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6

    于是我们只好住宿。吃罢晚饭，小司机早早睡了，副馆长怕我寂寞，陪着我聊天，他说这文化馆曾是一位县长的家，县长荣升到地区去了。工青妇联几方面争这地方。刚巧省里下达了一个文件——加强地方群众性文化娱乐工作，结果批给了文化馆，他说否则文化馆可占不了这便宜。我暗存一份儿心眼，问他文化馆是不是还需要人才，比如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他连连摆手说不缺不缺。他说别看这么破败的一处地方，但牌子值钱啊!文化馆，毕竟和文化连着，再怎么寒酸，也还是与文化联着。已经有十几个人选在等着他点头了。而他苦恼得要命。因为只给了两个扩编名额。他说处理得不好，他能不能成为正馆长就很难讲。他说万一再委派一位正馆长，那么两个名额就变成一个名额了。他说他倒没当正馆长的野心，巴不得赶快委派一位来，他就可以从苦恼中解脱，剩下的一个名额，让别人圈定吧!得罪了谁也是别人得罪的……

    听他大诉苦衷，我没好意思再向他介绍“表弟”的情况。

    第二天雨大了，他一早就来了，说前面的山路上出现了塌方，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了。下午再动身吧!他带来了一副扑克，陪着我和小司机玩了一上午扑克。我没心思玩扑克。坚决不玩，又冷落了人家一番好意。强作欢颜玩，其实等于是我陪着他和小司机玩。

    下午，据悉塌方清除了，终于上路。车一钻入大山里，小司机全神贯注起来。盘山路绕了一圈又一圈，一边皆是悬崖深谷。以为绝对地不该有人家的些个蛮野的地方，倏忽间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柳，有花，自还会有惊奇的赞叹。那季节无柳，也无花，便只有讶然的惊奇。惊奇之余，不无怵然。因为路越来越窄，坡度越来越陡。一边的悬崖深谷，越来越使人替小司机提心吊胆。更是替自己。仿佛将性命交付给小司机了……

    车速慢得如同蜗牛的蠕爬。开车的坐车的，三个人屏息敛气，半句话都不敢互相交谈。只有看不见的第四者，一位不知容貌的姑娘，一路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以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唱——小司机插入录音机的一盘音带。前头唱了些什么没注意听。心不在焉地听到的一段是《故乡》：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期盼着你的身影

    牵着我的手儿走……

    唱得人直想落泪。我将去到的是“表弟”的故乡。可“表弟”自己却不能归来已经四年。忽然我怀疑此行的必要究竟何在?对“表弟”，对我，对远远的某一个村子和那里的某一户人家?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也许与自己根本无关也许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

    我索性闭上双眼，不瞥一旁的悬崖深谷。我在心中描画着“表弟”的故乡，想像那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乡。却无论怎么想像，也想像不清。模模糊糊的，远远的，仿佛在湿漉漉的云里雾里，它朦朦胧胧地存在着，冷漠索落地等待着人接近它。而它似乎又是不可接近的。车往前开，它向后去，永远隐在湿漉漉的云里雾里，隐在一座座大山的背后。永远和想接近它的人，保持着无法缩短的等距离。

    仿佛，从朦朦胧胧之中，走来了一位姑娘，她身旁伴行着一只羊。

    吉普戛然停在一小块场地。小司机探出车，向那姑娘问什么。

    却并非我的幻觉。我指那姑娘和那只羊。姑娘是姑娘。羊是羊。姑娘很瘦，很憔悴。一张不是清秀而是精瘦的脸上。眼睛就显得特别大。她那种空洞的目光中似乎无所含有。似乎连点儿好奇也没有。她双手抻着一片塑料布，就是平原上农民搭保温棚用的那一种塑料布，遮在头顶上罩雨。那只羊却还算壮，是一只母羊。奶荷挺鼓。可以挤出奶的样子。它也以空洞的似乎无所含有的目光瞧着人。

    当我明白那姑娘和那只羊并非我的幻觉的时候，我比幻觉呈现于眼前还更惊愕。我无法准确判断出那姑娘的年龄。看身体十三四岁。但是脸上全无点儿少女的精灵。谁知道呢。也许实际上她已经十七八岁了吧?

