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抗战前的奔波
第十六章 抗战前的奔波
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茅盾,回到乌镇时,发现故乡观前街老屋后面原来作仓库用的平屋十分幽静,可惜年久失修,已经破烂,“如果翻造一下,让母亲住在这里,比临街楼房还清静;自己在里面创作,也可少些在上海的喧闹和嘈杂。”茅盾起了翻修平屋的念头。1934年春暖花开时,茅盾到乌镇,请“泰兴昌”纸店经理黄妙祥一起来商量翻修后面这三间平房的事。黄妙祥竭力怂恿茅盾趁现在工料便宜的时候,翻造这三间平房。茅盾听后,对黄妙祥说,“我也这样想。不过这件事还想听听我妈妈的想法。”回上海后,茅盾便向母亲汇报:“上海杂事太多,应酬太多,不能定下心来写东西,我打算将老屋后面的三间平房翻造一下,这样,就可以躲起来写小说了,平时,你可以搬进去住。听黄妙祥讲最近的工料也便宜。”茅盾母亲听后沉吟一会儿,觉得儿子讲得有道理,便同意了。于是茅盾写信给黄妙祥,让他去请木匠估价。并寄去日本式风格的草图。后来,在建造过程中,黄妙祥又一再给茅盾去信,说木料涨价了,石灰不够了,瓦片嫌少等等,要求追加经费,结果花了近千元,才算造好。三间平屋造好后,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引起小小轰动,一些人好奇地来“参观,‘沈家少爷亲自设计的”小洋房“。黄妙祥还煞有介事地领了茅盾去”验收“。茅盾一看这房子的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错,大为满意。其实在建造过程中,承包商在暗地里大大偷工减料,直到50年以后,才发现茅盾生前喜欢的这平屋,用料竟是这么扣克和单薄!
在乌镇有了这幽静的居所,茅盾便把上海的一些书及沙发、床、桌子等日用家具运回故里,还专门让木工做了一个可以把房间前后分隔的书橱,把上海带回的线装书,放在这别致、实用的书橱里。一切安排好后,茅盾让母亲住在里面,又从镇上买回花草,又移来天竹、棕榈和葡萄树;把这三间平屋的环境点缀得极有生气。
1935年秋,茅盾下决心离开上海这喧嚣的地方,回到乌镇,躲进这刚刚落成的平屋里,开始写作他那构思已久的小说,在乌镇住了两个月后。茅盾带着一部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回到上海。《多角关系》以上海附近的小县城为背景,以地主兼资本家唐子嘉1934年年关时节的债务纠纷为线索,引出一连串故事,反映了金融危机下面的人情变化和人情纠葛,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角关系。
后来,《多角关系》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文学》1936年6卷1期,1937年5月由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茅盾从乌镇回上海不久,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纪念酒会,鲁迅也去了,史沫特莱特地叫出租车去接茅盾和鲁迅,然后换车进苏联领事馆。
气氛轻松的酒会上,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地对茅盾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全家都去。我们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说到这里,史沫特莱停了一下,瞥了一眼在不远处的鲁迅,有些为难地说:“上次我给鲁迅讲过,但他不同意。所以我想,你沈先生出面,劝劝鲁迅先生,让他同意去苏联养病。”
茅盾听罢,深为感动,并表示愿意去说项。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转达史沫特莱的话,并希望鲁迅去苏联养病。同时认为鲁迅去苏联养病可以把《汉文学史》写完。起初,鲁迅心动了,表示可以考虑。不料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回话又不同意去苏联养病了,表示“轻伤不下火线”。
茅盾和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1936年春节里,茅盾去鲁迅家里拜年。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止步,悄声对茅盾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好啊!”茅盾一听,立即赞同说,然后转念一想,又问鲁迅“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边走边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会想办法发出去的。”
此后,茅盾没有再和鲁迅商量此事。但茅盾知道中共方面确实收到过署名鲁迅茅盾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茅盾在鲁迅家里看到“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左联”的信,信中肯定了“左联”的成绩,也批评了“左联”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建议解散“左联”而另外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文学团体。茅盾见到这封信,深有同感,觉得萧三是看到了“左联”存在的问题的。但鲁迅看了这封信以后,却不同意解散“左联”,认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
但凭一封信,毕竟不能有什么动作的,况且茅盾和鲁迅看法还不尽一致。
1936年春节里,郑振铎告诉茅盾:“夏衍有重要的事要与你说,时间由你定。”
夏衍虽然早几年将茅盾的《春蚕》搬上银幕,但因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加上茅盾这几年搬家频繁,相互已久不联系。于是茅盾便问道: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也不明底里,说道。茅盾想了一下,同意了,便对郑振铎说:“明天上午在你家里与他见面如何?”
