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罗坎式结构的解体和各色世界人的出现

半年以后，陪审团和罗坎的故事都没人再提了。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过去。过去没有时间、没有远近，三十年的差距，半个地球的间隔，凡掉进过去的黑洞，都成了插在同一个黑花瓶里的干菊花。有心的时候看一眼，没心的时候忽略不计。所以，那天我在一棵大橡树底下碰见邵志州戴维邵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提被告和陪审团的事。
　　邵志州穿着实验室的长白褂子，捧着一盒大虾饭，坐在大树下的长椅子上正准备吃，树荫慷慨大方，小风呼呼，锯齿形的橡树叶子打打闹闹挤挤扎扎，在老邵的白褂子上凌乱游动。老邵头顶上的叶子、脚底下的树荫都是活的。老邵的脸也活了，比在法庭时展开很多，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他看见我路过，就赶快合上饭盒，笑容满面地站起来，解嘲似的说：“又当单身汉啦，做点儿好的自己吃，不省了。”
　　于是，我也就停在树荫下，跟他聊了几句。也都是家常话。我问他老家邵坷庄在哪里，父母身体可好；他问我老家在哪里，有没有小孩，叫什么名字，上什么学之类。然后他说他要发起成立一个同乡会或者联谊会什么的。“一个人不成家，孤单。”老邵说，“找些老乡来喝一杯，做几个家乡菜，写几笔书法，叙叙乡情，唱一段黄梅戏。到时候，请你。”
　　我对“同乡会”之类不感兴趣。就和罗坎的那种来回吃酒席差不多。不过就是一大群走向世界却依然闲着无事干的老婆们，外加几个听老婆话的学者聚在一起互相抬举，凑热闹，都是因为在自家的金鱼缸里过习惯了。美国钱要挣，中国关系要结，样样割舍不下，于是就想着切一小块中国带到美国来过。要这样，不该叫“留学”，叫“建立殖民地”得了。为啥我们中国人走到一起就要扎圈子?一有圈子就难免有帮派亲疏、背后说坏话，烦不烦?而且，在美国，圈子里的人一闹，还没有一个“祠堂后”做仲裁，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我对老邵说：“戴维，别以为我是你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个正经人儿，你要把我弄进你的同乡会，你就是自己把一粒老鼠屎扔进了自己的粥里。”老邵说：“哪能呢?不过是聊以自慰、自得其乐的事情，人总得活得有点儿情趣。”
　　他邵志州戴维邵还真有本事，一个月后，不仅建立了同乡会，召集着要过中秋节，还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人，男的，这个人中秋之夜非要见我不可。老邵卖关子，就不告诉我这人是谁，叫我自己想。
　　我费劲想了一圈儿，实在想不出哪个旧情人能跟老邵沾上边。
　　中秋快到了，老邵热情洋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来，要我说定到他家去聚会。还说他这是要谢我。
　　那样的聚会叫“罗坎模式的高级阶段”：厨房里，一群老婆围着小桌子包韭菜饺子，说着张家夫妻买了新房子，李家儿子赢了钢琴赛，王家岳母摔断了腿，赵家先生才找到新工作；客厅里，几个先生坐在沙发上谈癌症(老邵在癌症实验室嘛)，谈升迁，谈中国变化真大，谈油价上涨，一个个都很爱国。若碰巧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来了，还会真不真假不假地说谁谁谁你该得诺贝尔化学奖。要是有人指出我来，说这里还有个不搞癌症的，会写诗，那下面一句就是：好呀，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等着呢。这种鬼话，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把人羞愧至死。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得个奖都目的明确：好做人上人。像我这种介于老婆和先生之间的文人，过日子凭兴趣，且没有宏伟目标，头上还插根草标：离异。在这样的聚会上只能手足无措，上下游走，东转转，西转转，在人家书架上抽本名人传记翻翻，又拿起人家儿子的电动玩具开动一回，等着主人叫：吃。
　　我干吗要去?不去。所有结圈子的事情我都不喜欢。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结圈子，回老家去得了。我们罗坎式的圈子才叫抱得紧密，用得着到美国来?我对圈子里的人事帮不上忙，对圈子里的人也无所求。中秋之夜那个要见我的男人，可以给我买花呀，可以请我吃饭呀，跑人家家去干什么?还给人当一个筹码逼着我也去应酬罗坎茶馆里的赵钱孙李。见他的鬼去。这种鬼鬼祟祟的男人绝不可能是我的旧情人。除了两三个旧情人，我谁都不稀罕见。
　　于是，中秋之夜，我吃了三个鸡蛋，还拿了其中一个大的双黄蛋在儿子眼前晃了一晃，对儿子说：“你妈吃恐龙蛋。”儿子八岁，不太好骗了，斜了我一眼，平静地说：“那是弟弟妹妹蛋。”人家见过双黄蛋，认定一黄为弟弟，一黄为妹妹。家庭和睦，中秋团圆。只是门口汽车喇叭一响，儿子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他的恐龙机器人就跑，到小朋友家过周末去了，不跟我过什么中秋节。我把腿跷在矮桌子上，给女朋友打了两个电话，骂了几句经济贪污犯。过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中秋之夜。
　　到了晚上十点半，邵志州戴维邵突然来了。跟他一车来的还有那个对我情有独钟的鬼祟男人。那男人一冒头，天呀，那是我的前夫!
