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9

    他去了趟洗手间。方便完，他走拢洗手池，专在洗手间为客人服务的那个人，没等他俯身，已为他开启了水龙，待他洗完，又及时递上了一块带香味的小毛巾……他只感到洗手间里的大理石镶砌色调雅谐，镀铬的部件全都闪着银光，而鼻息里不仅没有秽气，倒氤氲着淡淡的芳香……服务员穿着暗紫色镶黑边的西装，雪白的衬领下似乎还有黑色的领结。他的目光没有扫描到那服务员的脸上，但能意识到那是个头发已然花白的老头……一瞥中，他看到镶嵌洗手池的大理石台面一角，放着一个花插，艳红的石竹与奶白的满天星，还有鲜绿的蕨叶，显示出这个场所的星级……花插边是一个磁盘，盘内放着一组消过毒、叠成春卷状的小毛巾，并且磁盘边又另有一个小碟，里面有几张钞票，有一张立着的似乎还是美元。啊，“引子”，他懂，在美国见识过，那是服务员在无声地引导你，请你好自为之，扔进小费……不过这里的服务确是一流的，比如，服务员不是用手递你毛巾，而是用一个亮闪闪的不锈钢夹，还小声说出一句“先生您请……”，总之一切都“中规中矩”——脑海里又不禁飘过杨致培伤感的面容，耳边仿佛又有他的话音，却又使用着自己心头浮出的语码：“……为什么要去中这个规，中这个矩？这不是西方的规矩吗？这不是强势文化的入侵吗？……”又迸出了卢仙娣的声气：“……赛义德……后殖民主义……”倒仿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是她跟美国那位巴勒斯坦裔的理论家联合创建出来似的。卢仙娣就有这个本事，国门未出，却总得西方之先，在好几个相衔的圈子里，充当着引领新潮的旗手角色……意识流动到这里时，他已在烘干机下面烘过了手，并已走出了洗手间的门。

    一出洗手间，他就忽然遇上一双眼睛，好熟悉！眼里堆满笑意，却绝无讨好之嫌，很自然，很坦诚……那双眼睛又很善意颇诙谐地眨了眨……

    “啊！”他叫了出来：“印德钧，怎么是你！”

    确实是多年不见的印德钧。如果不是先看到那双眼睛，他也许不会认出。储留在他印象中的印德钧，永远是一身或灰或蓝或黑的中山装，并且经常是戴着一顶干部帽，现在的印德钧却也是一身的休闲服，并且那件夹克衫望上去也还不俗……应该还不到退休的时候，头发却几乎全白了，好在白虽白，倒还丰茂……

    “刚才，在里头我就认出你了，你好像在想心事，根本没注意到我……，我就说，出来等你，看你眼睛是不是真长到脑瓜顶上去了！……”

    ……他把印德钧拉到咖啡座。

    “几年不见了？”

    “不是几年，是十几年了！”印德钧纠正他：“怕有十二、三年了吧？”

    “可不是……自从调离以后，我再没回去过……”

    “为什么？就忙成了那样？……当年的事，怕都忘光了吧？”

    “那怎么能都忘？想忘也忘不了……昨天晚上梦里头还蹿出了当年的事……砰砰砰，钉窗户……老霍胳膊上的肌肉一紧一紧的，嘴唇，两片嘴唇，就这么着，呐，全往前使劲地伸着……所谓‘吃奶的力气’，就是这样吧？……怎么，你倒忘了？印主任，没有你的批准，老霍能那么干吗？把宿舍变成监狱……真可怕！”

    “啊，这件事……你梦见它干什么？”

    “不是我故意要梦见……梦是很奇怪的事，它总是不期而至，并且又总是非常生动！”

    “生动？”

    “你的梦不生动吗？一定都是非常生动的！只是你没能有意识地享受它的生动罢了！”

    “我做完梦就忘。”

    “就像好多小说一样，看完就忘了……”

    “梦像小说？”

    他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是啊，梦……其实是最好的小说，它只保留最重要的，删去所有多余的，有时除了一个细节，它连周围所有的环境背景都省略了……并且，梦，它写实的时候，非常地写实，可是它往往又非常地‘现代派’，非常地‘魔幻’，非常地‘拼贴’，也就是非常地‘后现代’……梦决不可能‘主题先行’，也不可能人为地缩短或抻长，它真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恰到好处，并且它也不必有头有尾，可以飘然而至，戛然而止……然而梦又恰恰都是有内涵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梦，是不是？问题只在于，你怎么样去解读！”