郑振铎点点头,忙说:“可以呀。”
第二天上午,夏衍如约来到郑振铎家里,与茅盾晤面。夏衍与郑振铎是朋友,所以与茅盾说话,也不避他。夏衍告诉茅盾:自从上海党组织破坏以后,“左联”
已经瘫痪,各自为战。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
末了,夏衍说:“这件事想请你征求鲁迅的意见。”
“那末‘左联’这个名称和组织呢?”茅盾看到过萧三代表共产国际的信,便问夏衍。
“我们也考虑过了,既然要成立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还准备去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不过,这事要征得鲁迅同意。“
茅盾笑笑,问道:“那么你们去问过鲁迅么?”
“没有,鲁迅不肯见。所以想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夏衍说了一句,没等茅盾答腔,又问道:“我们这些想法,不知沈先生你以为如何?”
“这些想法和意见都是很对的,至于具体怎么进行,让我再考虑考虑。
同时,我还将与鲁迅商量一下再说。“茅盾说。
第二天,茅盾去鲁迅家里转达夏衍的意见。鲁迅对中共是十分钦佩的,也十分尊重中共的意见,同时对中共也十分坦诚。他听了茅盾转达夏衍的意见以后,爽快地说:“他是想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无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说到这里,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
“至于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深刻的见解,茅盾向来佩服,鲁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此,茅盾在次日又和夏衍在郑振铎家里见面,茅盾把鲁迅的话告诉了夏衍。夏衍一听,连忙辩解道:“解散‘左联’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听到这里,茅盾也替鲁迅说了一句:
“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作个传话人。”
于是,夏衍希望茅盾再去鲁迅那里解释一下。
后来,茅盾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鲁迅一听,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言外之音是,有周扬他们在新组织里面作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茅盾见鲁迅态度十分明朗,不好再说什么,再多说,恐怕会引起鲁迅误解。于是茅盾便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托郑振铎转告夏衍,避“说客”之嫌。
后来,鲁迅经徐懋庸的说项,同意解散“左联”了,但提出必须发一个宣言,申明“左联”的解散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当时周扬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但结果,“左联”解散了,“宣言”却没有发。
因此,鲁迅大为恼火,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同时也迁怒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茅盾被列为文艺家协会发起人后,一度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尴尬。当周扬他们希望茅盾从中调解鲁迅与周扬、夏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茅盾婉言推掉了,茅盾觉得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已是“没法调解”。
与此同时,当时文坛上还正在热烈讨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当时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第三国际刊物上的一些口号,推出了一个“国防文学”的口号,与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但口号推出后,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内涵十分模糊,而另外又有人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骂得一文不值,说成这个口号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口号。而徐懋庸等却没有解释清楚。因而文坛上的讨论还十分混乱,但又十分热烈。据说当时,鲁迅曾私下对茅盾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一些评论家认为夏衍的《赛金花》是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后哈哈大笑,对茅盾说:“沈先生,他们的国防文学原来是这样的?”鲁迅是从阶级观点来审视这个国防文学的口号的。
茅盾对此讨论,一开始保持着观望和沉默态度。后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廓清理论界的误导,茅盾写了一些匡正谬误和正面阐述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在《文学》杂志上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即《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匡正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后来茅盾和周扬谈过一次后,茅盾认为应该写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于是连续写了《需要一个中心点》、《进一解》等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认为“国防文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默武的战争文学。”
