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

1994年，我老婆的工厂改制了。改制是个新词，也是个蒙词，其实大家并不太懂。改制？改什么样的制？改成什么制？本来是国营的，现在改成了什么营？是集体营，还是个体营？其实什么营也不是，改制后，这个厂就没有了，就和大家说拜拜了。

　　1994年，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住在靠近郊区的地方，房子是50平方米；我平时骑自行车去单位，我老婆则要倒三次公交车去上班；我小孩在市区一个小学读四年级，因为不好带，平时都寄养在我母亲家里；我们家的电视是1983年买的，不是东芝，也不是日立，是一个无名小牌奥丽安；洗衣机是半自动的，洗是自动的，弄干要手动的；空调只装在卧室里，是本地的玉兔牌单匹机，开起来室外响，室内也响；生活以外用于娱乐的电器，是朋友装搭的一台“卡拉”机，其实就是一个扬声器，还没有什么混响；电话装不起，初装费就要5000块，我们总不能“裤头都没有穿，雨伞还用布袋装”吧，省省；本来先计划买个BB机的，虽然用起来麻烦，但终归也算是现代化的产品，可现在，随着老婆的下岗，这个设想也要泡汤了。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工厂有一天会关门的，就是想象力再丰富，我们也只能想到儿子能不能“顶替”，退休工资能不能照常。我们是一直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的，我老婆在国营单位，我在文联机关，按我们温州通俗的说法，我们是最最理想搭配的一对，一个在工厂，实惠；一个在机关，轻松；我们经常会偷偷地羡慕自己，我们的收入虽然不是太多，但它们是细水长流的，四平八稳的。

　　我老婆的单位叫温州肥皂厂，做洗衣洗裤的肥皂，样子像那种拍人的板砖，但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增产肥皂。在没有洗衣粉、洗洁精、洗涤剂、洗手液的年代，它是很受人青睐的，用途也非常地广泛。在城市，它可以洗脸、洗手、洗澡、洗衣，是消毒去污的必需品。在农村，它更是高档奢侈的最佳用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农村的河边，那些埠头石阶上，洗衣的农妇村姑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捶打，肥皂像味精一样涂一点，然后她们要洗涤的衣裤就这样津津有味地被捶上半天。也因此，我老婆厂里的增产肥皂就一直是一种紧俏货，甚至是硬通货。

　　那些天，老婆派了我许多差使，一趟趟地往返于她的厂里，去运回她的一些东西。她在厂里做会计，有一些书、账簿和杂七杂八的“细软”。她不像一般工人那样那么简单，只需抽走一个身子，就什么也没有了。我问老婆，厂都没有了，人都散光了，你还拿这些东西做什么？老婆说，现在厂里混乱，没有人顾得上这些，我先替厂里保管着，等什么时候一旦有用了，我再拿回去。我狡猾地说，这里面有没有厂里的机密？如果有，我们先据为己有，到时候再加个什么码，拿出来要挟一下。老婆说，做人要地道，你不能这样小人好不好，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她的意思是，下岗归下岗，是大势所趋，跟厂里没有关系，跟领导的积怨更没有关系。我老婆是个纯朴的人、细小的人，不像我们在机关的人，平时练就的都是些小心眼和社会世俗伎俩。

　　老婆在办公室里整理东西，我暂时没轮着事，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他们厂区瞎逛。没有在工厂呆过的人，是不知道工厂的味道的。老婆就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工厂的细节：赤条条进出的浴室，几百人吃饭的食堂，抗台抢险的巡逻，三班倒的夜餐，冬天的锅炉房，夏天的酸梅汤……我听来都觉得生机勃勃，非常地有趣。肥皂厂的风景也是别样的：有宽阔的码头，有很大的煤场，有笔直的厂区路，有高高的反应炉，有垒得像山一样的油桶。站在江边的码头上，能看见瓯江对岸耘田的农民、墨绿而连绵的大山、山上的罗浮双塔、像白绸一样一动不动的瀑布。还有那浓郁的油脂味，油脂是做肥皂的原料，多站一会儿，好像身上都会慢慢地黏糊起来。这天，老婆的厂里很乱，每个路口都有聚集的人，他们和我老婆一样都是厂里的工人，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都在讨论和传递各种消息，他们的脸上一律挂着无奈和茫然，他们这里站站，那里站站，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我也跟着他们走来走去，肚子很快就饿慌了……这天，我用自行车把老婆的许多东西驮回来，同时也驮回了老婆灰暗和糟糕的情绪。