    他抬眼一看，对面的一双眼睛里虽然笑意宛然，却又分明不能与他的这些议论共鸣。

    服务小姐过来……他问印德钧想喝点什么，印德钧拿起立在桌上花瓶边的饮品“特别推荐卡”，显然被那上面标定的价目震住了，犹豫着……他便建议：“来杯咖啡？”印德钧摇摇头：“咖啡洋酒，我都不行……要么，就来一杯可乐吧！”

    他笑了：“软饮料……一般是女士才喝那个的……既然你想喝软的，那么，建议你来一客鲜榨白兰瓜汁吧！”

    服务小姐离去，他这才想起来问：“你今天来这儿是——？”

    印德钧感叹道：“头一回啊……实对你说，进这样的大饭店，整个儿是头一遭……你当然是常客啦！”

    “也还谈不上常客……不过是有时来这儿，会会朋友……比你们纯工薪族，我现在的消费水平也许强不少，可是比起那些个大款，特别是公款消费的，我这就是‘小巫’里的‘小巫’了……毕竟我在这儿基本上都是自己埋单啊！……那，你今天是——”

    “让你猜你也猜不出来……你刚才在那个洗手间里，没认出来吗？”

    “是没认出你来……”

    “不光是我啊……”

    “那还有谁？”

    “在那里头服务的……”

    “他是谁？”

    “不知道他是不是认出你来了……他是钟师傅啊！你忘啦？”

    “钟师傅？哪个……啊，是当年工宣队队长，钟树旺？”

    “对！就是他！”

    他恍然。不过倒也没怎么大感慨。算来钟师傅早该退休了，退休后能找到这么一个工作，应该说很不错。现在没人太在乎别的，在乎的是钱。干这个想必能拿不少，还有小费，合起来可能比那些演奏台上的乐师们还多……

    “我是来找他的……你知道我们是乡亲，我们两村的人鸡犬相闻，打小就来来往往……他干这个也干腻了，决心辞了活，回老家去……现在我们老家那儿普遍的都富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是要托他给我家里老人捎些东西去，约好了今天，谁知到他家他不在，说是还要来这儿补一天工。这儿的洋规矩是可了可卯的，给他结工钱的时候，不知怎么算出来他有一天倒休还没补齐，少了这一天，这个月就只能得按半个月算。他哪儿愿遭那损失啊，就又来了……我把东西搁他家，就奔这儿来了……哈哈，到洗手间里告个别，倒也别致不是？他还不让我多呆，怕人家说他违反了纪律……没想到又遇上了你！”

    他这才感叹道：“真是人生如梦啊！当年，他是工宣队长，兼革委会主任，你是副主任……工宣队撤了，你才当了主任……那时候，你们好威严啊！”

    “我们可都没作威作福啊！”

    “那倒是……怎么样，印主任，你现在还顺吧？”

    “什么主任，早不是了！”

    “什么时候下台的？你只该往上升，不该往下降啊！”

    “倒也没降……是平调，去年把我调出去了……”

    原来印德钧这几年并不顺。他在单位里遇到了麻烦。有人跟他闹，挤对他，结果上级单位就把他平调到另一平行单位，当了党委书记。

    “说来话长，”印德钧叹了口气：“我们一个区级单位，又是清水衙门，现在又实行党政分开，我有什么戏唱？不过是天天去坐个班，等几年离休，安度晚年罢了……”

    他很惋惜。真的惋惜。他说：“别看离开你麾下，转了口，后来更改了行，到大号名利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没再回去看看，没跟你联系，心里头，别的人是有淡忘的，或者想起来并不愉快的，你却是个例外……你是个好人，特别是在那个阶段，你从不主动整人，得便还给被整的人松动松动，那就不容易！别看现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有的人，手里有点权，他就还是热衷于整人……这些年我眼皮儿杂多了，什么嘴脸没见识过！比起来，你这样的还真金贵！可惜你这个好官坯子，没能让上头的慧眼发现，依我说，你就是到中央部里当个，怎么说呢，别部长，就副部长吧，就专搞政工吧，该给共产党积多少德！”

    服务小姐送来了鲜榨白兰瓜汁。他让服务小姐再给他的威士忌杯里加点冰块。

    10

    他和印德钧谈得兴浓。

    谈着谈着，话题又绕到了当年老霍钉窗户那件往事上。

    “……刚才我恭维了你，说你是个难得的好人，现在我要说，你好人也做过歹事——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惊异……按大气候，那该已经是一九七三年了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了轰轰烈烈的阶段，很少有单位再搞‘牛棚’什么的了，可是你竟让老霍去钉金殿臣宿舍的窗户！这是私设监狱啊！……”