　　老邵真是送货上门。我好不容易退掉的，他给我贴上“中国制造：使用一次，百日有恩”的新品牌，送回来了。我叫道：“老邵，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人管你就不能活?我看你还真成了一族之长呢。”
　　老邵嬉笑着脸：“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人家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一趟，总共十天，还抽出一个晚上来看你，够情义啦。别怪我多事，我这也是情面；咱们是校友，就跟战友差不多。下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两小时后，我来接人。”临走还没分没寸地加了一句，“大家往前看。”
　　我和我前夫离婚，离得是斯文扫地。他本来就是一张苦大仇深脸，老婆要跑要离婚，还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一边打一边说：“现在不打，以后就打不到了。临了也要叫你知道家规。”家规是什么，我在罗坎就见过：谁弱小就吃谁。挨他一顿打，我还能和他做朋友?跟他一起手拉手向前看?
　　现在，我前夫上前两步，没事人似的往我面前一站，嘴里说着：“乡亲乡亲，离家越远越亲。”我恨不得当时就变成母夜叉孙二娘，给他一叉子铲出去。
　　洋人离了婚能当朋友，因为双方平等，脸对脸说话，一方再厉害，也不能把另一方的自由拿了去霸占着不还。婚姻本来是契约关系，若闹到动手，就成了“家庭暴力”，法律在头上看着，陪审团给你做主。中国人就难做到了。我那结婚证就像卖身契，你要离，你就是没良心，害人虫，背信弃义，不懂妇道，坏了人家的名誉，断了人家的仕途。上上下下，一大圈亲戚朋友来劝你：三思而后行。弄得你吵架都不敢当人面，怕让双方父母、祖父母伤心，折了他们的寿。所以，凡我和前夫大吵大闹，都是在外地的大街上，没人认识。只有一次是在回罗坎时吵的。那次，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离开十八年后，罗坎不会有人再认识我了。结果还是被儿时那个发誓不回罗坎的小朋友罗清浏当街认了出来，让我大跌面子。
　　那次我们两人回罗坎村，是因为我前夫要寻找一个带职锻炼的点儿，下去一年，回来好官升一级。两家老人都劝我跟着去玩儿几天，来它个“旅行弥合”，只当出去玩儿一圈，便能统一观点，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没想到才走到清浏河边的“江湖”，还没见到那七个牌坊，我们就基础倒塌，登鼻子上脸地干了一场。起因是：我那个五短身材的前夫一挥手，从兜里掏出一张证件，在罗坎村鱼铺子上一晃，说：“看清楚了，我是上边来的!”卖鱼的汉子正在和旁边卖鸡蛋的女人打情骂俏，顿时转过脸来，从鱼篓里拎出一条大青鱼，递到我的鼻子底下，弯着腰，人矮了一截，龇着黄牙，笑成一盘向日葵：“活鱼，活鱼，刚抓上来的!”我转身就走，当时就给我前夫起了个外号：石壕吏。
　　我前夫那张唬人的招牌不过是张工作证。在到罗坎村的路上，他已经先后甩出来两次。不过是要带职下放，搞得像个钦差大臣。那天，我在前，他在后，在“江湖”上疾走。先是他要我说清楚，为啥骂他“石壕吏”，然后我们就停在街心，从“石壕吏”吵到“非离不可”。最后他手一伸说：“东西拿来!”他指的是那条戴在我脖子上的“狗链子”。我说：“我还你狗链子，你还我自由。”他说：“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子在深圳花了三千块钱买的，24K金!”
　　罗清浏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过来，把我拉到身后，说我是他妹妹，打老婆不能打到娘家来。“石壕吏”矛头一转，对罗清浏吼：“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石壕吏”的老家是朱家集，说起来是个比罗坎还小的村子。他心眼儿小，雄心大。心眼儿小表现在：自从跟他结婚以后，不但我的男朋友被他吓得不敢再来找我玩儿了，连我的女朋友也不敢来找我玩儿了。雄心大表现在：他不会平视说话，要么仰着头说奉承话，要么眼睛朝下教训人。这样他就总是处在向上爬的过程中。那天罗清浏戴着眼镜，两只眼睛一样大了，且穿着军装，不像罗坎村当地的农民，“石壕吏”一时不能决定该如何对待他，吼过之后就停住了。而我因为被小朋友在一种丑陋的状态下认出，很有点儿难为情。我们两个人的战争告停。
　　在罗坎的三天里，“石壕吏”对罗清浏一直戒备着。还说我到罗坎，原来就是要见这个男人。罗清浏当时刚结婚。后来，我们到罗家，罗清浏的母亲误把我当作罗清浏的新媳妇，“石壕吏”当堂就认定我七岁的时候和罗清浏有过一划子。
　　罗清浏的母亲在灶堂里煮了冰糖鸡蛋拿出来，叫我们吃吃吃。罗清浏告诉他妈：他媳妇有采访不能回来，而我是以前猪场先生家的丫头。他妈大为放松，一件又一件把身上穿的毛衣脱下来。脱了四件之后，手腕上露出一个大手表。罗坎村的人富裕要摆在脸上，这样没人敢欺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罗坎人富裕的象征是毛衣和手表，比七十年代空得一门城里亲戚实在多了。罗清浏他妈说，媳妇是个军官的女儿，不敢轻慢了人家，把家里的毛衣全都穿上了。就是穿这么多毛衣烧火，实在太热。