    她使我想到与“表弟”的活着有某种联系的蛙妹子。那只羊更使我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它肯定是另外一只羊……

    原来又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

    那姑娘薄薄的双唇紧抿着，仿佛被缝上了。对小司机的问话，一概摇头。

    文化馆副馆长说：“不用问，远着哪!”

    小司机嘭地一声关上车门，扭回头对他说：“刮雨器出毛病了!”

    他看着我，迟疑地说：“刮雨器出毛病了!”

    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有多么严重，又补充了一句：“再往前开，太危险了!”

    我才明白了他们是什么意思，连忙说：“不去了。不去了。我的诚心到了。你们的诚心也到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二位……”

    小司机说：“梁作家，别这么讲。你们大老远来的，是我对不起您啦!……”

    副馆长说：“咱们赶上了这么个坏天嘛!只能怨天，只能怨天……”

    小司机又庆幸地说：“再往前开，如果连个坪场地都没有，掉不过车头，不敢进，不敢退，困在山道上，就更糟了!……”边说，边在坪场上将车谨慎地转过了弯。那坪场，可能是那里十几户人家惟一的一处平地。几棵大树生长在四周。树的后面，便是深谷。它显然是劳动的结果。十几户人家，为了那一处坪场，一定流了不少汗水……

    车掉过头我才看出一些房屋。房屋都傍依着山体而建造。用的便是山石，和山体成一色，仿佛皆浑然一体。

    隔着玻璃我又望了那姑娘一眼。玻璃外面的层层雨痕，将她变得模模糊糊，似乎就是呈现于雨中的幻影……

    刮雨器确实出毛病了。

    小司机更加全神贯注地驾驶。然而，在这种须臾不能分心的情况下，他反倒更加需要听那盒录音带了……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

    唱得人直想落泪。

    我心里默默地说：蛙妹子，等山里的花儿都开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归来的……

    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

    这雨呵……

    还有那一首《故乡》呵……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到大学里去看“表弟”。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我也产生了某种诉说的愿望。那是一种非常主动性的愿望。近乎一种想唱歌给别人听的愿望。或者那一首《故乡》转化成了一种愿望，也许我要对他讲的仅仅是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不想将自己分析清楚。我啊，我一向总在分析自己，我对自己这一套早烦了……

    和他同宿舍的学生都回来了。那一晚上他们在宿舍里喝酒。他们也在唱。我在楼梯上时听他们唱的是《一无所有》。我站在门外时听他们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根本不是唱。那是嚎叫。如同黄昏的雪原，几只饥寒而胆怯的狼在悲啸。

    我想他们是全醉了。包括“表弟”在内。门开后，一阵熏人的酒气汹涌而出，混合着一股秽气。门口有一摊呕吐物。门旁的角落“保存”着一堆垃圾。桌上是一箱啤酒。两瓶白酒。遍布着啃剩下的骨头。二层铺上，一颗头和一条手臂垂下来。垂下的手臂像什么东西的尾巴。连天天眼瞅着的垃圾，都仿佛在期待别人来清除。你一想到他们守着垃圾激昂慷慨地讨论国家和民族大事时的情形，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带有秽气的幽默。

    开门者手扶着门问我找谁。仿佛随时都会将门关上。仿佛不扶着门便会瘫软在地上。

    我说找我“表弟”。

    他说：“哦……你是……我知道你是谁了……进……来吧……别……别踩了……这儿……”

    他已经醉得言语不清。

    我摇摇了头。

    我说：“表弟，你出来一下!”