    “那是司马山的主意……当然，我有责任，我点了头……”

    “你为什么点头？怕人家说你跟金殿臣是同乡，以前关系也不错？怕司马山说你包庇他？”

    “也许有那些个杂念吧，不过，主要是我信，信金殿臣干了那件事……司马山把公安局那儿掌握的材料拿给我过目，那姑娘是写了，金殿臣跟她乱搞……”

    “那为什么不把金殿臣交公安部门处理？”

    “开头是想扭送，公安部门不收。正像你说的，那时候的大气候，已经不是那么凶了……再说那姑娘，其实她本身是个女流氓，金殿臣的事儿就是坐实了，也还够不上强奸。”

    “可是最后，还是通过逼、供、信，把金殿臣按坏分子处理，开除工职，吊销户口，遣送回乡了。这不明摆着太重了吗？”

    “是过分点儿。不过，你该知道，这专案一直是司马山亲手抓。他最后这么定，我点头了。我不明白事隔这么多年，这么件事，算得是泼天大事吗？你怎么还耿耿于怀？”

    “我不是在梦里又见着老霍钉窗户了吗？……不知道怎么搞的，粘在我心上了，我就怎么也摆脱不了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你想这个干什么？其实，金殿臣本人，我看他也没你这么死心眼儿……这算得了什么？自古到今，冤案多的是，以后也免不了，让谁赶上谁倒霉呗！……你知道吗，司马山亲自把金殿臣送回农村，往那儿去，下了火车，当年也没汽车通过去，交通工具是什么？叫‘坐二等’，就是有那加重的自行车，人家驮着你，他骑，你坐后座上，把你送家去……后来司马山回来说，他们下车以后，需要雇两辆，可是出站慢了，只剩下一辆还在兜生意，正好是金殿臣表弟，他们就要了那一辆，说好表弟留下，他们自己骑回家去，第二天司马山再骑回车站，上火车时再还给那金殿臣的表弟……你想想看，那好几十里地，他们两个，就那么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后头的搂着前头的，密切合作，骑到金殿臣老家去……先是金殿臣驮着司马山，后来司马山在后头很不得劲，就换到前头去骑。他自己后来跟我说，当金殿臣在后头用手搂着他的腰时，他确实有点担心，路上前不见人、后不见车的时候不少，那金殿臣要来点邪的，非把他撂了不成。可是金殿臣老老实实跟他回了村，先不让回家，就跟他直接去了村里的革委会，革委会就大喇叭广播，后来就开了个批斗会，宣布金殿臣是坏分子，今后要跟村里所有‘四类分子’一样，接受监督改造……你看，金殿臣他就这么认了命，人在世上，赶上这种事，不认命怎么着？拼命？自己一头撞死去？……”

    “我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粗暴、随便地处置一个人？……怪极左路线？司马山代表着极左路线？”

    没想到印德钧反而愤激起来：“他？司马山？……他什么路线也代表不上！什么左呀右呀，他为什么狠整金殿臣，你是真不清楚还是装胡涂？他那不是为了给韩艳菊清障吗？”

    他一时没听明白：“给韩艳菊……清什么？”

    “韩艳菊你能忘了？！那个女人！……那时候，司马山跟她的关系，不是已经定了吗？韩艳菊跟金殿臣一个办公室，金殿臣倒不一定是故意要惹她，可是金殿臣存在一天，韩艳菊心里就别扭一天……你不记得啦？工宣队还没撤的时候，钟师傅就拍板定下，让金殿臣当了……那时候不叫科长，按部队编制，叫排长吧，因为他毕竟上过大学，搞统计，他的报表就是没碴没漏嘛，韩艳菊的报表就总是汤汤水水的，偏那一回他又改出了韩艳菊交上的报表的十多个错，那韩艳菊心里头不就跟他结上死仇啦！所以，韩艳菊非把金殿臣这个障碍清除不可！……”

    “她就借着司马山的力量，果然清了障啦？”

    “怎么说呢？这也是——爱情的力量吧！司马山通过这样忠心耿耿地为韩艳菊清障，露了一手，韩艳菊又感激又佩服，所以一取代金殿臣当了排长，不就跟司马山登记去了吗？”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还站在司马山、韩艳菊一边，帮他们把金殿臣往死里整啊？”

    “正因为我当时没能看得这么清楚，所以才纵容了司马山啊！你还不知道吧？我为什么被挤了出来，都快离休了，却还调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单位……挤对我的，恰恰就是他们两口子啊！”