　　罗清浏他妈这句话里提到“军官”，使“石壕吏”改变了对罗清浏的看法。我说：“七岁的时候，我和罗清浏一起看过猪交配。”他居然还有了一点儿笑脸。我知道他是装笑，就跟罗坎村的妇女用毛衣来装门面一样，想当官的文人都会用谦和的笑脸来装门面。笑也可以有好几层，根据对方与他自己的相对位置决定给多给少。那回他像洒花粉一样洒了一点儿笑，并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祠堂后”猪场看看。
　　罗清浏他妈说：“你家猪场改成幼儿园了。娃娃们讨个灵气好考大学。”
　　把“祠堂后”变成幼儿园，是罗坎结构在新时代的重大变动。其意义比当年猪场参政还伟大。以前，大人下水田插秧，小孩子就在田埂上抓田鸡、玩儿泥巴，到天晚，小泥手牵着父母空了的水稻担子，迎着金盏花一样的落日走回家吃饭。清浏河一湾阳光，金币一样闪，今天流走了明天又流来，转来转去离不开家乡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农民孩子也进幼儿园，罗坎人想着把孩子往土地之外送了。金盏花要长得像金元宝，金币要能看又能用。他们能如此抬举我们那个猪场，这在我意料之外。这是农民发财梦里的天真浪漫。不管怎么说，把孩子都送进猪场，这是“老家”对我幼年的一个肯定。我们猪场的传奇应该是能够流传下去了。
　　往猪场去的路上，过去的石板路还是光溜溜地泛着水色，两根青青的狗尾巴草在墙根儿上谦恭地弯着须子，有小狗从我们脚边哧溜穿过去，鸡屎味儿和糯米糕的清香同时从竹篱笆里冒出来，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嗷嗷叫着在街口互相挥着拳头。罗坎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都还在，只是不见有一大群邻居从各自的土门楼里冲出来拉架。碰巧这两个男人打到我身边来，我便一把揪住一个大汉的后衣领把他往后拖，嘴里叫道：“回家，回家。”罗清浏便把那第二个男人也往他自家推。“石壕吏”把手插进兜里，以拔手枪的姿势，去抽他那张王牌。
　　罗坎的两个男人并不恋战，似乎就等着有人出来推他们回家。没等“石壕吏”的武器出手，战事就以罗坎的传统方式结束了。两个男人各自站在自家的土门楼里喘着粗气说：“明天走着瞧。”一个坐在自家门洞里蒸梅花糕的老太太叹气道：“人都走光了，不归家了，拉架的人都没有了。”
　　等我真看到“祠堂后”改成的幼儿园，我又担心起罗坎判案子、断是非的事情，不知哪个机构司掌公平问题了。我把这个问题向罗清浏提出来。罗清浏在军校读书多年，因为要出国留学才回家道别，脑袋里想的全是世界上的大事，对罗坎的公平问题不怎么上心。倒是铁了心要在中国干的“石壕吏”说了话，他说：“现在市场经济了，又不要那么多平均分配，公平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那时候，“经济杠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脑袋里想着的是一根金箍棒，金光闪闪，被尖嘴猴腮的“市场”拿在手里滴溜转，把罗坎农民甩出了土地的磁场，成了一片一片零星的小铁片，自由鸟一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巡视，哪个枝头有金果子就落到哪里去。按照“石壕吏”的理论推下去：既是四海为家了，“村部”、“祠堂后”本来也就可以废了。谁家的猪要是再踩断人家的胳膊，撞掉人家的牙，放到“经济杠杆”上一称，赔他几个金果子就是了。用钱来计算是非，不像用礼数那么麻烦，单位为“元”，清清楚楚。这也挺好，若用礼数，是非对错都在前人的框子里定，反倒说不清今人的公平不公平，不老不死的只有“钱”。
　　旧时司掌罗坎“公正”问题的机构废了，但奇怪的是“业华祠堂”的香火却前所未有地旺盛，门匾上“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刚重新描过，发出威仪庄重的亮光。进进出出的老人儿童，个个敬香敬果，求祖宗保佑他们在外打工的亲人发财致富。罗清浏在路过罗家祠堂的时候有了一些感慨，他说：“等有了儿子要带回来拜拜，祖宗保佑起子孙来，想必比菩萨还卖力。”
　　我说：“你小时候说离开罗坎再也不回来了。”罗清浏就憨厚地笑：“这就要出国了，真不能回来了，想法倒变了。有些事儿身不由己。家总归是家。”在对罗坎村的态度上，我从来没有罗清浏那种“一去不复还”的偏见。他是土生土长，却没有我这个外来人家乡情结重，我永远喜欢绿油油的水稻田和白糯香甜的梅花糕。看到祠堂后幼儿园里，儿童蹦蹦跳跳，过的还是我小时候的好日子，我真有点儿后悔：要是嫁给罗清浏，也许能混到“罗业华”他老人家的恩荫之下，也生几个罗子罗孙。可惜我年幼无知，心大了一点儿，要找一个有文化且上进的，却不知道文人上进就是入仕求官，结果错嫁了“石壕吏”，明明学的是“流体力学”，整天想着的却是“平衡权力学”，我看着都累。
　　就在这时，“石壕吏”拍着罗清浏的肩，说：“你们罗坎和我江西老家朱家集是一种风格，像。我祖上是朱熹的后人。你们罗家能沾上罗吒吧，托塔李天王的后代。”