　　在过去，我老婆算是一个活络的人，她会经常弄些肥皂给我们家附近的小卖部卖。她在厂里当会计，有职位之便可以假公济私，说是什么单位需要，其实都是自己另有安排。一箱增产肥皂，厂里拿出来四十八块，给小卖部六十块，不动声色地赚了个差价。在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当时，在路数还不是很多的以前，她能有这样的心思，有另外一条活水注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来，已经算很超前了。

　　现在，这条路眼看就要被切断了。那些天，我老婆在厂里一定是落油锅一样。回到家还是恍恍惚惚的，和她说话，好像没和她说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饭吃着吃着，也会突然地停住，像是咽下了一块石头；喝水也会无端地呛着，像喝了很多的酒，趴着就吐起来；思想更像是一条开小差的狗，跑着跑着又折了回来。有时候刚从外面回家又说有事再出去一下。也不知去了哪里，回来时魂魄明显还落在外面。生活的规律也一下被打得七零八落，早上莫名其妙地起得早了，衣服也不常换了，垃圾堆得到处都是，饭也开得不正常了，烧开水好几次把壶给烧漏了。最能检阅人身体和心绪的做爱，也被搁置了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回事。有时候在床上，忍不住拿手探了探，或做了很好的铺垫，到了要具体实施时，要么被坚决地拿开了手，要么被白眼瞪一下，好像在说，你还真好意思！这时候了你还想这个！我只得乖乖地抽回了身，像被冷水冲了澡，似乎一坚持就是虐待，实施一下就是流氓。

　　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是特别老实的，像犯了最难听的作风错误。我调到文联的时间不是很长，按理说我应该表现得积极一点，没事也应该待在单位。但那些天我都早早地回家了。我们领导是个极其幽默的人，说，你最近是不是来例假啦？我讪讪地说，比例假还要麻烦，是流产了。

　　要是往常，我回家的途中都会开个小差，因为我老婆倒车回家一般都会比我晚一点点，我会先拐到别的地方去玩一玩，会展中心的羽球馆是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那里有几个老朋友，还有几个市里领导，每天下班，我都会径直地奔那里去。现在的领导越来越喜欢锻炼了，我们就投其所好，陪他们练练，让他们高兴，就好像《水浒》里的高逑。但那些天，我不去羽球馆改去菜场了。

　　我要买老婆最喜欢的菜，买吃得爽口的菜，烧得也要比往日认真一点，用力一点，目的只有一个，伺候好老婆，让她安心。就是这样，她吃饭的时候也会无端地挑剔，说这个淡了，那个咸了，说又不是逢年过节，买那么多菜干什么？我知道她是心情不好才这么说的，我只是看看她，不和她抬杠。等她心里稍稍平和一点再和她讲讲道理，说天塌大家死，不是你一个人运背；说树倒猢狲散，你一个人抱着树哭，也是孤独的；说这是时代进程中出现的事物，是必定要发生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和面对了；说我们是怀念毛泽东呢，还是要抱怨邓小平？怀念毛泽东，我们就这样穷下去；抱怨邓小平，我们就看着别人进步，我们继续落后？她听着听着也惨淡地笑了。

