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

    费尔米纳不能想象，她那封在气得发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信，居然被阿里萨认做一封情书。她在那封信里发泄了全部的激怒，情绪激烈，语带讥讽，令人难以忍受，何况还是不公正的。然而，在她看来，跟她受的伤害和侮辱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她两个星期忍辱负重的最后一个行动，以便使自己安宁下来，适应新的环境。她想再次成为原来的费尔米纳，收回半个世纪奴仆般的生活中自己不得不让出的一切。这种奴仆般的生活无疑使她幸福，但是丈夫一死，连一点印迹都没给她留下。她象是在别人家里游荡的幽灵，那房子瞬间变得宽大而凄凉，她在里边百无聊赖地到处徘徊，不断痛苦地自问，谁是真正的亡魂：是死了的丈夫还是她这个未亡人。

    丈夫把她一个人孤单地留在昏暗的茫茫大海里，她无法抑制内心里对他的怨恨。他的一切都使她伤心落泪：枕头下的睡衣，象病人穿的平底拖鞋，对他站在镜子前脱衣服的形象——常常在她准备上床时——的回忆，以及他的皮肤的气味——这味道在他死后很长时间还顽固地留在她身上。不管做什么事，她都会边做边停，拍拍额头，因为突然想起了有什么事没有告诉他。时刻都有许多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钻进她的脑子里。有一次他告诉了她一件她困惑不解的事：截了胶的人，能感觉到他们失去的腿上的疼痛和痉挛。如今她也有这类感觉了，她已失去了丈夫，但她感到他仍在身边。

    编剧的第一个早晨，她在床上还没睁眼就翻了个身，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再睡，正是这时，她才觉得他死了。只有此时她才意识到他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在餐桌上，她倒不是因为少了一个人感到孤单，而是由于她莫名其妙地相信，她在和一个已不存在的人一块用餐。她等女儿奥费利亚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从新奥尔良回家后再重新坐在桌子前吃饭，但不是通常的那张桌子，而是一张她让人临时摆在廊里的较小的桌子。她一直没有正正经经地做顿饭。饥饿时，随便走进厨房，把勺子伸进锅里，随便吃一点什么，也不使用盘子，而是一边吃，一边站在小炉子跟前和女仆们说话。她们是她唯一喜欢和更合得来的人。

    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已故丈夫的形象总萦绕在她的脑海里，不管她在哪儿，也不管她做什么事情，都会使她回忆起他来。虽然在她看来，痛苦是理所当然的，但她也想尽量不沉溺于痛苦之中。她下了狠心将一切触发她回忆起已故丈夫的东西，都从家中清除干净，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这是她想出的唯一能使自己依旧在这家里住下去的方法。

    这是一次彻底的大清除。儿子同意将书房的书籍全部拿走，好让她把书房改为缝纫室——她从结婚以后一直没有这样的房间。女儿则同意拿走一些家具和许多她认为很适于在新奥尔良古董行拍卖的东西，这一切使费尔米纳感到宽慰。但她后来知道旅行结婚时所买的东西已成为古董商的文物，又觉得很不是滋味。她不顾佣人们沉默的惊讶，也不管左邻右舍或在那几天中来陪她的朋友们的困惑不解，让人在房后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火，把能使她回忆起丈夫的东西一古脑儿烧掉：其中有从上一个世纪以来本城最昂贵最考究的衣服，最精致的皮鞋，比像片更酷肖他本人的帽子，死前最后一次从上面起身的摇椅，以及无数与他的生活紧紧相连并已成为他本人组成部分的物件。她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件事，这不仅仅为了卫生，并且也坚信丈夫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同意她这么做，因为他曾好几次向她表示，死后愿意火化，而不愿被装进针得严密合缝的黑洞洞的雪松木棺材。当然，他所信的宗教不允许这么做。他曾大着胆子试探过大主教的意思，探索一下可能性，但是大主教给了他一个断然否定的答案：这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教会不允许在公墓中设置焚尸炉，哪怕专供异教徒使用也不行。除了乌尔比诺医生想得出来建造这样的焚尸炉外，别人谁也想不到。费尔米纳没有忘记丈夫的那种恐惧，即使在最初几个钟头的懵懵懂懂中，她也没有忘记吩咐木匠在棺材上留一道缝透亮，以此作为对丈夫的安慰。

    无论如何，那都只是些徒劳无益的行动。费尔米纳很快就发现，对亡夫的记忆是如此牢固，没有随着日子的流逝而有所削弱。更糟糕的是，衣服焚毁后，她不但仍旧十分怀念她所爱的丈夫的许多东西，尤为烦心的是她仿佛时刻都听到丈夫起身时发出的那种响声。这些回忆使她摆脱了忧伤。她超脱一切，下决心在回忆已故丈夫中继续生活下去，就当他没有死一样。她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时仍然不是味儿，但是会逐渐好起来的。

    果然，过了三周，她开始看见最初的几道光线了。可是，随着光线的增加和越来越明亮，她渐渐意识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邪恶的幽灵，使她一刻也不得安宁。那个幽灵，已经不是那个当年在“福音”公园偷偷窥视她的令人怜悯的幽灵——使她在步入老年后还经常温情地回忆着的幽灵，而是那个穿着折磨人的长礼服，把帽子压在胸前的令人深恶痛绝的幽灵，他的愚蠢的冒失行为弄得她为此惶惶不安，以致她实在无法不想他。自从她十八岁拒婚以后，她始终相信，播在他身上的仇恨的种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生根发芽。她时刻都感觉到这种仇恨，当那幽灵在附近的时候，她感到仇恨随之在空中飘荡。只要一看见他，她就心慌意乱，六神无主。那天晚上，她丈夫的遗体旁的鲜花还散发着幽香，她认为他那粗鄙的言行只不过是第一步，天晓得这后面隐藏着多少阴险的复仇企图。

