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5
表弟.5
我说:“我也没想送给你。借你穿。这是我在兵团时发的,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不至于觉着穿了有损你的形象吧?”
他极窘一笑:“行。是借我穿,我就穿。”
我试探地问:“没事儿的话,今天干脆就住这儿怎么样?”
他说:“有点儿事儿。”
我不禁“噢”了一声。暗想肯定非比寻常的一件事儿了。
“我……我手臂上长了一个……肿物……”
“肿物?……”
他捋起了袖子。在他的左前臂,肘弯以下一寸处,静脉旁,明显地,凸起了一个蚕豆大小的瘤子。
我轻轻按了按,问:“疼吗?”
他摇摇头。
“发现多久了?”
“一个星期。刚发现的时候,才黄豆那么大。”
对这方面,我有一些常识。因为阅读各类医书,也是较主要的消遣的一种。
“我在你书架上,看见过一本关于癌的书。我想,我想借回去翻翻。不知道你那本书还在不在?”
我又接了按那肿物,与皮肤并不粘连,根部更大些。而且,隐埋得挺深。我轻轻推了推,推不动。显然较固定。我想像,那定是蜗牛状的一个瘤。凸起的是“蜗牛”的壳部。寄生在纤维组织或静脉壁上的,是“蜗牛”的“躯体”部分。
那绝非粉瘤。
亦非脂肪瘤。
他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当然是个瘤。”
他又问:“你看,会是什么性质的?”
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脂肪瘤。”
他说:“我倒不紧张,但是手臂发麻。”
我说:“那是压迫了神经。”
他笑了笑,说:“要是没什么大关系,我就不理它了。但……我还是想借你那本书看看。反正现在刊物上也没特别值得一看的小说,还莫如看点儿专科书,能获得些常识。”
他那笑,是怪勉强的。
那本书当然还在书架上。
我说:“那类书我翻完就卖了。其实你不看也罢。”
他愣愣地瞅我。
我说:“那我去给你找找。”
他说:“我和你一块儿找吧?我记得夹在哪一排书之间。”
我说:“书架我早又重新整理过。我可不愿被你翻乱了!”
说罢,我便抽身离开,去到另一个房间,将那本关于癌的书从书架上抽下,藏了起来。
回到他身边,见他的袖子仍未放下来,在瞧着他手臂上那个瘤。像猫研究一只玩具老鼠。
我说:“没找到。”
他那种研究的目光,转移到了我脸上。
我又说:“压迫神经毕竟不好。不能置之不理。我明天要到医院去开点儿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和我就个伴儿,一块儿去看看吧!”
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描淡写而又轻描淡写。其实我明天无须乎到医院去开什么药。
“有时间!我明天有时间!我一定和你就伴儿,正好有些话想和你聊聊……”
我的建议,分明的,正中他下怀。
他说着就站起来要走。我让他再坐会儿,坐到我母亲回来。他却不肯再坐了。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也不勉强他,将大衣披在他身上,和他约好在医院门口会面,凭他去了。
他走后,我独自翻起那本关于癌的书来。
纤维瘤——良性。
纤维肉瘤——恶性。常发生于前胸、前臂、血管和淋巴腺附近。并侵袭血管和淋巴腺,导致全身性转移……
我想,我不借给他这一本书,是对的。
在医院,咨询台让我们挂皮肤科。皮肤科的医生两分钟就把他打发出来了,说是应该看外科。我便要他到外科去等,又替他挂了一个外科。那时已经十点多了。外科分号台的中年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不是我,是我表弟,就叫他过去,挽起袖子让对方看。对方说,这看外科干什么?去看皮肤科。我替他说,已经在皮肤科看过了。是皮肤科让到外科来的。对方说,明天吧。都十点多了,给你分了号,上午也看不成了。我说上午看不成,还有下午呢!对方挺腻歪我们似的,扯过他胳膊,又看了一眼,百般厌烦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呀!不就是脂肪瘤吗?明天再来看死不了人!她是烦那一天上午就诊外科的人太多了,也许会耽误她中午下班。能推走一个是一个。我忍不住火了,说你是专家吗?你敢断定就是脂肪瘤吗?而“表弟”,却只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着。