“这是民族文学,咏赞民族自救的文学。然而这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文学。”作为茅盾,当时也是凭直觉凭经验来审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没有直接受到中共的指示。但茅盾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去投入这个口号的讨论。在鲁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左翼文化人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使本来趋于缓和的左翼文化人内部矛盾,又趋向白热化。因为胡风这篇文章,只字不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另外提了一个口号,这样一件事,原本是鲁迅、茅盾在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共同策划的,为平衡情绪采取的一个措施。不料,后来背着鲁迅,胡风发了这篇文章,使本来的纠纷,更加复杂了。但作为茅盾仍在为此努力,6月7日下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茅盾被选为常务理事和召集人。
冯雪峰经过研究后,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这个意见得到鲁迅和茅盾的同意。鲁迅为此还写了文章,并让冯雪峰请茅盾交《文学界》发表,结果《文学界》没有给予重视,发表时没有放在头条。文学界依然是一片反对声,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继续宣扬国防文学的口号,用贬一褒一的做法,使得文学界双方在杂志上争吵不休。对此,作为双方的调解人,茅盾感到十分为难。
于是,茅盾在7月下旬与冯雪峰谈话,并由其妻舅孔另境帮茅盾整理成文,题目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并交徐懋庸在《文学界》上发表。
不料,与茅盾的文章同时登出来的还有周扬的一篇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茅盾十分纳闷,原来《文学界》收到茅盾的稿子后,先送周扬看了,因而文章没有印出,反驳文章却写好了,因此茅盾看到出版的《文学界》杂志后,又写了《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发表在8月23日的《生活星期刊》上。这篇文章,茅盾直接参与争论,阐述了什么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三个问题。笔意锐利,坦然而又深刻。文章发表后,周扬曾私下托人向茅盾解释。从此,茅盾与周扬他们的论争,也就告一段落。
但是,9月下旬《今代文艺》上发表《戏改鲁迅茅盾联》后,又惹出一番风波,戏联称是郭沫若写的:“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而提供者金祖同,又别出心裁地说在郭处见到茅盾写给郭沫若的一封长信。这个《戏改鲁迅茅盾联》发表后,文坛议论纷纷。茅盾也捺耐不住怒火,专门写了《谈最近的文坛现象》,刊登在10月10日《大公报》上。
茅盾这篇文章发表时,鲁迅正是病情日渐沉重时。茅盾曾和史沫特莱等朋友为鲁迅的病而奔波过。但都因鲁迅的固执而未能及时治疗。终于在10月19日逝世。当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盾正在故乡乌镇养病和写作,当收到妻子孔德沚从上海发来的“周已故速归”电报时,茅盾的痔疮已发得厉害,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茅盾手捧电报,泪水潸然而下。茅盾本想赶往上海,参加鲁迅葬礼,不料疼痛难熬,母亲也劝他,等病稍好些再去上海。于是,茅盾过了两三天后,急速赶赴上海,与夫人孔德沚和女作家陈学昭等去墓地寄托哀思。茅盾原打算在乌镇写长篇小说《先驱者》的计划,也中断了。茅盾连续写了《写于悲痛中》等三篇文章,纪念悼念鲁迅。
在两个口号文章论争期间,邹韬奋发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这本仿苏联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而成的书,以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作为全国征文的内容。这本书于同年9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在抗战前,茅盾在论战纷呈,风云多变的时代里,他依然勤奋创作,写了《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文学,以及《烟云》、《送考》、《官舱里》等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为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小说《水藻行》,这是茅盾以故乡为背景的,反映人性觉醒的一个短篇小说,也是茅盾一个唯一先在国外发表的小说。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形象,他健康、乐观、正直、善良、勇敢,他热爱劳动,他蔑视恶势力,他也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主人。”
同时,茅盾还写了不少散文、评论和译文,同时他也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写了3万字的一本书:《创作的准备》。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