    他顽固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越想越恨自己。葬礼的第二天，一觉醒来她想起他时，使劲皱了皱眉头，做了个坚定的动作，终于把他从脑海里驱赶了出去。可是，赶走的愤怒旋即恢复，她很快就明白了，越想忘掉他，就越会记得他。于是，她终于为旧情所战胜，鼓起勇气，开始回忆那个未能实现的爱情的梦幻般的时光。她尽力回想当时的小公园、折断的扁桃树和他坐在上面向她求爱的长靠背椅是什么样子，似乎这一切都失去了本来面貌。一切都变了，树被砍走，黄叶铺成的地毯也已不见。在被新首的英雄塑像处，人们重新树起了另一个人的塑像，他身着华丽制服，无名无姓，没有日期，也没有对塑像的说明。塑像下有一个很有气派的墩座，里边安装着本地段的电力控制装置——多年以前她家的房子就已经被卖掉，在省政府手里毁坏得七零八落。

    想象出当时阿里萨的样子，对她并非易事，但要认出雨中那个无依无靠、沉默寡言的小伙子跟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陈腐的虚弱多病的老头儿是一个人就更不容易。这个人完全不顾她的处境，对她的痛苦没有起码的尊重，而是用一种烈火般的侮辱来煎熬她的灵魂，这就逼得她说不出话，透不过气来。

    她在弗洛雷斯-德马利亚庄园呆了一段时间，忘却了林奇小姐给她带来的倒霉时刻后回家不久，伊尔德布兰达表姐来看她了。表姐眼下又老又胖，但显得幸福快活，由大儿子陪着。这儿子跟他父亲一样，曾当过陆军上校，可是由于他屠杀大沼泽地圣-胡安香蕉园工人的不体面举动，受到父亲的斥责。表姐妹两人相见过多次，每次时光都在回想他们相识的日子中慢慢过去。在最后一次来访时，伊尔德布兰达比任何时候都更怀念昔日，流年似水，自己也已上了年纪，不禁百感交集。

    为了回忆往事，她带了一张她们装扮古代资夫人的照片，那是比利时摄影师在年轻的乌尔比诺看中任性的费尔米纳的那个下午给她们拍摄的。费尔米纳自己的那张已经丢失，伊尔德布兰达这张也已消褪得几乎看不清楚，但是透过那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尚能辨认出她们当年年轻、漂亮的风姿，可惜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永远不会再来了。

    要想使伊尔德布兰达不谈起阿里萨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一直将他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回想起自从她拍出第一封电报后，再也无法从心中把他那个注定被恋人遗忘的忧伤而瘦小的形象忘掉。费尔米纳曾和他见过许多次面，但没跟他说过话，她不能想象他就是自己第一次爱过的那一个人。关于他的消息统统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就家本城所有那些多少有点名气的人物的消息迟早都会传到她耳朵里一样。人们说他从未结婚，因为他跟别人的习惯不一样，可这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原因是对传言她向来不理会，还因为许多男子的这类事常常被传得失去了原有的面貌。相反，她感到奇怪的是阿里萨仍坚持穿他那古怪的服装，用他的奇特的洗涤剂。此外，在他以如此引人注目和体面的方式开辟了一条生活之路之后，仍旧使人感到神秘和费解。她不能相信他就是原来的那位阿里萨。当伊尔德布兰达叹息“可怜的人儿，他受了多少苦哟”时，总是感到惊讶。因为好久以来她看到他时，已经没有痛楚的感情，他的影子已从她心中消失了。

    然而，她从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回来后有一天晚上看电影碰到了他，她的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情。他跟一个黑种女人在一起，她毫不在意。可她惊讶的是，他居然保养有方，举止潇洒。她没想到，由于林奇小姐突然闯进了她的私生活，发生变化的居然是自己，而不是他。从此时起，二十多年中，她用更同情的眼光继续观察着他。为丈夫守灵的那天晚上，她不仅认为他去那儿可以理解，而且甚至认为那表明他对她的怨恨已经烟消云散：那是一个原谅与忘却往事的行动。所以，当他戏剧性地向她重申在她看来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爱情时，她大为惊奇。她认为到了她和阿里萨这种年纪，除了凑合着活下去之外，已不能有其它渴望了。

    在象征性地为丈夫举行了火葬仪式后，第一次冲击给她带来的巨大愤怒不但丝毫没有消除，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甚至当她感到无力控制的时候，这怒气还朝各个方向扩散开来。更在甚者，她努力减弱对亡夫的回忆，但腾出的记忆空间却逐步以一种无情的方式被隐藏着对阿里萨的记忆的虞美人草坪所占据。就这样，她总是被迫地想着他，越想他就越气，越气就越想他，她觉得实在无法忍受，简直要发疯了。于是，她坐到了亡夫的写字台前，给阿里萨激动地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她在信中把他大骂了一通，并且无情地向他挑战，有意识地做了这件她漫长的一生中最不名誉的事情之后，她才感到了宽慰。

    对阿里萨来说，那三个星期也是极度痛苦的。在向费尔米纳重申爱情的那天晚上，他沿着当天下午被洪水冲坏的街道，漫无目标地游荡，不时惊恐地自问，他刚刚把那只抵挡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围困的老虎杀死，现在该拿这张老虎皮怎么办？由于洪水的凶猛冲击，城市处于紧张状态。在一些房子里，半裸着身子的男男女女想从洪水中随便携出点什么东西来。阿里萨觉得大众的那场灾难与自己息息相关。但是，空气是平静的，加勒比天空的星星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突然，在无比的沉寂中，阿里萨听出了许多年以前他和卡西亚妮在同一时间、同一街角听到的那个男声唱：