    说时，我还没看见“表弟”在哪儿。

    垂在二层铺上的头抬了起来——“表弟”酩酊地自上而下望着我。

    我已全没有了诉说的愿望。

    而他，分明的，不能从二层铺下来了。

    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这一种自虐的权力。

    似乎，我又听到了那一首《故乡》：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大山里湿漉漉的忧郁，带着大山里的瘴雨蛮烟，顿时笼罩了我的心。我感到我的内心里开始往外逼着一股瘟潮之气。我冷冷地瞪着他，冷冷地说：“你怎么能和别人一样呢?”

    表弟双臂撑着铺，张了张嘴，想对我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一张嘴时险些吐了。双臂一分，又扑在铺上。

    我没进宿舍。

    我对扶着门的学生说：“他清醒之后告诉他，我本想扇他一耳光!告诉他，以后再不要找我!”

    我说完便走。

    晚上，表妹到我家来了。

    我当然明白她为何而至。便将母亲支到另一个房间，给她无所顾忌的机会。

    “你，”她用一根手指，凛凛地指着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那么严重地侮辱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自尊心太敏感太脆弱!你的话，等于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扇了他的耳光!”

    我也很生气地说：“索瑶，在我家里，你别这么质问我。否则我把你请出去!”

    她垂下了头。

    沉默片刻，她抬头注视着我，又低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不惯的，我也看不惯……”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不理解!你根本不理解!你这样说就证明你根本不理解!不是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问题!他的那些同学们与我有何相干!但是他自己，不能和他们一样!别人可以自虐，可以自残，可以自杀!但是他不能!他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了，他还有什么良心吗?他还对得起谁?连你也对不起!……”我激动起来。

    索瑶却依然镇静。

    她仍注视着我。

    她说：“可是你理解他的心情吗?你理解他们的心情吗?学校已经向他们透露，今年的分配主要靠他们自找出路。他们都四处碰壁。他继母病了。为了给家里寄点儿钱，为了在大学里坚持到最后，他瞒着我去卖过血啊!已经卖过两次了……”

    “什……么?……”

    她将两张薄薄的单据递给我看。

    她说：“这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本书里发现的。当时我眼泪刷刷往下流。就是他去偷，去抢，只要别杀人放火，只要别偷别抢比他活得更难的人，我都理解……”

    索瑶她泪潸潸然。

    “血……这怎么可能?血……血不是随便买，随便卖的啊!……”

    我有些无法相信。

    “学校规定，义务献过一次血的，在校期间，永不献第二次了。他已经献过一次。这次又献。而且……顶替别人的名字多献一次……一次二百元的营养补助费……这和卖血有什么区别?……”

    我低了头。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似乎又隐隐地听到那听了让人直想哭的《故乡》……

    我不愿抬头，使索瑶看见我的一双眼。

    我问：“你为他操心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说：“还没着落……原先答应了的人，现在都不行了，连我姐姐今年能不能留在北京都毫无把握……”

    “那……怎么办?……”

    “我想，能分到省里市里，他也会知足的。你不是刚从他那省回来吗?表哥，求你，也替他写几封信投石问路吧!”

    我说：“我会的。”

    她感激地摸了摸我的手。我觉得，她仿佛在以这一细小的亲昵的举动，进一步把我和表弟拴得更紧更紧，使我企图挣断这种关系也是不可能……

    索瑶走后，母亲郑重地告诫我：“你们的话我都听了。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人人命里都有三种人——小人、贵人和同命人。你答应了的事，你就要努力去办。办成了，你就算人家孩子命里的贵人了。如果你只是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想办，只不过拿话胡弄人，你就和人家命里的小人差不多了。你成了别人命里的小人，你命里的小人就会坑害你。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可别不信妈的话!”

