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连天烽火

    1937年是个烽火连天的年份！

    上一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终于和平解决。

    蒋介石同意抗日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奉下回到南京。消息像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的纸灰一样满天飞的时候，茅盾他们一些在上海的左翼进步文化人，面对各种各样的传闻，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消息，惘然了。圣诞节的夜晚，茅盾被街上的鞭炮声所惊醒。孔德沚上街一打听，原来是上海的党政警宪奉命庆祝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一些不明真相的小市民，也跟在后面起哄。

    茅盾关上门，拧亮电灯，在灯下写了一篇散文：《鞭炮声中》。把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时的那个圣诞节晚上上海小市民的面相刻划得入木三分，留下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片断。

    1937年6月底，江南在酷暑笼罩下，热得似乎比以前更早！从西安回来的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更活跃了，并且装出一副开明君子的样子，他以领袖身份，邀请全国各党各派各方知名人士上庐山“共商国是”。一天，郑振铎送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寄来给茅盾的邀请信，邀请茅盾参加庐山第三期谈话会。茅盾捏着这封邀请信，向郑振铎苦笑道：“他们给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销，怎么又来邀请信？”

    郑振铎也笑了起来，问道：“你准备去不去呢？”

    “我想想再讲。”茅盾把信朝桌子上一扔，说道。

    “我看可以去听听老蒋说些什么。”郑振铎认真地说：“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茅盾敛起笑容，点点头说：“这倒也是，如果他真能抗日，总也是好事，何况也可乘机摸一摸蒋介石抗战的决心究竟有几分。”于是茅盾写了一封表示愿意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回信，仍托郑振铎转寄。

    不料，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茅盾收到“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的一纸电报，原先上庐山的打算也就此告吹。

    此时，全国烽火蔓延，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平津告急，时局十分危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7月30日，北平、天津沦为敌手，日军从山海关外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增兵。

    8月7日，日本的川越大使到了上海，日军陆战队和海军集中在上海，9日，日本海军武官士兵强闯虹桥机场，枪击士兵，被中国士兵还击毙命。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进攻，英勇的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上海街头号外纷飞，人心激昂。茅盾也为这种民族精神的大检阅而激动而欢呼。

    14日那天是周末，上海进步文化界照例有个聚餐会，这些文化人都被昨天的战争激动着，也有不少人抱着探听消息和去向而来的，因此，聚餐会比以往多了一桌，气氛仍然十分热烈，探讨文艺家在抗战中的任务以及活动等具体问题。茅盾在席间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要求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在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我们的工作不再在亭子间，而在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等。茅盾越说越激动，最后他说“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战觉悟。开创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茅盾话音刚落，其他朋友纷纷发表意见，希望办一个适应战时的刊物，并推举茅盾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

    不料，正当大家在炮声中热热闹闹、群情激昂地讨论刊物时，外边进来几个迟到的人，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空军雄鹰展翅，轰炸出云舰！这一消息不啻给聚餐的文化界战士带来一付兴奋剂，个个仿佛要上战场去似的，一轰而散，兴奋地离去。

    15日，茅盾约冯雪峰去找巴金，商量办刊物的事。茅盾把昨天聚餐会上大家的意思说过以后，巴金连连说：“这很好，这很好。”表示赞同。他还对茅盾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

    所以，抗战真正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一片空白，岂不让后人笑话？“

    “对，你讲得对。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出个刊物，和这个时代合拍！”

    茅盾吸了一口烟，接过巴金的话茬说。

    巴金又说：“不过当前书店老板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新书和新刊物，看来这个刊物还是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周刊经费也不多，销路估计也可以的。”

    “何不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冯雪峰说。

    “冯先生说得对，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

    茅盾又兴奋地补充着。这样，一个为顺应抗战形势而诞生的刊物——《呐喊》的雏形初成了。茅盾自告奋勇来写发刊词，又约定由茅盾、巴金、冯雪峰分头去找《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主编，讨论合力办刊。茅盾热血沸腾地赶写了《呐喊》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到8月25日，《呐喊》像一个婴儿一样，呱呱坠地了。它的第一声啼哭，第一声呐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控诉。上海街头一边是炮声隆隆，一边是人们争相购买抗日的报章杂志。但是，这个阵容强大的《呐喊》高知名度的作者阵容，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出现了租界工部局扣留了抗战报纸和杂志，报童被殴打等等情况，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呐喊》。于是茅盾他们又利用邵力子等老朋友的社会关系，走个形式，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补办个手续。这时，茅盾他们也听到不少朋友对《呐喊》这个刊物名称有不同看法，认为和这个时代不协调，仅仅呐喊是不够的。因此，茅盾趁补办手续的机会，把《呐喊》改为《烽火》，于9月5日正式出版。