    “我从桥头回来，满脸沾满泪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歌那天晚上与死亡有点关系，但只是对阿里萨来说是如此。

    他从来没有象当年那样如此思念特兰西托，他想起了她的聪明的话语和用纸花打扮起来的愚弄人的美女的发式。每当他处于灾难的边缘时，他都需要一个女人的庇护，这对他是无法避免的。因而，他去了师范学校，去寻求可以得到的女人。

    他看见在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寝室的一长溜窗户上有灯光。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象老祖父一样疯狂地在凌晨两点钟，把那个睡得正香的象他孙女服的女孩从散发着她的鼻息的摇篮里带走。

    在城市的另一端，卡西亚妮独身一人，自由自在，不管在凌晨两点、三点，还是在任何时候，她都愿意给予他所需要的同情。在她失眠的折磨中去敲她的门，这对他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但是他懂得，她太聪明，他们又爱得太深，只要他在她怀中哭泣，就只好向她道出悲伤的真实原因。在荒凉的城市中，他象夜游神似的走着，考虑了许久，最后还是觉得去找“双料寡妇”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比找任何别的女人更合适。她比他小十岁。他们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相识。他们一度没有来往，只是因为她不愿让他看见她现时那副样子：半失眠，老态龙钟。

    一想到她，阿里萨立刻往回走到彭塔纳斯大街，在一个卖东西的拎包里装了两瓶欧波尔图葡萄酒、一瓶泡菜，然后再去看她，实际上他连她是不是在原来的家里，是不是一个人独处，或者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

    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还没有忘记他们的暗号，听到他用指甲抓门她就明白是他来了。开始用这个暗号时他们自以为还年轻，但实际并非如此。她问都没问就给他开门。街上漆黑，他穿着黑呢料衣服，戴着硬帽，蝙蝠式雨伞挂在臂上，几乎让人看不到。她眼神不好，光线又阴暗，自然看不清楚他是谁。但是，她借着金属眼镜架闪出的灯笼般的光亮，立刻认出了他。看上去他象个双手还沾满鲜血的杀人凶手。

    “请收留一下我这个可怜的孤儿吧！”他说。

    为了找个话题，这是他说的唯一的话。他很吃惊，从上一次见面以来，她竟老了这么多，同时他意识到，她也会同样这么看他。但是，他随即又想，过上一会儿，当两个人都从久别重逢的最初惊愕中恢复过来以后，又会慢慢发觉对方身上少了些生活的伤痕，重新觉得都还是象四十年前刚认识时那般年轻。这么一想，他也就得到了安慰。

    “你好象参加了葬礼。”她说。

    确实如此。她也象全市的人那样，从十一点钟起就呆在窗前，观看着自德鲁纳大主教死后所见到的最大、最豪华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那震撼大地的炮声，乱哄哄的军乐声，以及盖过从头一天起就敲个不停的所有大教堂混杂在一起的钟声的葬歌声，将她从午睡中吵醒。她从阳台上看见了穿着仪仗队制服并骑着马的军人，宗教社团，学校队伍，当局人士乘坐的长长的拉下窗慢的黑色旅游车，戴着帽檐插着羽毛的头盔、披着金马披的马拖着的马车，用一等历史性的炮架拖着的盖着旗帜的黄色棺材和排列在最后的一溜老式敞篷马车，它们载着花圈，显得十分活跃。午后不久，这支送葬队伍刚从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的阳台前过去，大雨便倾盆而下，人们惊逃四散。

    “真是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死法了！”她说。

    “死可没有荒唐的含义。”他说，然后又伤感地补充道，“在我们这种年纪更是如此。”

    他们坐在平台上面对广阔的大海，看着月亮，月亮四周的光环几乎占据了半个天空，看着远处航船上五颜六色的灯火闪烁不止。他们一边享受着暴风雨后吹来的暖和而带香气的轻风，一边喝着欧波尔图葡萄酒，吃着泡菜和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从一个大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她无儿无女，三十五岁守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类似的夜晚。阿里萨见到她的时候，正是她可以接待任何愿意陪她的男人的时候，哪怕是按小时把男人租来。但他们两人建立起了一种看上去比实际更严肃、更持久的关系。

    虽然她从来没有暗示过，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她早就会和他举行第二次婚礼了，哪怕是等于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她知道要顺从他的吝啬，适应他未老先衰的萎颓，他的古怪的秉性，他的想得到一切而一毛不拔的欲望，是不容易的。可是，话也说回来，没有比他更乐意让女人陪伴的男子了，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如此需要爱。可是，世界上也没有比他更油滑的男人了。因此，她对他的爱每次都适可而止，以不干预他自由地去爱费尔米纳的决心为界线。尽管如此，他们的关系，即使在他收拾了一切，使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重新与一个来此做三个月生意和旅行的商业代理人结婚后，仍旧保持了许多年。她跟这个商人生有一女四子，可据她发誓说，其中一个是阿里萨的。

    他们只顾交谈，不管时间，因为两人年轻时就习惯了共同分担他们的失眠。如今上了年纪，失眠对他们就更无所谓。虽然阿里萨几乎从不超过两杯，可今夜他已喝过三杯还没有缓过气来。他大汗淋漓，“双料寡妇”劝他脱掉外衣、坎肩和长裤，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全部脱去，怕什么，归根结底，他们赤身裸体比穿着衣服更能相互了解。他说，要是她脱他也脱，可她不愿意。许久以前，她照过一次大衣柜镜子，突然明白，她已没有勇气让他或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裸体了。