　　其实，我老婆也不是那种“石板一块”的人。她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兼会计了，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赚点外快。开始是一个厂，后来是两三个厂。在温州，要想维持生计，要想稍稍地宽裕，总得动动脑筋，总得手脚勤快，停滞是没有办法的。她兼职的单位有个体的，有事业的，也有股份制的，说起来收入可以，就是人忙点，做着做着就面黄肌瘦了。我开始不明白这里面的奥妙，心想，她只是做做会计嘛，又不是挑担拉车，怎么这么吃力啊？后来才知道，她思想里背的包袱太多，像下雨天担稻草，越担越重。温州的小厂一般都是有两本账的，一本是明的，是假的，是应付检查的；一本是暗的，是真的，是给老板自己看的。换句话说，小厂要是老老实实的，不做点手脚，就只好空忙赚吆喝了。因此，小厂在招募会计时都会问，会做假账吗？不会做？那就不好意思啦，那就请你另谋高就吧。老婆是国营大厂的会计，经手的项目纷杂繁复，过眼的资产百万千万，她要是使一点“小伎俩”，做做假账，那太小菜一碟了。但老婆是个认真的人，尤其对会计专业，觉得原则如山。她曾经说，我一做假账就有一种犯罪感，心就怦怦乱跳。可见，类似和杜十娘那样的人也是有的。自然，老婆的会计生意也就越兼越少，穷途末路了。

　　老婆最后一个兼职的公司叫嘉利龙，乍一听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是个什么机构，其实是做竹木器具的，做饭掌、水勺、笔筒、扇骨，产品倒是精致，就是没用。民以食为天，企业以产品为天，一个公司，做着这些不易损坏的东西、难以消耗的东西，不倒闭才怪呢。也就是说，我老婆最后一个外快很快也没有了。

　　现在我知道了，我老婆的工厂为什么要改制了，道理很简单，和嘉利龙公司有点像，洗衣机普及了，肥皂用得就少了，而奥妙、雕牌、纳爱斯、联合利华等等铺天盖地地崛起，等于是最后一刀，直接要命。这些企业，投资一砸就是几个亿，没有像老厂那样的沉重包袱，一切都是全新的，肥皂厂和增产肥皂，就像被逼进了死胡同，就不得不缴枪投降了。

　　温州一直以来有一句很牛的话——不找市长找市场。说的是下岗工人不等不靠，自谋出路。这是很片面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市场环境不好怎么办？没有合适的市场怎么办？没有能力涉足市场怎么办？还有其他因素呢？所以，贸然高调地找市场，肯定是不懂市场规律的。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情形：东北的一家国营商场改制，要在人事上做些调整，新接手的老板还算不错的，要每个老员工出资五千，算投资入股，还可以优先聘用。这不是挺好嘛，但那些老员工没有钱啊，连五千块也没有，他们委屈得鼻涕眼泪，觉得老板在刁难他们，太欺负他们了。是啊，我老婆现在也没有钱，我们也没有办法排其他阵，我们只能束手无策。所以说，“不找市长找市场”是一句废话，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好高骛远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的思路也是相对有限的，根本就没有想到“生意”这个词，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做生意。我对老婆说，我们不要着急，我们又不是没饭吃，我们只是少了一个人工作，我们心平气和地等一等，说不定机会就来了。我老婆无奈地点点头。她这人就是这一点好，文化不高，但决策性的事情，她还是愿意听我的。

　　“运好不用起得早”，这是温州的一句老话，说的是你正等着好事吧，正好有一件好事撞了上来。我杭州的一个朋友托人带话来，说要来温州摆摊卖房，说要我给他在温州找个地，还让我再给他找个代理，也就是售楼小姐，帮他日常打理，然后拿售楼的提成。我犹豫地问朋友，你说的这个售楼小姐，一定要年轻的吗？如果找不到年轻的，售楼大姐要不要？朋友说，大姐好啊，大姐比小姐好，比小姐有经验，比小姐有耐心，我就放心大姐。我这么问的意思，心里是想把我老婆推出来，我惦挂着她的事，而我朋友的态度，等于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

　　这位朋友原先也是在宣传部门工作，以脑子好著称，我们还傻恋着工作的时候，对工作以外的事还很懵懂的时候，他已经在“海边”走来走去了，鞋早就打湿了，他搞的是蜚声杭州的房地产，他想把房子拿到温州卖，觉得温州人手头有钱，想招揽温州人的生意。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婆，她激动得声音都变了，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她却发出了像哭一样的声音，说这是真的吗？说你不会是骗我吧？说我们运气怎么会这么好呢？工厂买断的钱还不知寅时卯月才能到手，即便拿到了，按照我老婆的工龄，也就是一两万块钱，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大家都还在混沌、迷茫的时候，都还在歇息调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出现转机了，糊里糊涂就有了一份工作，好像我们比别人更有能耐似的，我们当然高兴。待老婆平静下来，她问我，那我们去哪里给朋友找地方呢？我说，这个我早已想好了，你们的嘉利龙公司。