显然,到了医院这种地方,又碰上这么一个女人,他简直就不知该怎么对付,只有一声不吭了。那女人听了我的话,冷笑起来,说对对对,我不是专家。二楼有专家门诊。你们干吗不去挂专家号?外科这儿,每天分满一百号为止。正说着,一个人将挂号本和挂号单递给了她。她看也不看,拿起笔就写了一个“100”,递还给那人后又说,瞧,已经“100”号了吧!我看出她存心气我。我想我可别生气。生气就太照顾她了。也会使“表弟”不安。我反而笑了,扯了他的手说,多谢这位女士提醒,咱们挂专家门诊去!“表弟”跟随着我走了几步,骂了一句非常之难听的话。登上二楼,只见挂专家门诊的人,多到近百。排的队绕来绕去,顺着楼梯,又绕下了一楼。窗口立的牌子上写着——已预约到三天之后了……
我和“表弟”望而却步。
我听见他恨恨地嘟哝:“孙子才挂专家门诊!”
我直想哈哈大笑,但又怕被视为精神病,更怕他再吐出句容易招惹是非的话,或者竟无端地引起某些人们的众怒,又一把扯了他的手便走。
一离开医院,我就掏烟吸。我也觉得心头有股无名之火乱蹿,一阵阵往脑门儿拱。
他说:“给我一支。”
我说:“不给。你不会吸烟,就永远别沾烟味儿。”
他说:“你就当给我一片儿镇定药。在北京,我还没踏入过医院的大门,这次领教了。”
我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支烟,说:“医院就是这么一种地方,等一上午,看三分钟病。要不怎么叫‘看医生’呢?哪位医生三分钟还不够病人看的呢?”
他只将烟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儿嗅了几嗅,又还给了我,说:“不能跟你学坏。索瑶知道我吸烟该生气了!”
我故作诧异地望着他。
他说:“你这么望着我干吗?”
我说:“你感觉对了。男人总得多少体恤着关心着自己的女人点儿。”
……
我们约好,两天后再来。我说我需要两天的时间托托关系,走走后门儿。我向他保证两天后再来,会一切顺利的。他表示很信赖我……
两天后我们虽未挂专家门诊,但给他诊断的是一位中年的副主任医师。诊断结果是神经纤维瘤。不过诊断后面有一个不能完全肯定的问号。
问号使他忐忑不安。
我对他说:“别疑神疑鬼的。什么人都不会轻易下结论。最后的结论须经过切片和活检才能得出。”
他说:“那就意味着,还存在是纤维肉瘤的可能,对不对?”
我一愣,问他:“什么纤维肉瘤?我没听说过。你怎么知道也有这种可能呢?”
他说:“我自己买了一本有关的书。”
“……”
我不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出些他不必说我就懂的东西。
他一副坦然的,若无其事的,简直就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早已参透生命的真谛,到达了生生死死,有何涕哉的境界似的。
而我看出那不是真的。
看出了掩盖在无所谓下面的一派张皇失措的心态的紊乱。
这使我感到我像一个陪刑者。
外科手术室预约他两个月后动手术。
我对那司空见惯,真正到达无所谓境界的姑娘说,同志呵,请您替患者想一想,肿物(当着他的面,我避免说瘤,因为它太容易使人直接理解成癌)每时每刻都在继续生长,如果真是不良的东西,现在没扩散,两个月之后,岂不就扩散了吗?我们都应该加强点儿热爱生命的积极意识啊!她说,如果人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求照顾,她能热爱得过来吗?我早有所料。从小窗口塞入一本我新出的小说集。于是手术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又二十二天。她说是为我们夹了个“楔儿”,再一天也不能提前了。而我替“表弟”一再地说谢谢。
离开医院,走在路上,我试探地问他愿不愿到我家住几天?他先说不忍干扰我的生活规律。接着又说他喜欢独处和肃静。说全系的同学差不多走光了。宿舍里就剩他自己了,成了主人。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想几点钟起就几点钟起。想大声唱就大声唱。想写便写。想读便读。他说他想趁机会狠学一段外语……
我没强求他住到我家去。
我想,即使有“表妹”临行前的嘱托,扪心自问,我对他做的也算可以了……
但是我将他动手术的日子记错了。他比我记住的日子早一天来到了我家,托着左前臂。
我问:“怎么,竟是今天吗?”