    从7月到9月这三个月里，茅盾以不可遏制的感情，写下了抗战初期的大量檄文，也写下了大量的扩展抗战文艺的设想和意见。当时《救亡日报》曾有一则令人惊讶的报道，说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战时服务团在静安寺冯存堂药号门口办个壁报，取名《实弹》，宣传抗日。在第一期的壁报上，茅盾也为它写了文章，可见当时茅盾的热情之高了。

    自八一三以后，战争并没有在上海立即迅速发展，日军和国民党的战场上，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直觉告诉茅盾，“上海不可能久守！”怎么办？茅盾面临着一个离开硝烟弥漫的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茅盾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母亲是随茅盾全家逃难呢，还是留在上海租界？此时的租界还是安全的。不料，茅盾母亲托人带信来说，她要留在乌镇，并说，到内地逃难，老了，走不动了，不拖累你们了。

    住在上海，费用高，不如住在乌镇清静。

    茅盾接到母亲信，仍不放心，便让妻子孔德沚去乌镇说服母亲，并接到上海租界里来住。不料，孔德沚去乌镇几天后，仍旧一个人回到上海，茅盾见风尘仆仆的妻子一个人回来，急忙问道：“妈妈呢？”

    “妈妈不肯来上海，她说上海打仗，乱哄哄的，不来添忙乱了。”孔德沚一边洗脸，一边说。洗好脸，她又对茅盾说，“妈妈让我们走之前，把一些书等带不走的东西，送到乌镇去。”

    茅盾一听，苦笑道：“妈妈一个人在乌镇，我们总归是不放心的。”“也许小鬼子不去那里。”孔德沚自我安慰地说了一句。

    这时，邮差送来一封长沙来信，是德沚的朋友陈达人写来的，陈达人是孔德沚爱国女校的同学，她现在随丈夫黄子通在长沙湖南大学。她知道上海已成战场，便邀请茅盾全家去长沙避难。茅盾夫妇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但最好是先将两个读中学的孩子送到长沙，这样走起来也轻松一些。孔德沚把这个想法告诉陈达人，陈达人也及时回电，表示欢迎。

    于是，茅盾夫妇俩着手准备孩子行装，并由茅盾护送到长沙。孔德沚则把家里东西清理一下，带不走的，或送人或寄存，并把家里的书装箱后送回乌镇去。

    正在手忙脚乱准备离开上海，送孩子去长沙时，突然收到弟媳张琴秋从南京的来信，茅盾急忙展信，只见上面写道：

    “茅哥、沚姐，很久没有和你们见面了，而且很久没有和你们通讯了，我心中时常想念你们，时常打听你们的消息，问及你们的近状，但是始终没有得着你们真实的情形和探得你们的通讯地址，今天遇见王君烈文——他是我过去的旧同学，谈到了你们的近况，真使我兴奋万分。拟王君说二月前曾经在沪看见过你们，曾到过你们的家。

    我知道你们一定也在问及我，关心我。你们或许已经从报上看到知道我已被杀的消息。不错，我此次能来南京，确实是死中逃生。我已于今年四月中旬在甘北被马步芳的军队所俘，当时被俘的男女几千人，杀死者过半，被俘后解送青海西宁，易名隐匿，帮人煮饭，有三月光景，后觅得同乡一名，才把我设法带至西安。抵西安后，又由行营押送到南京，由中央党部送我们入反省院，住了两个星期，最近有周先生把我保出来，才得着自由，准备明日起程归家。

    ……

    母亲在沪抑在乌？她老人家身体是否强健？阿双阿南等都长得很大，一定不认得我了吧？我很记念他们！

    民的消息，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可怜他的一生，为解放人类而奋斗，历尽艰苦，抛弃了私人的利益，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离去我们而长逝了，唉，我没有见他最后的一面，实在使我心痛！！……“