　　嘉利龙公司原来就租在外贸大楼，地点在市中的边缘，不近也不远，不闹也不静，做一些试探性的事情最好，摆摊卖房再合适不过了。公司现在正处在半停顿状态，我老婆找经理一问，想租个小型会议室，经理当场就答应了，还同意免费使用，说：我这里现在正冷清呢，我就买个炮仗雇你们打吧，打打热闹，打打人气，把地打打暖，说不定还能带动我呢。

　　我们把会议室腾出来，在中间摆了模型，在墙上挂了图纸，这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楼书，我老婆就凭着现学的一些知识，作为杭州公司的全权代表，在那里接待客人了。她其实对杭州也是没什么概念的，方位也搞不清楚，因此，她的介绍也是半生不熟的，但她的态度是积极的诚恳的，像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一样满腔热情。我常常在边上暗暗窃笑，当然也为她的急迫和投入感到欣慰。

　　在整个售楼的过程中，老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客户，她大概四十多岁，长得其貌不扬，衣着也很邋遢，背了个旧军用挎包，她看了一圈图纸后，就问我老婆首付要多少钱，老婆说八万，那人说那我买三套。老婆嘴巴都僵了，说你买那么多干吗？这是房子，又不是粮食。那人说，三套不多，正好。我自己住一套，两个女儿一人给她存一套。说着她打开军挎包，倒出二十四万，都是整捆整捆的，有蓝色一捆的，也有绿色一捆的，散了一桌。老婆虽然做过会计，实际上真正接触到现金的机会还是不多的，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钱，好半天还傻在那里。回家后还在感慨，说，这些人真有钱哪。

　　这是1994年，我们都还没有钱，也没有买房的意识，觉得房子就是住的，有住就已经很满足了，没有人会把房子当作商品一样去抢购，去囤积。举一个例子：我单位的一个老师，退休后要回北京老家定居，他在温州有一处50平方米的旧房，想处理掉带钱回家。当时市面价是四万左右，他跟我关系比较好，说，你要就优惠给你，三万。三万能买一套房子，就是纸糊的也是合算的。但我老婆说，我们有房住啊，我们买房子干什么呀。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和处境，也没有觉得有多么傻，多么可惜。现在再来看嘉利龙买房的女人，她真的是有远见了，她如果那时候就开始炒房了，那更是不得了了。

　　按照事先的协议，我老婆卖了一套房子，可得700块钱的回扣，这样我老婆就可以拿到2100块钱。这是我老婆下岗后的第一笔收入，但她没有要。她在工厂待了有十几年，做过各种各样的粗细杂活，已经习惯了出汗费力的劳动，习惯了微薄规律的工资，对这种靠资源优势获取的横财，她还是有点不适应，总觉得自己是在剥削一样。她还说，你朋友只卖了三套房子，他要是多卖掉几套，我也许还好意思一点。真是无毛的鸡替鸭愁。我杭州的朋友听了颇为感动，他感慨，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都已经绝迹了，现在抢钱都不要命啊。他说，你老婆一定是个前人(前人就是前朝的人)。我知道朋友的意思，他是说我老婆老实、未开化、跟不上形势。

　　那之后，我们还做过很多事，我们不能闲在家里是不是。我们织过衫，买了一台简易的织衫机，在家里织啊织的，织好了就挂在铁井栏毛衫市场里……我们也摆过地摊，在环城路的夜市，吃过晚饭把家什运过去，撂地一摆，卖粗劣的海绵乳罩……我们还做过展销，每逢节假日，人民广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展卖活动，实际上就是推销积压物品，我们就去租地，搭好雨棚，什么都卖，铁锅瓷碗，被单毛巾……但我们都做不长，一是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点，二也是关键的，不是自己熟悉的，也不是适销对路的，所以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