    “现在，是司马山当了那儿的一把手啦？”

    “哪儿啊，是韩艳菊！司马山爬到市属单位，占据了个肥缺，如今可是得意洋洋啦！”

    “那不也还是个芝麻官儿吗？不也还属公务员系列？那能肥到哪儿去？”

    “你呀，这些年光在大腕、大款堆里混了，你哪里知道，再小的官儿，再小的单位，也还是有人盯准了官位，在那儿有滋有味地争来夺去啊！当官的油水，不是都体现在钱上啊！还有那当官的一份乐趣，说真的，具有不可取代性呢！”

    “老印，我今后只叫你老印了——你这话出来，我心里头又热乎乎的了，你确实是好人，而且不仅是好人，你也是个有精彩思想的人，特别是现在的你！”

    “叫我老印吧！不过……什么好不好的，思想不思想的……说实在的，今天遇上了你，这么一聊，倒也挺解闷儿的！”

    “那咱们以后常联系！”

    大堂里忽然改变了照明方式，总体上暗了下来，四壁却闪烁起钻链般的瀑布灯，一角的透明观览电梯也缀满星星般的小灯，在上下滑动中平添了更多的豪华气氛；而服务小姐又往桌上送来了蜡烛盅——那是蔚蓝色的雕花玻璃圆盅，里面有半盅水，水上漂着一个圆丘状的蜡饼，点燃后，透过盅壁发出梦幻般的幽光……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怎么样？一起去吃天伦阁的法式自助餐，或者，到地下一层的美食街去吃点简单的？当然，还是我请你！”

    印德钧坚辞。

    他笑：“你是不是怕我太破费？……这种地方，确实宰人！实话实说，像我这样的，一般也就只能在这儿的地下美食街吃吃，再偶尔吃吃自助餐罢了，那点菜的餐厅，如不是有人花公费请我，还真不敢往里头迈！……”

    印德钧也笑：“你请我在这儿坐了、喝了……就挺好！我也就知道，你小子今天混到了什么份儿上！……你我就都别画蛇添足啦！”

    他就打手势招呼服务小姐：埋单。

    11

    他和印德钧在饭店风雨廊握别。印德钧去存车处取自行车，他等出租车开过来。

    一辆出租车开进风雨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车里钻出的人已经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臂：“……您别走啊！”

    定睛一看，是闪毅。

    “呆了一下午啦！腻啦！该走啦！”

    “别，别……”

    “你怎么回事儿？”

    惊异中，闪毅已经将他引回了前堂：“我好不容易遇上您！……好不容易，这么巧……这里有天意！……今晚上，我得把别的事都推了！……我老早憋着，想找个人——就是您，跟您一吐衷肠！求求您！……来来来，先跟我到我那儿！”

    他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气恼——“吐衷肠”？我又不是你的“接呕袋”！这些个暴发的青年！

    可是又在不知不觉中随闪毅已经来到了电梯门前。他望到闪毅的一双眼睛，那眼光里流泄出的一股真稚之气让他心软了。

    “我还没吃饭呢！”

    “我也没有呀！”闪毅脸上放着光：“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那也算个问题吗？”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

    “我看出来，您今天晚上没别的什么安排……再说，这也就是您自己的事！”

    ……不由分说，闪毅把他带到了706。

    12

    ……是呀，“雍叔”听着太像“庸俗”，“望辉叔”又太拗口……您呀您的也太矫情……就称“你”吧……这样也方便我的叙述，写小说不是要重视“文本”吗？就是叙述策略，对吧？不过，别误会，不是我想写小说，跟你来讨教，也不是求你：我给你讲这些个素材，你去写吧，为我树碑立传，或者，用你的笔，抒我的情，出我的气……都不是，可我又忍不住，在大堂遇上你以后，心里面，真叫……如获至宝！也是老天安排，让我忙完一趟事，刚回来就扑上了你……你为什么那么冷冷地看着我？……你吃饱了吗？不够，再让他们送些来，我平时如果不交际，大都是这样，打电话让他们送餐进房，但多半只是要这种“公司三明治”，就着饮料，一边看报呀，翻翻杂志呀，也就营养齐全了……你不习惯？……

    ……你看，我把电话拔了，我希望能跟你，畅畅快快地谈一谈……说实在的我的灵魂很不安静，甚至可以说，很骚动！……我现在究竟在搞什么？这是个什么公司？我不想马上说这个……我想说什么？我忽然很怀旧！对对对，我才三十出头，“如今三十岁的人也怀旧？”你的疑问对其他许多三十多岁的人也许合适，对我却不然——我偏偏怀旧，有很重要的理由怀旧！