　　当然，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嫁给谁都是英雄的子孙。
　　
　　从那次去罗坎到现在，又有十来年了，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又多了几枝干菊花。如今，前夫“石壕吏”新衣新裤跑到美国来看我，那是“朱买臣”来看“会稽愚妇”的架势。他已经爬上了做家长的位置，把多少年前老婆闹离婚丢失的面子挣回来了。他肚子鼓得像个小地球，红领带在紧绷绷的前胸垂下来，狗舌头一样拖在肚脐眼儿下。头发只剩三绺，风一吹，就飘到一边，又被他抓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头顶，恰好完成“欲盖弥彰”的任务。他向周围打量了一圈，递过来一张名片，说：“你这房子不错，在美国当个教授也算是够上中产阶级了吧。”我看了一眼他的名片，就知道他其实是说：你不就一所房子嘛，我这几年官职有了，学术地位也有了，钱也有了，进退自如，比你在美国社会地位高。
　　从前人给皇帝当官，得精通道德文章，不必“博导”。现在，现代化了，当个县级市的行政官，名片上还得写上“博导，流体力学”。我说：“没听说你读过博士呀。”他说，一九××年以前生的当“博导”不要博士学位。言下之意，你跑到美国白花六年时间才弄到一个博士，不如我在中国等着，日子一到，直接弄一个“博导”。用生日决定学术水平，这种标准很有中国特色。不知哪个官儿生在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定下了这条生死线。我忍不住要开玩笑，说：“原来你是赶上了‘黄金分割’。”
　　可惜跟“石壕吏”开不出玩笑来，他平时板着一张“衙门脸”，这辈子恐怕只玩儿过一次幽默。在儿子过四岁生日的那天，他从国内给儿子寄来一张生日卡，上面说：“你爸爸评上正研了!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石壕吏”从政多年，却从来没有和技术断钩，拿个正研究员再一心从政，脚跟硬，现在当官得有高学历，这是他多年的计划。他的幽默是想告诉我：计划实现了。可咱那四岁的儿子，正日夜热衷于恐龙，就像我当年热衷于肥猪一样痴迷，见了一个新物种，立刻就要归类。他摇摇摆摆走过来，举着生日卡，要我给他爸回信，问问“正研”是“翼龙”还是“毛鬼龙”。
　　两小时很长，我既想装成文明人，大度有礼，又觉得你把一个人看得那么透，还装什么装?那些“当街大吵”早就让我知道他和我骨子里都不是文明人，是毛贼。我是罗坎村养出来的，他是朱家集养出来的，我们其实门当户对，不同的是，他想做官，我想做人。他要像蔓子一样在一个三角架上爬，那叫“官架子”，搭在那里上千年。一个等级结一个瓜，为了当某个位置上的“瓜儿”，他得使劲往上爬，还得左扯右拉，跟其他的“上瓜”、“下瓜”、“平级瓜”拉扯好了，才能不掉下来。而我，作为一个“官瓜妻”也得站好自己的位置，要当一片硕实肥大的绿叶，托着这个瓜，供着这个瓜，替他吹牛，大声吆喝：“不甜不要钱。”还要别有用心地访问其他“瓜妻”，手里拿着东海鱼油、西海除皱霜。我曾经问过他：既然有经济杠杆了，你那么想当官干什么?他说：“有的人有钱，能办成事；我当官，没钱也能办成事。”这个回答很有一点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味道。要是我说：我是诗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我就只剩下一条路：挣断瓜葛，揭竿而起，战斗到离婚为止。这是一种选择：当傻瓜，还是当人?
　　现在，我们各得其所，本应无爱无恨，各走各的路，可我却又在心里狠狠地看不起他，而他却踌躇满志，要向我证明他的成功。当我们对面坐着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与他有关的好事儿就没插进来过一枝。就算谈恋爱时有过几枝好的，也都给我拔出来扔掉了。我们除了小孩子，没什么话可说。
　　“石壕吏”问：“儿子在干什么?人呢?”
　　“到小朋友家研究恐龙去了。”
　　“别净让他研究古代的东西，没用。他得走向未来。”
　　“用不着你操心，未来早有了。人家的儿子叫‘南光’。”
　　“南——光?”
　　南光是某本《儿童食物指南》的作者，那本书封面上有个胖脸娃娃，“南光”二字就写在胖脸娃娃头顶上。儿子早就指定那是他的儿子。我当时就肯定了。南光是我孙子。
　　“石壕吏”说：“我要和儿子谈谈话，叫他好好学习。”
　　我就拨了电话到儿子的小朋友家。儿子很文明，对他爸说：“您好。祝贺您又结婚了。”
　　“石壕吏”说：“你还学中文吗?”
　　“我妈说我太难教，她以后教南光算了。”
　　“别跟我提南光，谈别的。”“石壕吏”不耐烦咱们这个子虚乌有的孙子。
　　儿子就换了一个话题：“我妈说您的新太太像个汽油桶。”
　　这下，我暗暗叫苦，童言无忌。这话是我说的，我出于怨恨、蔑视和看笑话的丑恶心态说过这话。尖刻是我的毛病。“石壕吏’’皱着眉头：“嗯，她没有你妈漂亮，不过比你妈年轻。”
　　儿子又说：“那您要当心，不要生个儿子太丑。”
　　“还行，他才生下来，还看不出美丑。”
　　“他叫什么名字?”