他说:“是啊。”
我抱歉地说:“真是的,我记成明天了。本来我想陪你的。”
他说:“小手术,陪什么啊!”
我问他手术动得顺不顺利,他说还算顺利。忽然电话响了。是给他动手术的医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很负责任地打来的。在电话里说,“表弟”紧张得要命。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脸都吓白了。刚一打上麻药,就默默地流起泪来了。还说:“医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实话啊!我已经三年多没探过家了……”言外之意,如果不幸是恶性的,他要死在家乡……听对方那话,似乎包含着责备我的成分——既然是表兄弟,陪一陪的时间总该有的嘛……
我只能嗯嗯啊啊而已,不敢多说什么,也不便再问什么,惟恐“表弟”听到,又增加一重心理负担。
我和母亲没让他走。
他也没太坚持要走。
那天他就睡在我的房间。我看书。他也看书。我看英国作家卡内蒂的《迷惘》。他看《癌的早期发现和预防》。他自己买的并带来的一本。我把那本书他手中夺下,塞给他一本《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的传记。他翻了几页,说没多大意思,往枕头底下一塞,翻个身睡去了。我独自又看了一会儿,也觉得《迷惘》没意思起来,见十一点了,熄了灯。
第二天,我和母亲仍不许他走。他一只手洗脸,连毛巾都没法儿拧。一只手吃饭,连碗都没法儿端,怎么能让他走呢?
第三天,我们都躺在床上之后,终于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而且,是从索瑶开始的。是他主动开始的。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我也没对他说过一句诱发的话。我不想那么做,也不愿那么做。坦率讲,我根本不愿介入他们的事,更不想进而陷入。我认为那完全是他和她个人的事。觉得任何一种关心的表示和方式,都是不理智的。不明智的。尤其在与索瑶长谈之后,我打算在这件事上信守诺言到底。何况,这件事并非他手臂上的瘤……
“在你看来,我和她有几分可能性?”
虽然我明知“她”是谁,还是佯装糊涂地反问:“谁呀?什么事儿可能不可能的?”
就是这样开始的。
“索瑶。我和索瑶。”
回避似乎反而涉嫌,我想了想,策略地说:“事在人为。情感方面的事,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黑暗中,只能期待一纸化验单作最后的命运宣判的这青年,不得要领地沉默着。
我觉得我的回答其实等于没回答一样。
我又说:“睡吧!”
他说:“不困。”
我说:“我很困。我先睡了。”
他“嗯”了一声。
其实我一点儿不困。
我觉得在他终于产生了主动向人倾诉什么的时候,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未免太油滑。
我问:“你究竟喜欢不喜欢索瑶?”
他说:“喜欢。”
我说:“既然你喜欢她,为什么还要那样一次次伤她的心。”
他说:“我也不知道。”
“那么对她,对你自己,你又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我对她,还没她对我一半好……”
“不公平的事,到头来都只能走向反面。”
“她……她对你说过,我们的事情已经走向反面了吗?”