    ……是的，你没记错，那是一九七五年吧，搞“向阳院”，我是“向阳院儿童委员”，那一年，我才十二岁。当然，那时候我们虽然居住在一个大院里，甚至住在同一座旧楼里，可是，你不会特别注意我，我也不会特别注意你，我们各自的生命，顺着不同的沟渠流淌……可是你应该记得，我是跟我姥姥，一起住在那座旧楼的三楼上头的，三楼尽东头的那两小间，原是旧社会阔人家当储藏室的……对，那个高高瘦瘦，总穿着很旧的衣服，可又总显得异常整洁的老太婆，“地主婆”，你算说对了，你还记得！……

    ……“地主婆”，那怎么没让“红卫兵”轰回农村去？说起来，是托了我父亲的福。我母亲是你们单位的，父亲不是……说来也巧，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吧，“红卫兵”运动刚起，他们刚刚走上街头“破四旧”。那一天，父亲骑车路过西单，一群红卫兵正在砸商店的大招牌，自然是属于“四旧”的招牌，好多的路人围着看……忽然有红卫兵往人群里扔油印的传单，传单上印的大概是些“勒令”，就是让大家，各个商店什么的，自觉地把属于“四旧”的东西消灭掉……什么是“四旧”？你为什么打岔？是的，也许，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茬，他们多半答不出来了……我，唔，试一试，旧思想，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对吗？不要打岔，对我来说，那天，是个很大的悲剧，因为，红卫兵一撒传单，我父亲就很积极地跳起来接，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以后，想象过很多回，甚至还到西单的大街上，去实地设想过，如果拍电影，或者电视剧，该怎么处理，才能合理？那其实是很难合理的。可是，那天出现的事实是：在人群的掀动中，父亲跳起来抓住了一张传单。但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摔倒了，并且恰巧就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刹住车时，父亲已经在轮下……是一些红卫兵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的，并且通知了父亲单位，单位又通知了我们家……抢救无效，父亲死了，他死了，右手还紧紧攥着那张“破四旧”的传单。这个细节让当事的红卫兵很感动，他们要求父亲单位定父亲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单位照办了……父亲的死，确实不是轻若鸿毛，对我们家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因为有了他的这个牺牲，急风暴雨地往乡下轰“逃亡地主”时，就没人来轰我姥姥，尽管有人知道她的成份是地主……

    ……我因此得以在姥姥身边长大。父亲死于一张传单时，我才三岁多，我对他几乎没有任何鲜活的印象。我对母亲的印象，也始终不清晰，因为她确实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她狂热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在群众组织里当头头，后来又到“五·七”干校……我当“向阳院儿童委员”的时候，她还在干校，也许，你倒还比我更了解她……好，不去说我的父亲和母亲，要跟你说的，是我姥姥。

    ……姥姥很寡言。但她并不忧郁。她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为什么能当上“向阳院儿童委员”？不是靠“烈士子弟”的身份。其实，那时候，人们或者不记得我父亲是谁，或者提起来都撇嘴认为“不值”了，人们所记得的，主要是我们家阶级成份有问题，还不仅是姥姥该算“地主婆”的问题，我姥爷爷呢？他在监狱里，是历史反革命，并且，我舅舅，就是我母亲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你想我这是出身在一个什么家庭？你没印象吗？我母亲那么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可是后来还是被进驻的工宣队看成了一个“坏头头”，一打发到“干校”就是好几年……你在同一座楼里，居然没在意，是呀，我们跟你，没什么牵扯……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找上你，让你懂得，当年，就在你身边，一个我，一条生命，在默默地寻求，一种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按阶级成份划分人群，对待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在学校里，我不能跟成份好的学生同座，跟我同桌的，是个女生，她出身是资本家，并且没有我那样一个说起来多少可以遮点丑的父亲，因此，她在班上就更受歧视。她叫吉向红。