　　“还没取名字。”
　　“那就叫‘南2光2’吧。”
　　“什么?这是啥名字?”“石壕吏”对儿子叫道。
　　我笑，还有点儿幸灾乐祸。儿子是聪明儿子，他脑袋里想什么，我当然知道。儿子喜欢《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那个机器人脑袋半圆，银色和蓝色相间，叫“R2D2”。“南2光2”，翻译得好，既创新，又科幻。可惜“石壕吏”是朱家集出来的，不懂在我离家出走后，过去的家庭结构就解体了。儿子既不是罗坎人，也不是朱家集人，人家是“新世界人”，前关心恐龙，后关心宇宙，科学得很。他爸那套“学而优则仕”，换成“新世界人”的语言，不过是“找工作”。他爸折腾了半天要当“人上人”，在“新世界人”的时代是“职业歧视”。
　　“石壕吏”和儿子没话谈，挂了电话，抱怨了两句：儿子没大没小，一点儿规矩都不懂，真是跟谁像谁。意思是我把儿子带上了邪路，将来恐怕混不到他的水平。此后，我们这两个在闹离婚的过程中，把对方所有老底都骂遍了的旧人，就脸对脸，无话可说了。干等着那两小时过完，他走人。
　　后来，“石壕吏”想到了一个我们俩人都感兴趣的题目：罗坎。他说罗坎村没了，三年前被市里收去当民俗公园了。他邀功说：“罗坎民俗村的建设是我抓的。很有特点，你下次再回老家，就要买门票了。”
　　“那村里人呢?猪场改的‘祠堂后’幼儿园呢?”我问。没想到一个人的老家还能就这么没了。把一种生活方式存起来，展览给人看，是为了让它更值钱还是更不值钱?
　　“石壕吏”说：“从我们上次去过罗坎之后，没多久，罗坎村就样样都走了下坡路。村子越来越空，留不住人。到现在，只有那个沾了你家猪场风水的幼儿园还发达。青壮年一个个都进城打工去了。孩子留在罗坎，老年人在家给年轻人看孩子。”
　　看来“经济杠杆”还真是条金箍棒，一点儿都不含情脉脉，一直打到农民的老家去。“石壕吏”描述的是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四堵白墙一家人，三顿饭一大家子围着一张桌子吃的罗坎家庭不一样了。罗坎的人不再像小铁屑一样被绿油油的水稻田吸引住了，工厂和城市是力量更大的磁场，把农民从土地中拉出去，嫁给社会工业化。七个牌坊撑了上千年的罗坎和我的小家庭一样，说解体就解体了。最后，连“老家”头上也贴上了商标，拿出来卖钱。真不知罗坎人东家的份子，西家的酒席，数不清的礼数和修身养性的情趣在离开土地之后，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石壕吏”开始对我提罗坎出去闯生活的人，谁最出息，谁最坏。报了几个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最出息的那位当了什么“罗总”，最没出息的当了“杀人犯”。“石壕吏”见我记不得这些人，就扳着指头算，算了半天，算出来“罗总”是罗清浏的表妹夫的堂兄，“杀人犯”是罗清浏堂姐夫的表侄。这关系一弄清楚，他问我：“这下你该记得了吧?”我说：“我记得罗清浏后脑勺上有块大疤，他叫我用黑蜡笔给他涂成黑色。我花了半小时才涂上去。”
　　“石壕吏”说：“你从小就喜欢男人头。”他话里带酸带刺，我立刻回击说：“可惜，挑多了，一头也没挑到。”我知道我很讨人嫌，不会让步。但“石壕吏”明显过了吵架的年龄，有了一些领导对待群众的风度，他只是说：“十几年前我们到罗坎，我干了什么坏事，你要叫我‘石壕吏’?要不是我坚持搞民俗村，你老家罗坎恐怕已经给房地产公司拍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石壕吏”，他干的那点儿事，最多也就是个拉大旗作虎皮，既谈不上腐败，又谈不上贪污，但我的容忍度从来比较狭隘。我说：“你拿了人民的权力，只要你不代表人民了，你就是腐败了。”
　　“石壕吏”说：“跟你说白了，我还真不贪。想当官做事，都得我这样活。这次抓民俗村，整下了罗坎的村长，那才叫‘石壕吏’。利用计划生育睡女人，利用修路卖土地，拿回扣。不像话。”
　　罗坎村长们在我记忆里都是老农民的形象，一时间怎么变成地主了?也许私欲就像性欲，在人本性里，一刺激就活。金箍棒不仅能打人，还能变成蝇子，钻人肚皮里去，把欲望都给发酵起来。“七个牌坊”和“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没这个发酵剂。农民是蜂巢里的一只工蜂，和家族不分家，蜂巢在，工蜂才能活。那时的人理解的“个人”，是家庭结构里的个人。每个个人所在的位置都是家庭结构里的位置。他们长得都很像，举止也相似。你放一个屁，我就知道你肚子里要拉什么屎。风调雨顺之时，这些大哥大姐、干爸干妈就喜欢在屋檐底下闹事骂街，屁大的一点儿事儿也能闹出帮派情仇来。其实，那是因为大家心里踏实。“家”是有的，怕什么?你爸的猪伤了人，你就得去给人割猪草。你做，给你一碗“精神饭”吃，叫你孝顺儿子；你不做，给你一扫帚“皮肉苦”，管着你灭了人欲。碰上为所欲为不听管的，还可以枪毙。大家异口同声，你只好为别人活。
　　突然，资本成了钻进茅草房的大象，挤倒了桌子，撞翻了凳子，进得来，出不去。罗坎的农民像被人捅了蜂巢的工蜂，漫天飞，自由了。过去对付“人欲”的家法不灵了，手一松，楼房跟着钱流出来，商品跟着钱流出来，农民跟着钱流走了。不会在财富的洪流里游泳的，成了最受欺负的一群，会在财富里游泳的，拿到财富也不知道要财富的目的，一碰就成为最容易腐败的一群。
　　话讲到这里的时候，老邵来接人了。“石壕吏”站起身，手放在肚皮上，说：“我们谈得很好。以后再谈。趁你俩都在，托你们一件小事：我有个领导，是个老总，最近把儿子送到美国来读书了。就在小戴的大学。能关照就关照一下，小孩子叫罗洋，会点儿武术。我叫他过两天来拜见你们?”
