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考试” 邓小平和法拉奇

    试题：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方式：开卷，一问一答，即席采访。

    监考人：人民和历史。

    出题人：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

    答题人：邓小平。

    时间：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

    地点：中国北京，中南海。

    得分：（看完本文你就知道了。）

    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西方观察家说中国正在“非毛化”。《人民日报》首次明确界定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６日，邓小平在设宴招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纳塔跟邓小平说：“不少意大利人都见过你。你１９８０年同我国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非常精彩，已收到你的文选中，我们都拜读了。”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考试？！

    一个记者的采访被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喻成“考试”，这是少有的。尤其是对这个让赫鲁晓夫也害怕的被西方人誉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来说，更是语出惊人。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考试。一场特殊的考试。

    这场考试对当时已经７６岁的邓小平来说，确实是一种对自己政治智慧的挑战和考验。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却别无选择。他要给历史一个科学的回答。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这个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考官”呢？邓小平又是如何通过考试的呢？

    要解答这么多的问号，我们还得把目光回溯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打倒“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１９８０年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

    这年的７月３０日，在北京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当时，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国外比中国国内还要大。这就是长期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同时另外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由于标语牌过于巨大，拆除过程中还动用了吊车、卡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和行动？

    尽管此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几乎遍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各个单位各种部门，已经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毛泽东的画像被取下，塑像被拆除，语录被涂抹覆盖。据说，因为一些塑像极其高大坚固，在拆除过程中还使用了炸药。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尤其是西方社会观察家们的注意。但７月３０日北京的行动，在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时间传遍了西方世界。

    北京！的确与众不同。中国的心脏，她的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况且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会议大都在这里举行的地方，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从这里取下的举动，怎么能不引起世界的震动？！

    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们似乎从中共这个从地方到中央的行动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正在“非毛化”。

    而让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也就在７月３０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党内对此作出的一个正式解释。而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悄悄进行的行动，或许就是贯彻这个《指示》的一次带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毛泽东画像、语录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国结束了一个“以激情狂热开始到悲愤哀痛落幕”的时代。

    中国清楚，世界清楚。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中国需要前进，需要复兴！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不令人猜测或者思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与２０世纪中国的命运，已经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提法被抛弃、那些被遭年毛泽东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敏感的西方观察家得出他们所谓的“非毛化”结论。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国内，自１９７９年春天，也开始了一股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于是，西方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国外的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其实，邓小平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思考已经很久很久了。

    早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１５日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计２１２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１２月１３日，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快结束时，邓小平就“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列主义。”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是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１２月１５日圆满结束。这次会议为三天后的１８日至２２日召开的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会议再一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针对西方“非毛化”的论调，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明确界定了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这年的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作出了精辟论述：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权威性的评价，是当务之急。

    经过商议，评价将采取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要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总结。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邓小平说：“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像一个设计师，掌握着每一个环节的进度，直接指导着每一个细节。到１９８０年秋，《决议》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

    这个时候，邓小平认为公开发表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该以什么方式将这一权威评价向外公开发表呢？

    邓小平有自己的考虑。

    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自然要深思熟虑。

    因为《决议》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要做出评价，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或许邓小平这时候想起了１９３６年，在当时国民党白色封锁的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就是通过西方新闻记者的笔，打破了国民党的１０年新闻封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以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那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此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闻名世界，而后来，共产党的这颗“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中共似乎也从此把与记者打交道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当中央需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声明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机构发布，而是选择通过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个西方记者面对面访谈来表明态度。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传统。

    那么到底选择谁呢？想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实在太多，这些人的名气自然不必说。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邓小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记者的名气，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与他能抗衡的厉害的对手。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大白于天下。

    这将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生于佛罗伦萨。１９４６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她的踪迹，曾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是这个意大利女记者的一贯风格。而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贯的风格，她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针对某个问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她就在文前单独写上，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得多。

    因为法拉奇这样的采访和写作风格，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接受她采访时，都曾被她问得狼狈不堪。就连能言善辩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叹息地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节，纵是凌云亦虚心。”或许这正是邓小平内心渴望的一种对自己智慧进行挑战的对手。既然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就应该再找一个最难对付的“考官”，难上加难，看谁能难过谁？

    所以，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或许不是因为她的名气。

    第一轮“考试”：面对法拉奇连珠炮式的提问，邓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在１９８０年的８月间，先后谈了两次。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法拉奇两进中南海。

    对这样的角逐，邓小平已经是成竹在胸。

    “考试”开始了。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法拉奇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触及到了２０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静悄悄的行动。

    “考官”发问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自若，回答得非常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的提问是非常巧妙的，这简简单单的提问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这样的提问真正的意图就是在含蓄地“逼问”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大问题。

    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从不绕山绕水的他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迂回的问题，自己先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复。