    阿里萨很兴奋，喝了四杯欧波尔图葡萄酒还没平静下来。他继续谈着过去，谈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许多年以来这是他唯一的话题，他渴望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条途径，来发泄自己郁积在心头的烦闷，使自己轻松下来。这是他们需要的，他要把一切都讲出来。当他看到天边最初的几道亮光时，便试图以平静的方式跟“双料寡妇”亲近。他似乎偶然地问她：“你现在成了寡妇，又上了年纪，如果有人提出跟你结婚，你将怎么办？”她笑得脸上起了皱纹，反过来问他道：

    “你指的是乌尔比诺的寡妇吧？”

    阿里萨总是忘记，他最不应该不知道女人们对问题的隐秘比对问题本身想得更多，普鲁维登西亚波特雷尤甚。他被她一针见血的叫人胆寒的话弄得慌了手脚，赶快否认道：“我说的是你。”她又笑了：“骗你的婊子娘去吧！愿她在地下安息。”她逼他把一吐为快的事说出来。因为她知道，不管是他，还是别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在多年久别之后，仅仅为了喝欧波尔图葡萄酒和吃泡菜加面包而在凌晨三点钟叫醒她的。她说：“这事只有一个人极端痛苦时才做得出。”阿里萨败下阵来。

    “这次你可错了。”他说，“今晚我来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唱歌。”

    “那我们就唱吧！”她说。

    于是，他开始以动听的声音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拉蒙娜，没有你，我可怎么活。”这一夜就到此结束了。这女人向他表明了她是多么神机妙算，他没敢跟她玩那种禁止的游戏。他走了出去，仿佛到了另一座城市。那里开着六月里最后一株变种大丽花，显得十分稀奇。新修的街道还笼罩在夜幕里，去赶五点早弥撒的寡妇们一个接一个地赶过去。那时，为了避开相遇，是他，而不是她们，不得不走到另一条人行道上去，以免她们看到他止不住的眼泪。这些眼泪不是象他认为的那样，自半夜一直忍着的眼泪，而是从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起就强咽着的眼泪。

    他已经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醒来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只看到对面有个耀眼的大窗户。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和女佣们在花园里玩球的声音使他回到现实中来。原来他是在母亲的床上，母亲的卧室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他常常在那儿睡觉，在孤独折磨得他坐立不安的时候，这样可以减少一点寂寞，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床对面是堂-桑乔客店的那面大镜子，只要一看见它，也就等于看见了映在里面的费尔米纳。他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因为只有这一天，司机才从寄宿学校把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接回家的。他明白了，他不知不觉地睡了一觉，并且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睡不着，费尔米纳在满面怒容地注视着他。他一面洗澡，一面想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不慌不忙地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洒了香水，粘好尖尖的白胡子。一走出卧室，他就从二层楼的走廊上看到了那个穿制服的漂亮姑娘，她正在跳起来接球，那迷人的神态有多少个星期六曾使他激动得发抖，可这天早上却没使他在感情上有丝毫波动，他让她跟他一块走。他带她到了美洲冷饮店，那儿挤满了带着孩子在天花板的大吊扇下吃冰激凌的父母们。阿美利卡-维库尼亚要了一个几层不同颜色的冰激凌，放在一只大玻璃杯中。这是她最喜欢的冰激凌，也是店里最畅销的，因为它能散发一种神奇的烟雾。阿里萨一边喝黑咖啡，一边看着她。她在用一把很长的小勺吃冰激凌，吃得很干净，连底都没有剩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对她说：

    “我要结婚了。”

    她捏着勺子，带着疑惑的神情，看着他的眼睛，马上镇静下来，笑了笑。

    “骗人，”她说，“老头子不会结婚的。”

    那个下午，他们在公园一块看了木偶戏，在防波堤的炸鱼摊上吃了午饭，看了刚到本城的一个马戏团的笼子里的猛兽。在城门那儿买了带到学校去的各种各样的甜食。在城里他们乘敞篷汽车转了几圈，这是为了让她逐渐习惯这样的概念：他现在是她的监护人，而不是她的情夫。尔后，在一阵不停的倾盆大雨中，在敲晚祷钟时他把她准时送到了寄宿学校。星期天，他没有露面，但给她派了汽车，以便她和女友一起出游。从前一个星期开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两人年龄的差距。那天晚上他决心给费尔米纳写封请求谅解的信，哪怕口气硬一些也可以。实际上这封信他第二天才写。星期一，正好在他受了三周的煎熬之后，他被大雨浇得象个落汤鸡似的走进家门，一眼就看到了她的来信。

    那是晚上八点。两个女佣都已躺下，她们点着走廊里唯一的一盏“长明灯”，以便让阿里萨照着亮走进寝室。他知道，他的简单乏味的晚餐已经摆在饭厅的桌子上。但是，多少天以来，他一直没什么胃口，常常胡乱吃点东西作罢。由于看到信，仅有的一点饿意也因为心情激动而消失了。他的手哆嗦着，费了好大劲才点看了寝室的灯。他把泡湿了的信放在床上，点着了床头柜上的小灯。然后，象惯常那样，竭力装得没事似的，使自己平静下来，脱下湿透了的外套，挂到符背上，又脱下坎肩叠好放在外套上。接着，他解下黑丝带和当今已不流行的赛瑞格衣领，把衬衣。扣也解到齐腰处，松开了腰带，使呼吸畅通。最后，。地摘下帽子放到窗户旁去吹干。他突然一惊，身体颤抖了一下，他想不起把信放在何处了。他紧张万分，找到时反而吃了一惊，因为他已不记得将信放到床上去了。打开信以前，他先用手绢把信封擦干，注意不让他的名字被黑水湮开。在拆信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经有第三者知情了，因为乌尔比诺的遗憾在丈夫刚刚死了三个星期就匆忙地写信给她的社交范围以外的人，没有通过邮寄，也没有让别人亲自交到收信人手上，而是神秘地象写匿名便条一样从门缝里塞进去。不管送信的人是谁，对这样的事儿都会注意的。信封上的浆糊已被水浸湿，不用拆就开了，但里面还是干的，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没有抬头，签名是她婚后所用名字的头几个字母。