　　老邵说：“没问题，校友的嘱托嘛。”
　　我说：“我不管，老邵愿意老邵管。”
　　“石壕吏”说：“这个罗老总就是刚才跟你说到的罗坎出的能人，和你的朋友罗清浏沾亲。这罗洋就是罗总的儿子。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罗清浏的面子上，他的小表侄子你总该关照一下吧?”我说：“幸亏我没嫁给罗清浏，嫁一个就等于嫁了一县城。我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朱家集离清了，这又冒出一县城。”
　　“石壕吏”并不放弃：“这样说吧，那小罗洋还是你的校友，人家也上过几天猪场幼儿园。”
　　到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石壕吏”今晚专门来看我的目的。离了婚，还指望我继续给他当绿叶子。又扯出我的罗坎旧情，又给我找了个校友，又当着老邵的面说，就是让我不好拒绝。说起来不就是关照一个孩子吗?其实，是他大蜘蛛吐网，离了婚也让你逃不脱。他对你好必是有目的。我说：“你还是‘石壕吏’的风格呀，‘领导’就是你的爹娘。”
　　
　　几天后，罗洋来访。这个罗洋人高马大，穿了一身全棉的衣裤，耳朵上戴着耳塞，手里拿着MP3。属于罗坎式结构解体过程中长大的新一代，在我们猪场幼儿园上到大班，被父母接进城。现在又到了美国，从衣着看，也像个新世界人。说起话来有一点儿罗坎口音，可以叫做有罗坎特色的世界人吧。他一来，也自称和我是“校友”。我问他还记得多少“祠堂后”，他说记得墙上写的口号是：“计划生育，科学育人”。这个口号让我感到亲切，和咱那“科学养猪好”是亲戚。
　　罗洋给我带了一条围巾做见面礼，还送了我儿子一支笔。我也没拿那围巾当回事，天冷了就随便扯来一戴。结果在校园里碰见一个越南籍的女秘书，她捏着我的围巾角赞不绝口，说，你有这么好的围巾呀!又说了一个什么名牌。我还没有介意。直到她说，这条围巾要五百美元，我才惊得一跳。我全身上下的衣裤皮鞋加起来也不值五十美元。我收了学生的贿!这样贵重的礼物是什么?明显是具有目的性的财富以社交的方式跑到我脖子上来，把我圈住。罗坎式的显富，在十多年后变成了不显山不露水了。钱来得不声不响，花得也不声不响。当年罗清浏他妈穿在身上的四件毛衣，大概件件都是儿子、老伴给她挣来的；而这条不声不响绕到我脖子上来的围巾，却魔鬼一般狡猾，来处可疑，去处险恶。罗坎农民的小家子气在资本面前像冰山一样化了。
　　我回到家，到儿子房间找到罗洋给的那支笔。第二天，又拿去给越南籍的女秘书看，人家一看，就说这是什么名牌金笔。怎么能给八岁小孩子玩儿?给医生律师用还差不多。我说，别说什么牌子，我也不懂，就说值多少钱吧。女秘书说，两百美元。
　　我到了办公室，立刻打电话叫罗洋来。罗洋来了。我把围巾和笔退还给他，说：“在这里，教授收学生的礼物，止于几块巧克力。这围巾你留着将来送你的女朋友，笔自己用。”罗洋说，这是他父母的意思。别的也没说什么就把围巾和笔收回去了。
　　过了几天，我看见那条围巾戴在一个中国女学生脖子上了。只当罗洋这么快就找到女朋友了，一问，才知道那女孩并不是罗洋的女朋友，不过是罗洋在请几个中国留学生吃饭时，随手挂在她脖子上的。人家罗洋拿五百美元不当回事。送条五百美元的围巾还真不算行贿。
　　罗洋很会交朋友，动不动就请客。只要和罗洋吃饭，都是他付账。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时常跟罗洋一起下馆子，吃起来热热闹闹，学校附近的餐馆里时常能看见他们高高兴兴地进进出出。到付账的时候，谁也争不过罗洋。据说后来大家也不跟他争了，把“去餐馆”换了说法，叫“陪罗洋”。不是这个陪，就是那个陪，罗洋肯花钱，身边总有几个哥们儿姐们儿陪着。虽然去国离家，人家顿顿都吃家庭餐。罗洋有时候也请我，被我拒绝后，他就教育我说，为啥“吃”在中国那么重要?一吃就成了一家人。
　　有一天，我看见罗洋在校园路中央吻一个女孩子，长吻不止。美国学生不好意思看，绕开他们走，忍着笑。美国学生也拥抱接吻，但在公开场合，没人把事儿做得如此夸张。我路过的时候，在他们旁边站了两分钟，罗洋也没有发现。这让我想起我们罗坎那几个对着公路的公共茅房，从罗家一代代喜爱异性的传统方式看，罗清浏老爸捏人家媳妇大腿的事儿，也应该是有的。