    邓小平接着说：“尽管毛泽东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的回答让法拉奇感到有些意外。她或许没有想到她苦苦寻求准备用迂回战术“挖”出的难题，邓小平主动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她心中不禁暗暗地佩服邓小平的胆识和气魄。于是，法拉奇马上又把问题更加尖锐起来，直接转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上。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都是五个手指。”法拉奇设置问题的能力确实不同凡响。

    显然，这也正是西方观察家们把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为一谈了。而这也恰恰正是邓小平需要向整个世界发布的。

    邓小平明确地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接着，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回顾。

    邓小平说：“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一边缓缓道来，一边平静地抽着烟。在袅袅的烟雾之中，一个胸怀远见卓识、从容大度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女记者的眼睛里越来越清晰。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泽东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那么，在后来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为什么又遭受了严重挫折呢？是毛泽东思想不管用了吗？邓小平没有回避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不等法拉奇提问，就干脆一口气讲个明明白白。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工作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的求实精神、宽广胸襟和坦诚品格感染着每一个人。在场的翻译和工作人员无不把尊敬的目光投向这个可爱可敬的老人。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邓小平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客观评价之后，又提醒说，“毛泽东主席晚年的身体不好”，这也与他犯错误有关系。

    法拉奇就立即抓住毛泽东身体这个话题，又提出了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譬如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于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法拉奇的接连几个问号像连珠炮一样，令人有些应接不暇。在这个满面笑容的女记者的温柔嗓音的提问之中，分明能听到一种金属敲打的声音。这样一问一答，不是考试胜过考试，不是战斗胜似战斗。

    酷爱打桥牌的邓小平真的找到了一个高手。而这正是镇定自若的邓小平内心需要的。他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１９６２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于是，邓小平又接着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根源。

    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提到林彪，这时法拉奇就问道：“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小平回答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说到这里，法拉奇又接着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事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一边说，还一边打着手势，最后还特别强调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情，邓小平是了如指掌的。当年赫鲁晓夫选择一个晚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时，他就在莫斯科。后来，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让邓小平“挂帅”出征，多次出征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舌战。对此，邓小平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也从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决不会让莫斯科的历史悲剧在北京重演！

    法拉奇又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邓小平在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的回答一说完，法拉奇就将话锋一转，突然问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她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这就是他的“罪状”。

    对此，邓小平回答得非常坦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接着，法拉奇又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这时，邓小平还深情地回顾了他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邓小平的一句反问，让法拉奇折服了。但她没有就此罢休，马上又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集体的力量。……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接着邓小平还谈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邓小平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并没有就此打住，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紧跟着上来了：“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法拉奇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西方观察家分析后预言和猜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虑。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法拉奇：“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拆毁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该吃饭了。

    第一轮“考试”就到这里。

    下一轮“考试”是两天之后。

    第二轮“考试”：邓小平给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给自己打了个“对半开”。

    两天后的８月２３日。

    法拉奇再一次走进中南海。

    这一次访谈，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不可避免地仍然会涉及到毛泽东。

    一开始，法拉奇的提问回到了邓小平个人身上。她问道：“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说，“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时，邓小平站在“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这个高度上进行分析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分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而对于开放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轻松的回答背后支撑着的是一个伟人的气魄！

    当法拉奇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邓小平谈到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后来，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在这次提问中，法拉奇问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她说：“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都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对此，邓小平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小平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我们不知道。”法拉奇回答说。

    邓小平就进一步解释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法拉奇的问题总是让你无法回避。

    “零分以下。”邓小平的回答更是没有丝毫虚伪。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静静地抽了一口烟，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法拉奇手中的采访本，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就这样，长达４个小时的两轮“考试”结束了。

    ８月２８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随后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做了转载，并发表评论说：“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还有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两年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他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邓小平顺利通过了“考试”，他的成绩如何？历史和人民都已经有了最好的评价。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拉奇的中国之行，邓小平与她两次畅谈，绝非是邓小平的应急之作，而是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经过周密思考的结果。

    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就在邓小平和法拉奇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谈话之间的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把建国后３０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邓小平还指出，“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的话。”

    而就在通过法拉奇“考试”之后的整整１０个月后，１９８１年的６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于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接着邓小平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１９４５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１９５名中央委员、１１４名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５３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这个“写作长达一年，中间经过４０００人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的讨论和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四轮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通过的情景。

    我想，４年之后，当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的时候，他之所以高兴地说他同法拉奇谈了七八个小时，给他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并深有感慨地说他“总算通过了考试”，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于世是血脉相连的。

    如今，这场特殊的“考试”早就结束并已经成为历史。为了中国的未来，邓小平在这场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考试中，到底能得多少分已经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以他清醒的睿智、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给现代中国和世界赢得了稳定、发展、和平与进步。

    邓小平以他超群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给历史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