    他倚在床上，飞速地把信看了一遍，使他惊奇的与其说是信的内容，毋宁说是信的语气，还没看到第二页，他已知道那正是他等着的挨骂的信。他将信展开，放在床头柜的台灯下，然后脱下湿迹难的鞋子和袜子，关上大灯，最后带上岩羚羊皮护须罩，未解农就躺下来，枕在用来当靠背的两个大枕头上，他继续读着信。他把信重新看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漏过任何一个字，接着他又看了四遍，直至看得麻木不仁，不知道信上说了什么为止。最后他将信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仰面躺下来，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四个小时以内，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曾照过的镜子，大气不出，象死人一样。午夜十二点整，他到厨房去煮了一壶浓得跟石油原油似的咖啡，拿到寝室，将假牙放进硼酸水里，这硼酸水时刻都放在床头柜上。他又象一块大理石一般躺下来，隔一会儿变换一下姿势，喝一口咖啡，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女佣送来满满一壶咖啡为止。

    这时候，阿里萨已心中有数，知道该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了。事实上，他读了那些谴责他的话并不感到难过，也无意去把那些不公道的非难辨个水落石出。他了解费尔米纳的性格和问题的关键，要避免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这封信本身给了他机会，并且承认他有权作答复。说得更明确些，是她要他答复。这样，生活现在就处于他想把她带去的地方，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他了，而他确信，他那半个多世纪的地狱生活还会给他以极其严重的考验，他准备带着更大的热情、更大的痛苦。更深沉的爱情去面对这些考验，因为这将是最后的考验。

    接到费尔米纳的回信后五天，他来到办公室时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周围出现了一种不常见的现象，没有打字机的响声，而寂静比噼噼啪啪雨点般的打字声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那是暂时的停顿，当那爆豆般的声音重新开始响起来时，阿里萨不由自主地推开卡西亚妮的办公室的门。他看见她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那打字机象个活人似的听从她指尖的使唤，她发觉有人在窥视她，以她那奇特而可怕的微笑向门口瞥了一眼，但她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把那段文字打完。

    “请告诉我一件事，我亲爱的母狮，”阿里萨问，“要是你收到一封极不礼貌的情书，你将作何感想？”

    她平日对什么都不在乎，可听了这话，脸上却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天哪！”她惊呼道，“你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既然如此，她也就难以作出回答。其实，在这之前，阿里萨没有考虑过这件事，于是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冒险到底。在职员善意的嘲笑中，他将办公室的一架打字机搬到了家里。“老鹦鹉学不会说话。”职员说。卡西亚妮对任何新鲜事儿都爱凑热闹，自告奋勇教他打字。

    但是，从洛塔里奥-特玛古特想按乐谱教他拉小提琴时起，他就反对全面系统的学习方法。当时治塔里奥曾吓唬他说，至少要学一年。能进职业乐队演奏至少得五年。要出人头地，每天起码练六小时。然而，他让母亲给他买了一把盲人小提琴，依照洛塔里奥给他指出的五项基本规则，练了不到一年，竟然敢在教堂合唱队表演，也能在穷人公墓那里给费尔米纳演奏小夜曲，让清风传授给她。如果在二十岁能学会拉小提琴，那还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呢。他不懂为什么到了七十六岁就不能学会只用一个指头即可操纵打字机呢！

    他想得果然有理。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来记熟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又花了六天时间学会一面想一面打字，又用三天的时间在撕坏了半令纸后打出了第一封准确无误的信。在信的开头他放了庄严的称呼：夫人，而自己的签名则用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象在年轻时洒了香水的信一样。他将信邮寄出去，信封上有哀悼的花饰，这是给新寡的女人写信必须遵守的规矩。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姓名。

    这封信写了六页，它和过去的任何一封信都不一样，无论是语调、文风还是修辞，都和初恋时的情书边然不同。他的论述是如此合情合理，如此有分寸。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写得最恰如其分的商业函件。如果在数年之后，用打字机打私人信件几乎被认为是一种侮辱，然而在当时，打字机还是办公室里一种没有自己伦理道德的“动物”，在家庭里广泛使用它尚未载入都市的史册。用打字机书写更象是一种大胆的改革行动，费尔米纳大概就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在她收到阿里萨四十多封信后给他写的第二封信中，一开头就首先请求他原谅他的字体难以辨认，因为她没有比钢笔更先进的书写工具。

    阿里萨在信中根本没有提起她寄给他的那封问罪的信，而是从一开始就想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开导她，对过去的恋情丝毫不涉及。总之，过去的事只字不提，一切从头开始。更确切地说，那是根据自己对男女之间关系的观点和经验以及关于人生的广泛思索得出的结论。他曾经想把这些内容写出来作为精书大全》一书的补充。只是此时，他把这种思考遮掩在一种长者的风度之后，有如老人的回忆录，以便不叫人明显地看出那份爱情文献的实质。他先按旧模式起草了许多底稿，为了不费时费力加以修改，他把它们干脆付诸一炬。他知道，任何常规的疏忽，些微的怀念之情，都可能搅起她心中对往事的痛苦回忆。虽然他预料她在鼓起勇气撕开第一封信之前会把一百封信退给他，可他还是希望退信的事情一次也不要发生。因此，他象筹划一次决战那样，反复斟酌信中的每一个措辞。一切都需与从前的信不同，以便在一个经历了大半生的女人身上激起新的好奇、新的希望和新的兴趣。这封信应该是一种丧失理智的幻想，能给予她渴望得到的勇气，把一个阶级的偏见扔进垃圾堆里。这个阶级不是她出身的阶级，但最后变得比任何其他阶级更象她出身的阶级。这封信应该教会她把爱情想成美好的事情，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且爱情本身就应该有始有终。