　　罗洋吻的那个女孩也不是他的女朋友，只在路上吻了一次，后来就算了。他身边又换了几个中国男人跟着，也不像是学生，走在路上一排，高声说笑，迎面若有美国人过来，不管长幼都不让道。有一次被我在路上看见，问起来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罗洋说：“中国人现在有钱了，给洋人让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说：“让道不过是一种文明，用不着联系到国际关系。谁腰粗，谁就要吃小的，这是罗坎的坏家规。”他却说：“大的吃小的是全世界的家规。商场、官场都是这样。”我说：“你找出一千个邪恶的例子，也不能证明邪恶是对的。难道你喜欢生活在那样一个吃来吃去的残酷社会?”他就笑，说：“我不过是在给中国人争口气。”
　　快到期末的时候，布朗教授拿了一篇罗洋写的论文来了，神情紧张地说：“你看看要不要报警?”
　　那篇论文的题目叫“灵魂的食物”，这是布朗教授给的题目。按他的期望，学生应该讨论精神生活的形而上追求，因为人有理性，不是动物，幸福感不光是身体感受，更是精神感受，光有物质食物还不能给人真正的幸福感。
　　罗洋英文很不好，书大概也没读，因为题目里有“食物”二字，文章开头就列了几个中国菜，每一道菜名都惊世骇俗，一道叫“陈先生的皮烧鸡儿子”，一道叫“操他娘的生姜爆烤龙虾”，还有一道叫“丈夫和妻子的肺切成片”。我脑袋使劲一转，能把那第一道和第三道还原了：“陈皮烧子鸡”和“夫妻肺片”。那个“操他娘的生姜”是什么，猜不出来。
　　文章再往下看，大概懂了罗洋的意思：他在谈如何识别人。他请几个中国学生吃了这么一些好菜，学生们吃的时候互称“大哥”、“小妹”，关系亲密，但他还不能相信他们。如果他需要做铤而走险的事，得靠忠心耿耿的铁哥们儿。他花钱结识了两个福州偷渡来的黑工，这些人抱团讲情义。他帮助这两个哥们儿各还了蛇头一千美元的偷渡费，这两个哥们儿就跟他铁成一家人，为他杀人都肯。有钱就可以买来灵魂的食物——义气。
　　这文章狗屁不通，看起来却是满篇杀气腾腾。文章结尾处，布朗教授用红笔给了个大大的“F”。我对布朗教授说：“报警就不必了，主要问题是英语不好，没懂你题目的意思。”第二天，布朗教授就把他办公室的三个窗户都用黑窗帘给挡上了。他说：“我给了那个危险分子‘F’，谁知道哪天就会有一颗子弹飞进来，把我和我老婆的肺炸成碎片。”
　　我再次碰见罗洋的时候，见他依然大大咧咧，并不为一个“F”烦恼。据他说，他数学尚好，得到了“C”。我问他“操他娘的生姜”是什么东西，他说：“干姜嘛。”这样的英语也能来留学，实在让我怀疑他是找人代考的托福。
　　
　　快到年终的时候，老邵急急忙忙跑来找我商量事。邵志州戴维邵着急地说：“我遇到麻烦了。罗洋是你前夫介绍来的，我只好找你商量。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原来，老邵手上有四万块钱，是他的癌症实验室让他去买白老鼠的。因为实验室里存着的老鼠还很多，新老鼠来了没处放，还要人喂养，所以老邵就没有立刻去买。那天跟罗洋谈起买宠物养，罗洋说他要买两条银鳗养。老邵就说，你要在动物实验室里待着，就什么宠物也不想养了。就提到了手上有四万美元，能拖一天是一天，不想早把老鼠买进来，多事。罗洋就说：“钱停在手上是死的，还不如投出去，转一圈，生出一点儿新钱来，然后再买老鼠。”老邵揉揉罗洋的头，说：“你这小子心眼儿活。不过这事儿在美国做不得。犯法的。”罗洋说：“我找我爸手下的人，让你的钱快去快回，回来的时候还牵一群子孙。这多好。两个月工夫就能做一笔。”
　　罗洋说的那些人，做棺材生意。老邵算算实验室里的老鼠再用四五个月都没问题，心就有点儿动了。他也不是贪污。实验室的钱他一分也不会拿。等到需要老鼠的时候，有四万块钱买就行了。于是就同意了。他把手中掌管的四万块钱都投到国内去做棺材生意了。
　　结果，钱一出去，左等也不回，右等也不回，等得老邵提心吊胆。看着实验室的老鼠一天天少下去，老板已经问过两次，新买的老鼠什么时候进来。那批棺材死了一样，还没踪影。老邵着急了，找了罗洋好几次，要他催他爸手下的那些棺材商，又担心那些人把他的钱贪污了。罗洋依然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说：“不就四万美元吗?到时候，钱不回来，从我银行账号里先拨一笔还你，让你去买老鼠。”
　　老邵不知道罗洋有多少钱，四万!他买房子头一笔定金也就才两万。他一年吃喝付税养儿子也就只能存个五千块。他说：“你罗洋二十刚到的小家伙，哪来这么多钱?”罗洋说：“关系就是钱。愿意为我舍命的人都有，别说四万块钱了。”老邵这才把心放下来一点儿。罗洋父母有钱有关系。