    我也郑重回答母亲：“妈，我信就是了。”

    当天我就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写了六七封信……

    四

    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

    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代。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

    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愈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

    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牵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他愿意帮忙将表弟安排在某个区县的文化馆。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万一家里发生急事，往返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

    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

    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事……

    我想索瑶方面大概全落空了……

    我想幸亏我在哈尔滨替他做了主……

    第二天，我到他学校去，方知分配早已开始。

    他那幢宿舍楼内，比我前两次来时更脏了。处处可见包装行李的草绳、麻袋，以及丢弃不要的书籍、小什物之类。情形有如大逃亡之前或之后。

    给我开门的学生曾给我开过门。我认出了他。他也立刻就认出了我。

    他冷冷地说：“你来晚了。”

    我不禁一愣，怔怔地问：“怎么，难道他已经离校了?”

    他说：“那倒没有。”

    一边说，一边收拾一只大皮箱。

    我困惑了，又问：“那你怎么说我来晚了呢?”

    我暗想他一定和“表弟”之间发生过耿耿于怀的事。

    但从他脸上又丝毫看不出恶毒。

    我正色道：“别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

    他停了手，也正色道：“我哪有工夫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手臂上那个业已切除了的纤维脂肪瘤……

    难道切片化验的最后诊断是错误的?……

    他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然而不可能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想想，也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了……”

    我呆住了。

    他说，大多数同学最终还是陆续都有了接收单位。后来只剩下他和另外六七个同学仍无去处。他说系里找他们谈过话，安慰过他们，并答应将他们的在校期延长两个月。他说“表弟”和索瑶吵了一架。吵过后又独自喝醉了。喝醉了就说了许多不该当着别人说的话，后悔自己放弃了为自己努力的责任，过分依赖索瑶的能力，反而使自己更加沦落到“等外品”的地步。爱传话的学生，将这些话传给了索瑶。索瑶找到宿舍来，当众打了他一耳光……

    我言语机械地又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

    我想起索瑶因我当众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到我家里对我进行的谴责……

    他也不理我说什么，只接着说。他说两天后公安局给学校打来电话——他因为在火车站附近倒卖车票被拘留。学校派人去把他保回来了。学校倒并不想借此事把他怎么了。不过就批评了他一通。甚至保证不向一切可能接收他的单位提起。更不会记入档案。同学们也没因这件事而瞧不起他。有的同学还跟他开玩笑，要拜他为师，希望他传授经验，以后日子混得太惨了，也想那么干一两次……

    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内……

    我呆呆地听着。觉得自己仿佛全身化为顽石。一时间动弹不得。

    他说我要见他也不难。他可以带我去到停放他尸体的地方。他说校方已给他的家人拍了电报。他的家人回电，因凑不足一笔路费，来不了人。他说校方已决定派人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去。他说“表弟”死了，同学们才觉得，他能熬过这几年大学生活，真是不容易。才感到平时对他关照得太不够。忆起某些往事，认为从本质上讲，他比另外一些同学对人强多了。除了性格古怪，他从无害人之心。他说有几个同学，自愿陪校方的人送他回家乡。他说他决定了也去……

    说完他又开始收拾皮箱，先是将些似乎很有价值的书放在上面，几件根本算不上什么细软之物的也许是名牌的衬衣和几条领带放下面。不知为什么，放得好好的却又改变了主意腾空皮箱重新开始。而将书放下边将衬衣和领带放上面。

    我呆呆地瞧着他，发现一本书竟是我自己写的《从复旦到北影》。是索瑶向我要，我签了名送给她的。或者是“表弟”想要，而由索瑶出面……已是不可知的事了。

    我没问他那一本书怎么竟归了他了。

    当然不是由于书本身的价值。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希望由它，而永远记住他的一位叫肖冰的同学，兼或也记住大学里另一位叫索瑶的姑娘……

    我望望“表弟”的铺，空落落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连被褥和枕头也不知去向。也许“表弟”在另一个地方仍用着?