    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指望立即得到答复，只要信不被退回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封信没有退回来，以后的信也没有退回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焦急。时间越长，越是不见退信，他就越希望得到回信。他写信的多少，开始取决于他打字的熟练程度。最初每周一封，后来每周二封，最后是每日一封了。他对邮电事业从开创时代至今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由于这种进步，他可以天天去邮局给同一个人发信，不必担心被人发现，也不必为找人送信冒风险。派一个职员去买够一个月用的邮票，然后将信塞进老城的任何一个信箱中，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很快他就把那一习惯纳入他的生活常现了：他利用夜间失眠的时间写信，第二天去办公室时在街角的信箱前让司机停车一分钟，亲自下车去投寄。他从不让司机代他做这件事。一个雨天的早晨，司机想代他投寄，被他婉言拒绝。有时他加倍小心地不是带一封信，而是同时带上数封信出门，以便显得自然些。司机不知情，其实其它的信都是阿里萨寄给自己的一张张白纸。只有作为监护人，每月末给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的父母寄上一封信，谈谈对女孩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以及学习成绩的印象。除此之外，他从未与任何人有私人通信关系。

    从第一个月起，他就开始编号，每封信开头都象报纸上的连载文章那样，对前一封作个小结，生怕费尔米纳不懂信件的连贯性。此外，每日写一封信时，他还将带哀悼标记的信封换成了白色长信封，从而赋予这些信件以一般商业信函的格式。从一开始他就耐心地准备接受一次更大的考验，至少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使他能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白白浪费时间之前，他是绝不会罢休的。他死心塌地地等待着，不象年轻时候那样怨恨和消沉，而是以一个混凝土般的老人的固执在等待着。他在内河航运公司没有别的事可想，也没有别的事可干，等待费尔米纳的信就是一切。他确信自己能活下去，而且能活得很好，不管是明天、后天或者更晚，费尔米纳最终会相信，她那孤苦伶仃的寡妇的生活，只有他才能解救，那时他依然会很好地保持着自己的男子气概。

    与此同时，阿里萨仍旧过着正常的生活。他预料会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因此又第二次着手修缮房子，以便房子真的能和未来的女主人相称。他按照自己的许诺，又去看了几次普鲁登西亚-皮特雷，以向她表明，尽管年龄不饶人，他还是爱她。这几次，有的是在夜间百无聊赖的时候去的，有的是在大白天她的大门开着的时候去的。他照常从安德雷亚-瓦龙的门前走过，有一夜他发现她浴室的灯关着，他又走了进去。

    唯一的妨碍是他与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的关系。他再次向司机重申了他的命令，让他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到寄宿学校去接她，但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头一次没有去，她对这一变化感到十分不悦。他将她委托给女佣，让她们带她去看下午的电影，听儿童公园的露天音乐会，参加慈善摸彩，或者安排她和女同学去玩，以避开把她带到办公室的那座隐蔽的天堂去。从第一次带她去那儿之后，她就老想再去。他从未发现，女人可以在三天之内成熟。从他去帕德雷港湾的帆船上迎接她的时候起，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年。不管他怎么想使这一变化进展得缓慢一些，对她来说仍是残忍的，而且她不懂得这个变化的原因。那天在冷饮店他告诉她，他要结婚，道出了真情，她当时惶惶不安，但过后她又觉得此话实在荒唐，不可能，于是一会儿她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她很快就发现，他的表现象是真的，而且对她支吾搪塞，不加解释，好象他不是比她大六十岁，而是比她小六十岁。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里萨看见她在他的寝室里试着打字。她打得不错，她在学校里有这门课。她已经打了多半页纸，在某个段落有几句话显然反映了她的精神状态。阿里萨躬下身去，趴到她肩膀上看看她到底在打什么。他那男子的热气，断断续续的呼吸以及农服上的香气，顿时使她惶惑起来。她已经不是那个刚到的小孩子了。那时，他给她脱衣服，象哄婴儿似的哄着：喂，小鞋脱下来给小熊穿！真乖，把小衬衣脱下来给小狗穿！听话，把小花衬裤脱下来给小白兔穿！好了，在爸爸脸上轻轻吻一下。可现在不是了。不！现在她已是个地地道道喜欢采取主动的女人了。

    他仍在思念费尔米纳。六个月过去了，什么音信也没有。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他坠落到另一种失眠的荒野。他想，费尔米纳看到那淡雅的信封肯定会把信打开，也一定会看到和当年其它信上一样的她所熟悉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实际上，她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扔进了烧垃圾的火堆里。以后的信，她一看信封就做了同样处理，连拆都不拆。总之，不管他绞尽脑汁写出多少信，在她手里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女人，能抗住一切好奇心，半年中间，每天收到一封信，居然连用什么颜色的墨水写的都不想知道。要说有这样一个女人的话，那只能是她。

    阿里萨感到，老年的光阴不是水平的激流，而是无底的地下蓄水池，记忆力就从那里排走了。他的智慧将慢慢地耗尽。在拉-曼加别墅转悠了几天之后，他才明白，年轻时的那一套，难以敲开被丧事封死了的大门。一天早上，他在电话簿上找一个电话号码，偶然看到了她的电话。他拨了电话，电话铃响了许多次，最后他听出了她的声音，严肃而微弱：“喂2哪一位？”他没说话，把电话挂了，但是那无限遥远的抓不住的声音却刺疼了他的。乙。