    ……说真的，我倒很喜欢跟吉向红同桌。记得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红毛衣来上课。那件红毛衣非常扎眼。不是红旗、红领巾的那种红色，而是一种在当时来说，显得多少有些个出格儿的红色。并且，那毛衣的领子，也挺不一般，是当时很少能见到的那么一种坠着两个小球球的样式……我就悄悄问她：“你妈妈给你织的？”她就悄悄告诉我：“唔，今天我过生日……”啊！她过生日！当时，学生是不兴过生日的，而她家还给她过生日！这让我想起了我姥姥，姥姥不管在哪一年，总是认认真真地给家里人过生日，哪怕那方式只不过是下一碗打卤面、蒸几个寿桃儿……我就更小声地悄悄跟她说：“我们家也给我过生日的……”一激动，我把我那铅笔盒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把铅笔盒送给了她——那是一个旧铅笔盒，是“文革”前出产的，铁皮的，印着彩画，画着很漂亮的一大束鲜花，那本是我妈妈用过的……它为什么没被当做“四旧”破摔？因为它上面，不知为什么印着一行这样的字：“把最美的鲜花献给亲爱的领袖斯大林！”是的，不是献给毛主席，而是献给斯大林，并且不是说“伟大的”，而是说“亲爱的”……这很奇怪吗？人生里，总有一些这类不典型的、不算太大、可是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个铅笔盒很让班上同学嫉妒，连班主任老师也总觉得它扎眼。可是因为有“亲爱的领袖斯大林”保佑，所以我也就总大摇大摆地用着它……我把它送给了吉向红，当做生日礼物，你想这是件简单的事吗？……我和吉向红的这些小动作，被坐在我们后面的同学注意到了，他们就开始打击我们……自习课上，事情发展到后面的同学，故意往吉向红的毛线衣上甩墨水点儿，吉向红哭了，我忍无可忍，就回过头，问他们凭什么欺侮人？！当然，差点儿就打起来……我冲出教室，去找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跟我还没走进教室，就听见里面乱成一团，有人笑，有人叫，有人拍手，有人跺脚……我们进了门，我一下惊呆了！……你得知道，那时候班上学雷锋，每一组发了一个大箩筐，是用来装拣拾的回收物品的……我就看见吉向红被装进了一个箩筐，横倒着，被这个一脚，那个一脚，踢得滚过来滚过去……现在我一闭眼，还能活现出吉向红那张闪动的脸上，那双眼睛里，简直要爆炸开来的，极度的恐怖……那一天是她十岁的生日。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是我在心里，狠狠发誓——我要拼命，拼命改变那打在我身上的“出身不好”的记号，我想我惟一的办法，就是比任何同学更努力地学雷锋……我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你想起来了吧？连胡同里的宣传栏上，都贴上了我的相片，介绍了我的事迹，我最动人的事迹，就是全面照顾咱们院楼下那位光荣的退伍军人——我叫他潘大大——我不但帮他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帮他倒尿盆……你当然记得他吧？你叫他老潘？你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令人尊敬的？他原是你们单位里管总务的……他一只眼睛里长了个“萝卜花”，一条腿有点跛，长得很像电影里的狗腿子，可是他却是个孤身的荣誉军人……开头，我去帮他做事，他还客气几句，后来，他习惯了，我如果偶尔没去，再去了，他就很不高兴……那座楼，现在也还没卫生间吧？大家都要到楼后头的公共厕所去行方便，大多数人家，家里都准备了尿盆，小便尽量就在家里……给潘大大倒尿盆，我确实觉得很光荣，但是，没多久，他就连大便也不去厕所了，我要倒的，也就不仅是尿盆了……

    姥姥对我这样地学雷锋，没有任何评论，不但没有话语的评论，连表情上的评论也没有。比如说我们吃完了晚饭，我估计潘大大也吃完了，我就跟姥姥说：“我该帮潘大大洗碗去了。”姥姥便一边收拾我们的碗，一边平静地说：“去吧。”……有一天，我正做作业，院门外传来摇铃的声音，你想起来了吗？想不起？啊，你当时还没结婚，自己不起伙；凡家里做饭的都知道，那是收泔水的来了，当时收泔水的推着车，挨户收，收了运到郊区，支援农民养猪……姥姥就跟我说：“咱们的泔水桶实在太满了，一会儿我刷完锅，泔水没地方倒了……你快提下去吧！”我站起来说：“唉呀，潘大大的泔水桶恰巧也满了，中午他特别提醒我，今天一定要清桶呢！”说时，我的眼光跟姥姥的眼光撞到了一块儿，姥姥跟我一撞之后，扭过头，再没说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就下楼，到潘大大那儿去了，他正站在门口等着我，很不高兴地说：“你耳背吗？都摇半天铃了！”我就赶忙去给他倒泔水……等我回到家，我发现姥姥摔倒在了屋里……姥姥骨折了，这以后，我再为潘大大做一切事，就更困难了，可我还是拼命坚持……我成了全区的学雷锋典型，学校里，再没有人从出身这个角度来小看我了。我为自己，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上，为自己争得了正面价值，挺不小的正面价值。姥姥卧床期间，我没通知在干校的母亲，我自己照顾她，在那些日子里，我竟能同时照顾楼上楼下两个大人，真是一个奇迹。姥姥对我很亲切，和往常一样，但她对我在学雷锋上所取得的成绩，仍不置一字评价，从表情上也看不出她是赞成，还是存疑。姥姥不久也就能下床走动了。

