察局局长赵龙文。
戴笠和杜月笙的关系堪比刘关张，他们俩之间的故事，我们以后会细说。杜月笙知道此事后，千方百计向蒋陈诉，讲明各种利害关系，苦苦劝蒋不要动手，并保证由他出面来约束史量才，促成蒋、史合作。
蒋介石被杜月笙说动，当即通知戴笠暂缓下手。此时史量才正在杭州养病，戴笠早已派人买通史家的女佣，掌握了他的车牌号及返沪日期和具体时间。接到蒋介石电话的时候，正是史量才返沪的前一天晚上，戴笠立即给赵龙文发电报，命令终止暗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