    茅盾孔德沚夫妇已经五六年没有收到琴秋的信了，突然见到弟媳张琴秋署名“凤生”的来信，又悲又喜，又想起胞弟沈泽民牺牲的事，都唏嘘不已！

    孔德沚看了信，想到泽民的死，琴秋受的苦，心酸泪下，悲从中来。

    10月5日下午，茅盾领着女儿沈霞、儿子沈霜急匆匆地赶到火车西站，赶乘火车去镇江。因为在战时，火车直到暮霭降临才开车，以避开敌机骚扰。

    从上海到镇江，本来可以直开苏州、镇江，但因上海到苏州已被军车占道，客车要先到嘉兴，绕道到苏州，才能再到镇江。

    火车在黑夜里咣咣地喘息着。茅盾和两个孩子挤在拥挤的车厢里，竟意外地碰到左翼文化人郑伯奇一家，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到西安去。

    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半夜一点钟光景，才到嘉兴站，然后是走苏嘉路，朝苏州方向开去。（这一条苏嘉路是一条新建不久的铁路，后来被毁，一直没有修起来。）过苏州后，天就泛出鱼肚白，经无锡、常州，到镇江时，已是上午9点光景了。茅盾3人坐了一夜火车，带着疲惫的神色，直奔长江码头，买到当天下午去汉口的船票。下午，这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轮，徐徐朝上游开去。两天两夜的长江航行，终于在10月8日到达汉口。茅盾3人上岸后，找到开明书店，竟意外地见到老朋友叶圣陶和章锡琛，茅盾让开明分店经理章雪舟买去长沙的火车票。

    终于在10月10日中午到达长沙，陈达人已经在车站等候，黄子通也替茅盾的儿子女儿联系好长沙的两所名牌中学，即岳云中学和周南女中。在长沙短短的几天中间，茅盾在黄子通的陪伴下，专门应邀去湖南大学讲演；又会见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红色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徐老先生此时正在长沙筹办中共驻长沙的办事处。茅盾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们在抗日战争开始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自然，在生活、前途感到困难，要“逃难”这样的生活境遇里，见到与自己奋斗过并一直引为同志的人，能不激动吗？所以茅盾感到“一见如故”，两人倾心而谈。

    在长沙安顿好女儿、儿子之后，茅盾便急急忙忙经汉口、杭州，又绕道绍兴，坐船回到上海。此时已是11月12日的掌灯时分了。为了送儿女去长沙，来回足足花了一个多月。而妻子则安排好家里一些东西后，天天在为丈夫的行程而担心，那天茅盾一路艰辛地回到家时，有一段回忆十分感人：

    “11月12日上灯时分，我回到家中，只见德沚一个人抱着一只白猫坐在沙发里发呆，旁边的收音机沙沙地响着。她一见我就跳起来高叫：好了，好了，回来了，总算回来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问题：怎样回来的？孩子们好吗？路上走了几天？吃过饭没有？又说，这几天把我担心死了。现在心里石头终于落下了。说完又急忙忙要去烧洗澡水。我说，先做饭罢，我一天没有吃了！她又奔到厨房，忽又返回说：刚刚广播，我军已撤出上海！”

    茅盾及时地赶回来了，但上海也陷落了，成为孤岛，没有几天，上海的两翼嘉兴、苏州也沦为敌手。在茅盾的家乡，一支敌军从水路向西开拔，路过乌镇，放火烧了西栅的大批房屋，事后才知道，茅盾的外祖父家的房屋也毁于日寇的战火。但茅盾母亲却给茅盾来信，为了让儿子儿媳放心，特地说乌镇平安无事，这样可以让茅盾他们放心。同时叮嘱茅盾夫妇赶快离开上海去内地，对孙女孙子两个孩子在长沙表示不放心。一片慈母之心，令茅盾感动不已。

    1937年12月5日，南京陷落后，茅盾夫妇便搬出信义村，住进法租界的一个公寓作难民，同时托人买去香港的船票。在等船票的当中，茅盾应巴金的邀请，回忆这次内地沿途见闻，记录下这大时代混乱的场面，这就是《苏嘉路上》等一些散文。

    直到1937年12月底，茅盾和夫人孔德沚登上去香港的轮船，逃离了满街是火药味的孤岛上海，告别了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过20年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