    我当时所达到的一个高峰，便是成为了“向阳院儿童委员”。你还记得“向阳院”成立大会那天的情形吗？你几乎没印象了？当然，对你来说，那简直不值得记忆……我坐上了主席台，主席台啊！虽然我是坐在最边上……那天工宣队钟师傅亲自来主持大会，他介绍到我时，我站起来，向大家敬军礼。这时我就瞥见了那个坏蛋，就是一个班上，曾经坐在我背后座位上，往我的同桌吉向红的红毛衣上甩过墨水点的，并且后来又把她推到装废品的大箩筐里的那个家伙。他虽然出身比我好，可是那时候他不得不随着大家给我拍巴掌……我在主席台上，他在大堆轰的普通群众里头，我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

    ……“向阳院”的活动，自然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成立大会上，马上就给大院里的“四类分子”一个下马威——挨着个点名让他们低头上台，当着所有革命群众，听“向阳院院委会”的《一号勒令》。这个议程，在我参加的“院委会”会议上，说得很笼统，我没想到，实施时，会弄成一个批斗会……而且，我原来以为，因为父亲是“烈士”，我又是“院委会”委员，不至于让我姥姥也“滚出来”，谁想到往台上揪“四类分子”时，还是厉声地把我姥姥吆喝到了台上。这时，我一瞥中，看见那个同班的同学，正幸灾乐祸地望着我，并且起哄地举拳领呼口号：“打倒地主老妖婆！”

    ……我受到的刺激，很难用语言表达。现在我总在想：为什么我明明是为了使自己，并且通过自己的价值提升，来改变我们家，特别是我姥姥的处境。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特别是，我离姥姥，仿佛越来越远了，而在我的童年里，跟我相依为命的，只有姥姥。

    ……姥姥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记事以后，就没见过她激动。她从未大笑过，更没出声哭泣过。她流过泪，但泪水从不是哗哗的，往往只是一行泪，并且流到一半，便聚为一粒很大的、晶莹的泪珠，久久地停在她那高高的颧骨上，她也久久地不去拭去它……

    ……那天的“向阳院”成立大会散了后，姥姥脸上的表情与往日相比，没有多出或减少什么，她提起菜篮子，平静地招呼我，一起去买菜。

    ……但是，我得说，在那些个岁月里，我耳朵边，确实有一个“另外的声音”。姥姥发出那样的声音，大多是很自然的，言简意赅的。比如说，那时候，忽然时兴评《水浒》，又很肯定《红楼梦》，说是“一部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我就借了《红楼梦》来看，似懂非懂。可是，我得承认，我的潜意识里，非常羡慕大观园里的生活。原来世界上，有过那么华美典雅的生活……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我问起姥姥，你跟姥爷结婚的时候，也坐花轿吗？姥姥就凑拢我耳朵说：“就跟《红楼梦》里写的一样……”这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姥姥再没多说一句，而我，那以后脑海里就无数次浮动起瑰丽的想象。原来，在我那罪恶的不良出身里，我的家族背景里，有过跟《红楼梦》里相通的，许许多多值得品味的东西！

    ……姥姥也有比较神秘的一面。比如说，春节前，她就总是要蒸出几宠又白又暄的大馒头，晾凉了，搁进筐里，盖上白布，走老远的路，给几户人家送去。这几户人家，并不是我家的亲戚。我也跟着去过几次。姥姥跟他们说，自己没别的条件，也没别的本事，祖籍山东嘛，就会蒸个正宗的山东馒头……人家就一个劲道谢，姥姥就说，这是我来谢您，人家就说不用不用，以后再别送来了……

    ……姥姥从不主动提起跑到台湾的舅舅。可是我记得，每当街道上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时，就会有管治保的，一般是好几个人，忽然在天都黑了以后，闯进我家，故意地，大声地，让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地，一句挨一句地问姥姥，而姥姥这时，也就总是有问必答，并且，既不格外压低当然更不格外提高她的嗓门，语气从容而又平和——

    “……你几个子女？”

    “两个。”

    “你儿子叫什么？”

    “皮定边。”

    “他在哪儿呢？”

    “在台湾。”

    “他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

    “他跟谁去的台湾？”

    “跟国民党去的台湾。”