“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我不过是泛泛而谈。”
“有时候我很爱她,很感激她。但有时候我也恨她。”
“恨她?……”
“不是恨她这个人。而是恨她的无忧无虑。她也一次次伤害过我。她自己不知道。但确实伤害了我。常常是,当我对她的爱对她的感激,在我心里占了上风的时候,她无意中又用她的无忧无虑伤害了我。有一天她过生日,她请了十几个好同学玩一天。她不知道通过她爸爸的哪一位老下级的关系,居然搞到了一辆面包车,开到学校门口,接上大家去逛八达岭。而且,那些同学一路上的吃吃喝喝,她全包了。甚至还为吸烟的男同学们,一人买了一盒‘骆驼’烟。那一天她花费了将近二百元。那一天顶数她显得高兴。她说人生只有一个十九岁生日。她说她怕一过二十岁,就再也找不到十九岁那种仿佛永远是小女孩儿的感觉了。近二百元啊!一个暑假,我在黄山也不过只能挣六七百元。半路我借故离开,乘公共汽车返校了。当然,我承认我做得不对。使他们到处寻找我。她心里很着急。破坏了她生日那天的大好情绪。也使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扫兴。但是你知道我在公共汽车上怎么想的吗?我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解恨。像终于报复了你早想报复一下的人一样解恨。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总有一种报复谁一下的念头,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里。随时怂恿我恨某些人。暗暗诅咒某些人被汽车撞死。得了艾滋病,或者癌。或者因为某件事,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再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他们平时倒没得罪过我,更没侵犯过我,但是他们各方各面都优越于我。如果你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有时候你也会忍受不了的。你没被侵犯你也会觉得你被侵犯了。你没被伤害你也会觉得你被伤害了。你没被压迫你也会觉得你被压迫了。经常的,别人并没有存心讽刺你嘲弄你,可你说服不了你自己。你会觉得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行,就是存心讽刺你嘲弄你。你会感到时时处处受到了无情的严重的伤害。如同你经常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对索瑶,我真是又恨又爱。有时候我觉得,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什么主宰。它对我怜悯,将索瑶这么一个女孩儿,引到我面前,赐给我爱她的权力,和被她所爱的权力。可另外一些时候,我又觉得,冥冥之中那个主宰,其实赐给我的,似乎更是憎恨的权力和报复的权力。它仿佛经常对我说,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憎恨,那么你就更具体地憎恨这个女孩儿吧!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报复什么的冲动,那你就更具体地向这个女孩儿实行报复吧!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温柔和对我的安慰,还不及我伤害她之后所获得的快感大。我伤害了她,仿佛就等于是伤害了一切。仿佛能抵消一切对于我的伤害一样。但是那一种丑恶的快感却往往是暂时的,绝不会比你吸完一支烟的时间还长……”
我于黑暗中摸索到烟和打火机,迫切地吸了起来。真话有时候是很使人害怕的东西。有时候讲真话需要某种勇气,听真话也需要某种勇气。因为关于人的心灵的真话,尤其是关于人的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的真话,真是具有直指你自己心灵的力量。某些真话如同镜子,逼照出你原先不敢承认的,你自己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或曾也有过和依然有的什么。我自己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了,更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好。我吸烟,乃是为了使自己在黑暗中镇定,也是为了向他证明,我在虔诚地聆听着,并没睡着。我能理解他。我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历程。甚至,我自己也曾产生过向别人诉说的愿望,并且向别人诉说过。但是,与他的诉说是不尽相同的。我诉说得很细,软线条的。很细,其实便是很技巧的考虑。本能地,通过一些微枝末节的伪装,使人听起来,理解的成分多一些。于是可爱的成分多一些。最终不失可爱。既满足了自己诉说的愿望,也同时从别人那儿获得了宽恕。在这种情况下,连忏悔仿佛都是精致的、玲珑的。而他的诉说,却分明是硬线条的、粗糙的、直白的,摒除了一切微枝末节的,一语中的、赤裸裸。如果说也有忏悔的意味儿,那也是附带性质的。不,他似乎不是为了忏悔才诉说,似乎更是由于诉说才忏悔。或者,仅仅就是诉说而已。并不存在我所想到的忏悔不忏悔的因素……
黑暗中,他的语调很机械。