    那几天，卡西亚妮庆祝自己的生日，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请到了家里。阿里萨心不在焉，把鸡汤撒在身上，她将餐巾在水杯中蘸湿，给他擦干净衣领，然后给他戴上一个围嘴，免得他再闹出什么事来。他真象个老娃娃。在用餐时，她发现他好几次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泪水。喝咖啡时，他端着杯子就睡着了，她想轻轻地把杯子接过来，可是他羞愧地惊醒说：“我只是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卡西亚妮夜里躺下时吃惊地想，他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乌尔比诺医生逝世一周年时，家属发出请柬，邀请亲朋好友出席纪念弥撒，地点在大教堂。迄今阿里萨已经寄出了一百三十二封信，然而没有收到她的只言片语。这促使他决定去参加纪念弥撒，即使自己并不在被邀请之列。这是一次奢华而不那么感人的社交活动。头几排是空的，那是一些永久保留的世代相传的座位，靠背上的铜牌刻着主人的名字。阿里萨是最初到达的客人之一，目的是想在费尔米纳必经之路上省个位子。他想，最佳位置应是中殿，就是在那些永久保留位于的后面。可是，那里的人很多，找不到空位子，他不得不坐到穷亲戚们的大厅里去。从那儿他看见费尔米纳由儿子搀扶着走进来，没戴首饰，身穿一件黑天鹅绒的长衫，一大排纽扣从脖子一直到脚尖，象主教的长袍。她肩上搭一块卡斯蒂亚饰边窄披肩，不象其他寡妇那样戴着挂面纱的帽子，就连许多巴望守寡的女人也是戴那种挂面纱的帽子的。未被遮掩的脸上闪着白白的光彩，被外形的眼睛在中殿巨大的技形吊灯下显示出特有的活力。她挺直腰板走看，如此高傲，如此自信，看上去年纪和她儿子一般大。阿里萨站立着，指尖扶在长椅靠背上，一直到昏厥的感觉过去，因为他觉得，他与她不是仅仅隔开七步之远的距离，而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费尔米纳几乎一直站在大祭坛前面的家属位置上，象看歌剧一样，风度不凡地出席弥撒仪式。最后，她却打破了历来的礼拜仪式规矩，没有按当时习惯站在那儿接受人们的再次哀悼，而是自己走过去向每个来宾表示谢意，这是与她的为人十分一致的革新举动。她向大家逐一问候，最后轮到了穷亲戚们。她环视周围，看看有没有需要她打招呼的熟人。阿里萨此时感到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他从中心推了出来，果然，她看见了他。费尔米纳以其社交老手的潇洒风度，丝毫没有犹豫地离开了她的陪伴者，向他伸过手去，露出温柔的微笑对他说：

    “您来了，谢谢！”

    原来，她不仅收到了那些信，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了。她从中发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道理，从而考虑要继续好好活下去。收到第一封信时，她正和女儿在桌子上吃早餐。她看见是用打字机打的，便好奇地打开了信，一看到签名的第一个字母，她脸上马上泛起红晕，感到热辣辣的。她马上随机应变，将信放到围裙的口袋里，说：“是政府的悼唁信。”女儿感到奇怪：“可悼唁信全都到了呀！”她泰然自若的说：“这是另一封。”她想事后烧掉，免得女儿再问，可她抵不住看上一眼的诱惑。她等待的是对自己那封辱骂信的应有的反驳。其实，在那封信寄出的同时，她自己已感到忐忑不安。可是，从信中庄重的称呼和第一段的意思，她就清楚了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点什么变化。结果，她的好奇心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将自己关进寝室，在烧掉之前安安静静地读一下。她一连看了三遍。

    那是对人生、爱情、老年和死亡的思考。这些思想曾经多次象夜间的小鸟似的在她头上扑扇着翅膀掠过，但是当她想抓住它们时，它们却四散飞走，只留下一片羽毛。这些创见就摆在面前，如此清晰，如此简单明了，就象她自己也曾乐意说出来的那样。她又一次感到难过，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不能和他一块探讨，就象每天睡觉以前评说当天的某些事情那样。就这样，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阿里萨，他有着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这与其年轻时狂热的信件和整个一生的可怜遭遇是不相符的。他的话别出心裁，如跟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眼中那种受圣灵启示的男子一样。这么一想，她又象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时那样害怕起来。但不管怎么说，最使她安心的是，她确信那封信并非重复守灵的那天晚上的粗鲁话语，而是一种打算勾销过去的十分高尚的行为。

    以后的信终于使她平静下来。但她在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阅读之后，还是把它付之一炬，尽管在烧掉后她逐渐感到一种无法消除的内疚。就这样，当她开始收到编号的信时，她找到了自己所希望的不将信毁掉的道德上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她最初的意图并非是把信留给自己，而是等待机会将信还给阿里萨。她认为，对人类那么有用的东西不该丢失。糟糕的是，随着时日的流逝，她还是一封接一封地收到他的信件，平均三、四天就收到一封。她不愿使自己难堪，也不愿写一封信解释——她的矜持不允许她这样做，可她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把信还给他。

    第一年守寡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对丈夫的纯洁回忆不再妨碍她的日常活动，不再妨碍她考虑隐私，也不再妨碍她有某些实实在在的想法，而是变成了一种指导和照料她的思想指南。