    “跟蒋介石跑过去的？”

    “跟蒋介石过去的。”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今年才四十八岁。”

    “怎么，你们还有联系？”

    “没联系。”

    “没联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还不到五十。”

    接下去，来人往往便不让姥姥再说什么，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厉声批斗她一顿。姥姥低头站着，腰板却挺得十分的直，平静地等着对方终于觉得索然。

    这种情况下，我母亲跟我，往往是呆在里屋，心里塞满屈辱，背上仿佛扎满热刺。

    ……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一心要改变自己和一家的不利地位，我用的算是“苦肉计”吧？我坚持一天给潘大大倒两次屎盆……可是我渐渐地，很自然地，开始不仅享受“学雷锋标兵”“向阳院儿童委员”的荣誉，而且，我学会了用我所争取到的权势，来报复我的宿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把那欺侮了吉向红的同学，当做参与“聚赌”的成员，给揪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向阳院”的批斗会。我执意要给那几个被揪出来的人挂上“反动赌徒”的黑牌子，居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你怕早不记得这种“向阳院”里的闹剧了，可是，实跟你说，那一回，是我一生里，头一回体验到批斗会的魅力！……“反动赌徒”！不伦不类吗？我可是懂得了，你出身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什么时候，“坏分子”这顶帽子，或类似这类的罪名，总还是能罩到你头上的！

    ……可惜“好景不常”，“向阳院”没多久便不了了之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社会价值标准，旋转着，变了……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女的。我印象里是个老太太，可我母亲说那人其实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我母亲自然也经常在家了。来的那人不说找我母亲，只说找我姥姥。她是谁？原来她是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来，是因为她退休了。她来找姥姥，是以私人的身份。她是来告诉姥姥，别再给姥爷写信了。因为姥爷早就死了，十年前就死了，是在劳改当中。因为大夏天里，水不够喝，他渴得难受，捧起脏水洼里的水，喝了几口，回去就得急病，没几天就死了，但是……她管收信，姥姥的信她都拆看过，她说半年前还收到过一封……她现在是自发地，来告诉姥姥，别写了，人已经死了，死了十年了……

    ……那女人还没走，我妈就哭开了，可是直到那女人走了好久，姥姥也还是没哭。当然她的表情很凄惨，让人不敢正视。她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和面，准备蒸馒头……蒸好两笼馒头以后，姥姥向我和母亲宣布：明天，要给那几个“好人”家里，送最后一次馒头！……我们这才明白，这许多年来，姥姥是到邮局里，不知用什么话语，打动了几位在那里头写信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请他们代笔，给姥爷写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内容虽然都很简短，也极雷同，却细水长流，在此以前不曾中断……她用自己蒸的“正宗山东大馒头”报答他们，这很奇怪，还是很动人？……

    ……你为什么抖眉毛？如果是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缺乏情节的合理性”？我姥姥上过学的，她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可是她却并不自己写信，她跑到外面找别人代写，这是为什么？……你不要推敲了，事实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我还其次，我母亲后来有很厉害的良心自责，因为她并没有给她父亲写过一封信，哪怕是劝诫他好好服罪改造的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这给我母亲很大的启发，虽然姥爷已然不在人世，她还是非常积极地四处活动。她考证出：我姥爷虽然确是地主，并且确有国民党里的某种身份，但是他在乡里用自己的钱办了学校，给许多穷苦的学生提供了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的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不小的干部……抗战期间，姥爷拉起来的地主武装，确实是打日本鬼子的，跟八路军是友好的。他的一个副官，后来干脆就去当了八路军的军需，可惜后来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带头交田交地，还把私立学校也交出去，成了公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那是共产党任命的校长嘛！……直到一九五四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才一家伙成了“历史反革命”。母亲认为，姥爷也属于一个冤案，她甚至写了厚厚的书面材料，递到了什么地方，要求恢复姥爷的名誉……后来好像并未达到她预期的效果。不过，世道的变化，似乎很快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人们不会再因为所谓出身问题，或你父辈祖辈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歧视你了……如果说，我们家原有的所谓“问题”里仍有让我们自己和某些外人牵挂的，那就是我的舅舅，不过那也逐渐不但不是一种锥心的耻辱与污点，反倒成了一种至少是有趣，乃至于值得重视的正面因素了……

    ……你听累了吗？今天你就在我这里歇吧……你先洗个澡。

    ……我很感谢你，终于留下来，听我说这些。我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倒胡涂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地一吐为快？人，真是大怪物！

    ……什么？我姥姥还在吗？不，不在了，她去世有整整十五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