“我知道,她一定对你,也对大娘说过,我怎么怎么三番五次伤害了她。其实那不完全对。我的意思是,我总感到,我根本就伤害不了她。不错,我使她哭过,使她落过泪。但是,只要离开了我,几分钟后,她又是那么无忧无虑的。我嫉恨她,非常嫉恨她无忧无虑这一点。结果,我对她的伤害,又统统落在我自己的头上。这使我感到很不公平。我总觉得,她永远是优越于我的。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似乎都更是一种施舍。她对我越宽宏和隐忍,越委曲求全,越意味着,那一种施舍仿佛是她天经地义的权力。而我,连不接受的权力,仿佛都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有时候我甚至很坏地想,如果她是天使,那么就让我做暴君吧!可我又做不成一个暴君。而她做天使,却做得几乎无可指责。如果我只是一味地憎恨她,那么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有一个了结啦。但我又根本不可能一味地憎恨她。因为,一旦没了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我马上就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况,似乎一天也活不下去。有时候我又那么害怕她真的不理我了。我已经不能没有她那份儿温柔。我像一个孩子需要搂抱需要奶汁一样,需要她那份儿温柔。而我总觉得,她所给予我的,其实是小女孩儿给予布娃娃那一种情感。我不是怀疑她对我的情感是假的。我完全相信,我完全清楚那是真的。很真很真。小女孩儿对布娃娃那一种情感,就是很真很真的情感。她们有时充当布娃娃的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等等角色。那是又真实又动人的。但我不是一个布娃娃呀!而我,也想扮演一个女孩儿的监护人的角色啊!也梦幻过自己是一位白马王子,使某个小女孩儿崇拜并依赖于我啊!却仿佛命中注定了,我只能配扮演一个布娃娃的角色似的。有很多时候我想,她要是蛙妹子就好了。你肯定知道蛙妹子是谁。我不信我对她讲过的,她会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对你讲。可她不是蛙妹子。蛙妹子也不是她。蛙妹子永远不会知道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儿。永远不会像她那么无忧无虑。永远不会把我当成布娃娃。如果我和蛙妹子在一起,不管是一块儿成了大学生,还是一块儿四处流浪,甚至一块儿乞讨,蛙妹子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哥哥,一个她必须依赖的人,一个男人。我有时候试图就把她当成蛙妹子,把我认为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然而却不能够。归根结底,更像布娃娃的还是我。更像监护人,更像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的,还是她。更像天使的,也是她。我只能在一个懂事的小弟弟,或者不懂事的小弟弟之间进行选择。非此即彼。精神上、心理上,主动性方面、一切方面,占优越地位的,似乎只能是她。我伤害她,却丝毫也无损于她的优越地位。她哭了、她流泪了、她委屈了、难过了,但是在我面前,依然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我想,她对我那么宽宏大量,那么隐忍,那么委曲求全,也许恰恰证明,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在我和她之间,她永远是处于优越地位的。这一地位,是我所根本不可扭转,也不可动摇的。我想重新握有拒绝的权力,可是仔细想想,她又并没有剥夺过我这种权力。只能说我自己放弃了这种权力。除了情感和她那份儿温柔,我不再接受她的任何给予,正是因为,我不想彻底放弃,一点儿也不给自己保留。有几次,我真想大声对她吼:‘滚你妈的’,可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勇气。我害怕果真失去了她,远远甚于我希望摆脱她。我爱她,却又觉得爱的屈辱。我恨她,却又觉得恨得没有人味儿,不近情理。我也曾暗暗诅咒她患上癌症、艾滋病、白血病什么的。不是因为对她恨到这种地步,也不是因为我灵魂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是因为,那么一来,也许只有那么一来,我对她才会爱得更自尊些。我可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我可以周周到到地服侍她。我会经常守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给她无尽的温柔。甚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和她结婚。她由于病痛而耍脾气的时候,我也可以逆来顺受。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只要体验一种优越。一种对方改变不了的动摇不了的伤害不了的打击不了的优越。哪怕仅仅在她一个人面前才可能具有的。哪怕一生仅仅能体验到一次!可是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谁都会有某种优越感而我就没有。我成了大学生之后我仍没有。我高考的时候是全县第四名啊!这一点在大学里似乎不值一提。而我仍然要为毕业分配问题所苦恼。苦恼得夜里失眠服了安眠药片也睡不着。我羡慕别人嫉妒别人诅咒别人包括对我好的一个女孩儿,而现在这诅咒似乎落在了我自己的身上。我知道化验结果会是什么。否则我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的时候,那动手术的医生不会以那么怜悯的目光瞧着我……”
我悄无声息地下床,到洗脸间去为他洗湿了一条毛巾。
我说:“给你。”
他问:“什么?”
