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枭雄杜月笙124
上海枭雄杜月笙124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标准的书呆子，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高宗武，浙江乐清人，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是中国现代有名的“日本通”。因在《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的注意，193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
陶希圣，湖北黄冈人。抗战前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当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后成为国民党理论家，曾为蒋介石执笔写《中国之命运》一书。
抗战开始后，高、陶二人对抗战前途甚为悲观，相信汪精卫的“和平救国”运动，做起了汉奸，参加了汪日谈判。高宗武到达东京，在近卫首相处看到了“中日密约”，发现这个密约比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还狠，纯粹是要灭亡中国，根本无所谓“和平救国”。苦闷之下找到了在日本的黄溯初，老先生说：“你又要反正又要安全出逃上海，还要不被国民政府追究，能够帮你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了来龙去脉，高兴地说：“采丞兄，事关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多住几日，我去重庆面见蒋委员长报告。”经由张群联络，蒋介石指示杜月笙“迅速返港、秘密进行”。飞机返回香港途中，遭遇日机追逐，上下颠簸，造成了杜月笙的哮喘病。
飞机到达香港，杜月笙睡担架回到寓所，紧急招来徐采丞交代两件事：一要让在日本的黄溯初先生火速来港，二要万墨林不惜一切代价将高宗武及其家眷安全送到香港。黄溯初来港后，把汪精卫的“中日密约”讲了个详细，杜月笙说“写出来我带去重庆”。1939年12月31日，汪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签订，高宗武计划盗走原本再走。最后是高宗武的妻弟把密约拍成胶片，带到香港。
陶希圣这时任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看到条约大吃一惊。日本把中国分割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五个地带，确定台湾和海南岛为日本的军事基地等。陶希圣的心从头到脚都凉了，称病不出，拒绝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