　　眼看五个月了，钱还没回来。做棺材的人说木材出了一点儿问题，国内禁止伐木，管得厉害，看样子生意不好做。老邵已经不再想发财了，只想老鼠能接上。罗洋答应立刻给他四万块钱，先替他国内的朋友把本钱退给他。老邵连滚带爬把老鼠订了，就等着罗洋的钱，却不想罗洋出了事。
　　事，说来本来也不是大事，罗洋借给一个中国留学生几百块钱，学生从国内带进了一旅行袋“小尿人”，头上热水一浇，小人屁股一撅就撒尿。这个学生拿了这些小尿人到小学门口去卖，五块钱一个。结果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受到了学校的起诉，被法庭传唤出庭。这个同学来找罗洋想办法，罗洋说：“就这点儿小事?到时候我陪你去。我倒要看看美国法庭胆敢欺负中国人。”
　　去法庭的日子到了，罗洋和这个同学按时去了。这样的小民事法庭，也就一个法官一个书记，没有人旁听。他俩在过道里排队，等着。先看美国老百姓进去，出来，并没有什么胆怯的样子。头一伸，看见里面坐的法官也没穿黑袍子，也没高高坐在审判台上，红红的脸膛，就跟老农民一样。等了半小时，两人半点儿惧怕也没有了。等轮到叫他们的案子了，两人就大大方方地走进去，隔着一张办公桌，在法官对面坐下。罗洋一句话不讲，拿出一个信封，沉着镇静地往法官面前一放。法官问：“这是什么?”那个中国学生也不知道。罗洋两只胳膊自信地抱在胸前，微笑着不说话。法官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三千块钱，顿时像碰到火一样跳起来，当场把两个人逮捕。他们犯了“行贿罪”。罗洋还算义气，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担了，没把那个留学生扯进去。一个人下了狱。
　　罗洋一去不复还，老邵急得上蹿下跳。他才买了房子，手上的现钱不足一万。要是老鼠不能按时接上，他要丢了工作，房子贷款就付不起了。他骂罗洋笨蛋，三千美元就想行贿法官，昏了头了。
　　这样的事，老邵跟我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老邵，你活得没有原则，还要再次以身试法呀?为了那么一点儿小利，就让一个半大的纨绔子弟指挥着转。这事是你自己的责任。”老邵唉声叹气，骂我那个前夫害人，介绍了这么一个“青红帮”到这里来，小小的年纪，学了这么一套世故，不把美国变成中国式的“江湖”不甘心。他提到“江湖”，我就又扯到罗坎，我说我们罗坎的“江湖”就是一个扩大的罗坎，来来往往的生意人都找着当地人拉关系、结干亲，结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也要建成血缘关系的大家族。罗洋这小子定是从小跟着他父母在江湖上闯荡，名利场上那一套游戏规则见多了，一来美国就要拉你做他的干爹。
　　好在罗洋还有江湖义气，那天去法院之前，给老邵把支票寄出来了。老邵第三天收到了支票，大大松了一口气，在最后一分钟把老鼠给运回来了。又过了一个月，老邵的棺材投资赚的利钱也回来了。这下，他想起罗洋，人家小伙子没骗他，家里还真有人。
　　罗洋以“行贿罪”被捕后，他的房东按他填的紧急联系人来找我。一是房租问题，二是电话费，三是他的宠物得有人喂。我到罗洋的住处去了，屋里堆的都是他在网上买来的各种新玩意儿。电脑还开着，屏幕上开着几个网上购物的窗口。有一本课本压在还没开封的照相机盒子底下。一张电话账单上就打了一千多美元的长途电话。客厅里一个奇大无比的鱼缸，里面养了两条银鳗，买银鳗的收据随便和那篇布朗教授给了“F”的论文堆在一起，两条银鳗三千块，正好是收买法官的钱。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孩子出来留学干什么。
　　我把两条银鳗给他带回家养，其他的交给老邵处理。儿子看到银鳗，说：“放了。”这个新世界人是动物保护主义者。
　　老邵虽然按时把老鼠买回来了，但是，到年底，老板找他谈话：他支出老鼠钱近半年，老鼠才进实验室。半年，两批老鼠都养大了。他明显是挪用了公款。老邵被解雇，还得交出所有用公款赚的黑钱。老邵还是被罗洋坑了。
　　老邵决定卖房子那天，他儿子打电话来，说：“我为您的错误遗憾，但我还是很同情您的不幸。”几个字，说得老邵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