我说:“湿毛巾,擦擦脸。”
他说:“我没这习惯。”
我原以为他肯定早已泪流满面,坚持道:“还是擦擦好。哭过了接着睡,明早起来,闹火眼。”
他说:“我没哭。”
我说:“你何必在这一点上也固执?”
他说:“真可笑。你怎么会以为我哭了?”
我想开灯,看他究竟哭了没有。但又觉得那样,更加显得自己可笑。他说他没哭,我也就只能当他没哭罢了。
我将湿毛巾放在床头柜上。接着,去为他倒了半杯水,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安眠药,命令地说:“接着。”
他问:“又是什么?”
我说:“安眠药和水。”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不会错拿成别的什么药吧?”
我说:“放心。错不了。我这抽屉里,只有安眠药。”
他又问:“哪一种?”
我说:“安必定。”
“我没服过这一种,你一次服几片儿?”
“两片。”
“那,我可能得服三片儿。”
我就又加了一片。
待他服下,我才上床。
“如果我明天起不来,多不像话!”
我说:“几点醒,你几点起就是了。没人会非弄醒你的。”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该睡了?”
我指指床头柜上的小夜光表:“你看,都一点多了,该睡了。你别想那么多,什么癌不癌的!纤维肉瘤,那是万分之几的概率,干吗偏要往自己身上想?”
他说:“如果真是,命运对我就太冷酷无情了。”
隔了一会儿,又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去他妈的吧,睡!……”
我说:“什么都别想都别讲了,真的太晚了。睡吧!”
……
他第二天中午才醒。
他的眼睛向我证明,昨夜他确实没哭。也许掉过几滴泪。但那是不能算哭的。
吃过午饭,他坚持要回学校去。
母亲和我,都留不住他。母亲是真留他。而我,是表示要留住他,不能说是虚伪。但也仅只是一种表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孩子。不陪他聊,似乎冷淡。陪他聊,又没那么多的闲工夫。与其使他暗暗觉得受了冷淡,还莫如悉听尊便的好……
我送他的时候,他请求我,到了日子替他去看化验结果。他说,如果是良性的,就打电话告诉他。如果是恶性的,则不必告诉他了。过了一天他没得到消息,他就明白了。他希望让他自己明白,别当面告诉他……
我将那个日子,用很醒目的红色笔记在挂历上,惟恐自己忘了。并一再叮咛母亲,帮我记住那个日子……
不是。
不是纤维肉瘤。
也就是说不是恶性的。
是——纤维脂肪瘤。可以理解成脂肪瘤纤维化,或纤维化的脂肪瘤。总之,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毕竟和癌沾不上边儿。何况医生向我保证,手术效果理想,切除得一干二净。
我直接骑自行车从医院到学校去告诉他。并将化验单交给他。说如果他不相信,可以再看看他买的那本书,是否清楚地写着纤维脂肪瘤怎么回事儿……
他说他当然完全相信。
似乎为了证明他完全相信,他将他买的那本关于癌的书,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癌的知识普及性小册子,当着我的面一撕两半,扔进了纸篓。
这一场虚惊过后,不但他的心情豁然为之开朗,就连我也顿有如释重负之感。我提议请他吃顿饭,以示庆贺。他赶紧说:“不不不,该我请你。该我请你。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说着开了一个属于他的写字桌的抽屉的锁,探入手抽出三十元钱揣进兜里。
我暗想,“表弟”啊“表弟”,你那点儿钱来得容易吗?你又何必在人前这么要强呢……
那一天,我们还一人喝了将近一瓶啤酒。对我来说,绝对是例外壮举,近乎舍命陪君子。对他,显然也是下了一醉方休的决心。
我们最后一次碰杯时,他说:“咱们祝祝索瑶吧?”