    那只是一张旧的单人木床而已。床板上，夏天仅铺有一张凉席，其上有人的汗湿出的一个身形。

    那便是我此次又见到的“表弟”。卷着身躯，呈“S”形，仿佛睡觉时也不曾放纵过自己……

    那人形仿佛在无言地也对我说：你来晚了……

    我想隔月后，新学期伊始，会是一个什么样儿的莘莘学子将占据了那一张床呢?……

    会介意床板上的古怪身形吗?……会用刷子沾了洗衣粉什么的企图刷掉“他”吗?……

    而收拾箱子的人，却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

    我问：“索瑶在哪儿?”

    他没反应。

    不是他没听见。是我根本没问出声。那话，仅只是我心里想问的话。

    我处在一种近乎屏息敛气的状态中。仿佛我的心害怕什么。仿佛它不愿发出任何声息惊动什么。

    “索瑶在哪儿?”——这次，连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开口说话了。

    “你在学校可见不着她了。”

    “为什么?请求你一定带我去见她……”

    “她那种女孩儿，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事的刺激。她精神失常了。大概她认为，他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爸爸妈妈来学校把她接走了……”

    我觉得空气刹那间凝固了。仿佛四面有四块看不见的夹板，将我紧紧地紧紧地夹住在原地了。

    “其实，像索瑶那么善良的女孩儿，现在太少了。大学里更少。她的思想方法未免太古典了。她那种善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对她是，对他也是……”

    “……”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的。

    热风扑面。我如酷暑之际中寒。一路全身发冷。从内心里往外，一阵阵冷得透彻。冷得无奈。

    走了一段路，我竟觉得累，蹲在一处树阴下吸烟。路人从我眼前过来过去。骑车的，步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知全为着各自的什么目标。远处，华丽的高楼大厦的马赛克或进口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耀着辉煌。

    我不由得想起索瑶对我说过的，也是“表弟”对她说过的，关于那个因照片被放大曝光而死了的女大学生的话——谋杀。我觉得“表弟”的死整个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种宿命性质的错误。在他死前，便与许多种综合的错误——他自己的，索瑶的，别人的，心灵的，现实的错误搅在一起了。也包括我的……

    也包括我的错误吗?

    我又想起母亲对我说的，关于“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以及“贵人”和“小人”的话……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一个弄明白了的错误肯定比一个糊涂的错误更是错误。

    而我自认为的，或被强加于的错误，已背负得太多了。

    是的。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被错误所谋杀?……

    “这是什么?放到行李架上去!要不就摆在铺位底下!”

    女列车员说着，就动手搬那个小木盒。

    “你别碰他!”

    年轻人严厉地警告道。拨开了列车员的手。

    “列车有列车上的规定，一切东西……”

    “不是东西!”

    年轻人的脸，因恼怒而涨红了。

    “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解释——我们都买了卧铺。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陪送我们这一位同学回家乡……”一位姑娘说着，指了指那个小木盒：“他曾经对我们讲过，他毕业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坐一次卧铺。以前他没坐过卧铺……当然，如果有老弱病残和需要补卧铺的妇女，我们几个的铺位都可以让出来，惟独他的铺位我们不能让。因为他实际上正睡在上面，并且，您还得允许我们在他周围陪着他……”

    她说得庄严。说得虔诚。

    几位乘客的目光投向了她。

    女列车员怔怔地望了她一会儿，一句话也没再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伫立在车厢门口，不知自己该不该走过去，和他们一起陪送“表弟”。

    尽管我是为此而专执一念踏上列车的。

    这之前我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老人家，“表弟”的分配问题已彻底落实了，一切顺利。比预想的顺利得多……

    然而直至那一时刻，我似乎才明白，也许我根本就不算是“表弟”他“命”里的一个人。我自以为是。但其实并不是。我从来没将他看得多么重要过。他对我没用。母亲很情愿是，却更不是。索瑶曾想不再是，但仿佛注定了的，终究还是。可能最是。她有过什么心灵感应吗?对于他，和她自己?……

    我仍立在车门口犹豫不决。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期盼着你的身影

    牵着我的手儿走……

    车厢里飘荡着《故乡》。是乘客向列车广播室点播的。

    山里的花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