    有时，在她确实需要他的地方，她会看到他，不象是一个幽灵，而象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她相信他就在那里，还活着，但没有了男子的怪病，没有家长式的指手画脚的苛求，也没有总是要求她以他爱她的方式爱他：不分场合的亲吻，日日夜夜的叙情。确信这一点，使她受到鼓舞。因为这样她就比他活着的时候对他理解得更深，理解他渴望她的爱的心情，理解他迫不及待地要在她身上找到他社交生活支柱的愿望。实际上，他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一天，她大失所望，曾这样对他喊道：“你没有看到我是多么不幸吗？”他以他特有的动作摘下眼镜，既不愠怒，也不恐慌，只是用那孩子般无真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她，只用一句话就让她知道了他那惊人的智慧的全部分量：“你要永远记住，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的关系。”从守寡最初感到寂寞时开始，她理解了，那句话并不象她当时所想的那样隐藏着卑劣的威胁，而是给他们两人提供了充满幸福的时刻的基石出。

    在多次环球旅行中，费尔米纳看中什么就买什么。她买东西常常出于一时冲动，可丈夫也乐得找出恰当的理由来满足她。这些东西不论在罗马。巴黎、伦敦的玻璃橱窗里，还是在那摩天大楼已开始日益增多，查尔斯顿舞曲震天响的纽约市的玻璃橱窗里，都是美丽有用的。因而，每次到家她都带回五。六个大立柜，立柜上挂着耀眼的金属领，四角包着铜皮，就象神话故事中的棺材一样。她成了世界上最新奇迹的主人，然而这些东西平时锁着并不值钱，只有被她社交范围内的某人看中的一瞬间，才显示出它们的珍贵。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为炫耀而置，哪怕让别人看到一次。她在自己开始衰老前很久，就意识到自己在公共场所里的高傲和虚荣心，人们常常听到她在家中这么说：“这么多破烂，真得好好处理一下，否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乌尔比诺大夫嘲笑她这种想法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知道，如果腾出空来，很快又会被新添置的东西占据。但是她仍坚持，因为的确没有立锥之地了，何况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实用的，如挂着的衬衣、揉成一难压在厨房柜子里的欧式冬大衣，都是长期没用过的。于是，有一天早晨起床时，她感到精神很好，就开始翻箱倒柜，掏空了衣箱，最后拆除了阁楼，对那一堆堆过时的衣服来了一次大扫荡，还有那些根本没有机会戴的时髦的帽子，欧洲艺术家按女皇加冕时穿的式样来设计的鞋子，也都-一作了处理。其实这种鞋子，在这儿是受到高贵小姐们鄙视的，因为它跟黑种女人在市场上买来的在家中穿的便鞋是一样的。整个上午，家里平台都处于紧急状态，一阵阵刺鼻的樟脑球味简直令人难以呼吸。最后她看到那么多扔在地上的丝绸、织锦和金银丝带以及黄狐狸尾巴都要扔进火堆，也不免感到可惜。

    “世上还有许多人没饭吃，”她说，“把这些东西烧掉真是罪过啊！”

    于是焚烧推迟了，而且是无限期地推迟了，东西只不过换了个地方，从特许的位置换到用老马厩改成的剩余物资仓库。同时，腾出来的地方，正如乌尔比诺医生所说，开始又满满地放上了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只要放在衣柜里一小会儿后便永远放在里面了，最后则被投入火堆。她说：“应该想出个办法处理那些没有一点用处但又弃之可惜的东西。”正是这样，各种东西以使她自己都惧怕的贪婪，抢占着家里的空间，而人则被挤到角落中去，直到费尔米纳将它们放到看不见的地方为止。她并不象自己认为的那样有条有理，而是用一种特殊的绝招，将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一起。乌尔比诺逝世那天，人们不得不腾出半间书房，把东西堆在宿舍里，以便有个地方守灵。

    死神从这个家中经过，使问题得到了最后解决。烧掉丈夫的衣服，费尔米纳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安，而且她以同样的勇气继续每隔一段时间就点起一堆大火，把一切都扔进去，不管新的还是旧的，也不考虑富人的妒忌和将要饿死的穷人的报复。最后，她让人把芒果树连根刨出，半点儿不幸的痕迹也不留下，并将活着的鹦鹉赠给新建的市博物馆。只有那时，她才感到能舒畅地呼吸。她现在住在一个她一直梦想的家里，宽敞、舒适，一切都符合自己的心意。

    女儿奥费利亚陪她三个月后回到新奥尔良去了。儿子带着孩子们星期天来家里吃午餐，其它时间有空才来。费尔米纳亲近的女友们，在她最忧伤的时刻过去后，开始来她家串门，在光秃秃的院子对面玩牌，烹调和品尝新菜，让她适应没有他也照样存在的贪婪世界的隐秘生活。来得最经常的女友之一是鲁克雷希哑，这是一个守旧的贵族，费尔米纳一直跟她很好。自乌尔比诺死后，她对费尔米纳更加亲近。被关节炎弄得身体僵硬和对自己放荡生活感到懊丧的鲁克雷希姬，不仅是她当时最好的伴侣，而且还时常向她询问有关本城正在酝酿的城建规划的有关问题。这使她感到自己还是有用的，而不是凭借丈夫的影子自己才受人敬重。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象此时那样把她与她丈夫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再象往常那样称呼她婚前的名字费尔米纳-达萨，而开始叫她乌尔比诺的遗媒了。

    她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随着丈夫逝世一周年的临近，她觉得自己渐渐地进人一种舒服、清新、安静的环境之中——无可非议的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时她还不十分清楚，后来几年中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阿里萨写在信中的见解，对她恢复精神的平静帮了多大的忙。正是这些与她的经历相符的见解，使得她理解了自己的一生，去平静地迎接老年面临的一切。纪念弥撒上的相遇是一次意外机会，阿里萨从此知道，由于他那些鼓励性的信，她也准备忘却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