我说:“对,对。祝祝她。”
他谦让地说:“你祝一句!”
我说:“你,你!当然得你祝!”
他郑重地想了半天才说:“索瑶,我们祝你万事如意!”
我又加了一句“一切顺利!”
尽管我当时已有几分头重脚轻,可并没糊涂。“一切顺利”,包含着我对她已进行着的一件事的祈祷——他的分配去向问题。
我当然不允许他花那三十元钱。
我挽着他,将他送回宿舍。告辞时,他讷讷地说:“表哥,我……对你讲过的……希望你……千万别对索瑶讲。我那几天情绪太坏。有些想法,其实是潜意识里的,被我自己放大了,那就是夸张了。不能算数的。”
我拍着他的肩说:“你放心。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过。”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索瑶返校后,真给母亲送来一只药枕,也不知她到底收没收母亲坚持付给她的钱。她和母亲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愿多问。
听她说话,肯定并不知道“表弟”臂上动过手术。我也就没提。并悄悄叮咛了母亲也别提。
她很高兴的样子,她说她对“表弟”开始刮目相看了。她说她真没想到,一个寒假里,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她说他还译了几首诗。有一家刊物回信颇感兴趣,问他还能不能多译几首,集中发表,也许会引起点儿小小的注意。她说他又开始译了。打算译十首,一共二百多行呢!
我让她捎话给他,如果那一家刊物最终又不发表了,我愿意替他向别的刊物推荐……
几天后我出差到南方去。母亲提醒我,那是“表弟”家乡所在的省份。母亲说人家孩子四年多没回过家乡了,你一定要抽出几天时间,替人家孩子回家乡看看。并且翻出一件件旧衣服,命我捎去。我坚决地说一件也不带,但为了使母亲高兴些,我保证我会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的。我没向“表弟”问地址。也根本没对他提这事。地址是索瑶抄给我的。她说她也是瞒着他,从他的家信信封上抄下的。她说根本不提对。提了他反而又会顾三虑四的……
我一到外地,就对接待我的单位提出——此行要看望一家亲戚。他们知道我是北方人。知道我的原籍是山东。奇怪我怎么会在西南,而且是在一个三省交界的偏远之地有什么亲戚。我说是亲戚的亲戚,希望人家成全我一次。他们说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安排在返程前三天就可。说乘火车是直接到不了的,得转车。转车也还是到不了,还得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说那仍到不了,只能到县里。从县里再往下怎么去,多远的路,便非他们所知道的了。说莫如给我派一辆吉普车,走公路,到了县里,再烦县里的什么人领领路。说三天的时间去回足够了。我自是感激不尽……
上路那一天早晨,下起雨来。小司机是个复转兵。他说一下雨,有几段泥沙公路可能会封,问我还去不去?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司机便不再多说什么。
还好,一路顺利。小司机是个开快车的。但路面时时刁难他。在下午五点,比估计的晚一个多小时到了县里。也许是因为在凄冷的雪雨中淋了一天,那县城使人顿生索落萧瑟之感。被湿漉漉的一片阴郁笼罩着,没有丝毫的生气。吉普车直开到一座破败的院落前停住。竟没遇见个人影。下了车,看到牌子,才知是文化馆。我觉得这县城似曾相识。仿佛来过不止一次。困惑之中恍然有所悟。是因为看电影和电视太多了。拍解放前的某些边省镇县,大抵都选景在这种地方。接待我们的是副馆长。他说正馆长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他说再往前尽是山路了,天将黑了,又下着雨,还是住一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