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谨将此故事献给世上一切空巢的父母和离家远行的儿女

　　何田田最近两年里连续回了三趟国，趟趟都是为了父亲何淳安。

　　第一趟回去是为了给父亲请保姆。第二趟多少也是。第三趟虽然不是为了请保姆，却也与保姆有关。

　　何淳安是个退了休的教书先生，从前在京城一所大学里教授英美文学。妻子李延安也曾在同一所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何元元远在广州，是一家很出名的合资企业的销售部经理。女儿何田田走得就更远了，五年前移民来到多伦多，现在加拿大道明银行的商业信贷部供职。何家的两个子女岁数上只相差了十六个月，经历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元元和田田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商，后来的工作也多少与商有关。都忙。都结了婚，又都离了婚。都没有子女。现在都在单身和不单身的那个灰色地带生活。

　　田田是离完了婚才决定出国的———当然是从头过起的意思。田田离婚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高潮迭起的戏剧，整整演了三年。这三年里田田就住在父母身边。娘家成了田田歇脚的窝，睡觉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装气话的竹篓。一场婚离下来，父母就老了。

　　父母是在田田的眼皮底下老的，田田却浑然不知。犹如一个常住河边看惯了河水的人，是看不出今日之水原来不同于昨日之水的，等田田意识到父母的老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死圈。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母亲是早就有迹象的。母亲爱掏父亲的衣服口袋，母亲爱翻父亲的文稿，母亲爱拆父亲的信，母亲爱偷听父亲的电话。年轻时很有些英武豪爽之气的母亲，五十岁过后却渐渐地变得敏感和爱猜疑起来。田田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父亲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危机感，直到后来在一位加拿大同事家里偶然翻到一本医学杂志，才恍然大悟这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症状。只是从前母亲在操着太多人的心，母亲的这些蛛丝马迹，散落在太多太纷繁的生活内容里，如沙滩底下浅浅地埋着的石子，被人在忙乱之中混混沌沌地错过了。待到元元去了广州，田田出了国，母亲的生活天幕突然变成了一片硕大的空白，她那些反常的举止才日渐清晰地浮到了表层。

　　父亲也不知道母亲有病，父亲以为母亲只是太寂寞了，于是父亲在过了六十五岁生日之后就刻不容缓地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父亲还带着几名研究生，手头还有几篇论文尚未完成。像父亲这样多少算有些贡献的资深教授，其实完全可以延续几年才退的，可是父亲想多在家里陪陪母亲———母亲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得早。

　　然而没有用。

　　父亲的日日相守，田田隔天一个的越洋电话，元元三个月一次的探亲假，都没有把母亲从那条越走越窄的暗路上扯回来。母亲还是执意地走了那样的极端。

　　母亲的事，田田是过后一个月才知道的———是元元刻意对她隐瞒了的。后来元元再也瞒不下去了，才百般无奈地打电话来多伦多搬救兵。田田接到元元的电话，第二天就坐上飞机飞回了北京。

　　田田进了门，一眼就看见客厅正墙上母亲的那张放大照片。照片是母亲略微年轻时拍的，衣装发式都有些过时。母亲的笑容似乎刚刚展开，就被快门骤然切断，眼角眉梢便有了微微一丝的惊讶神情。照片上的那个黑框如同一张大嘴，将田田一口嘬了进去。田田没顺过气来，身子一矮，就瘫坐在沙发上，喉咙里涌上一团咸涩，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回去，哽噎之中，眼泪便汹涌地流了出来。

　　何淳安看着女儿倾金山倒玉柱地哭，只将两手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干裂的手掌在裤子上咝啦咝啦地钩出一条条细丝。

　　“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何淳安一遍又一遍地说。每说一遍，气就短了一截。说到后来，那声音便如炎夏午后的蝇子，有气无力嘤嘤嗡嗡地飞撞在田田的耳膜上。

　　李延安出事的那一天，实在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太大区别。早上起来，何淳安照例去公园练太极拳，李延安照例去小区的菜市场买小菜。等何淳安练完太极拳回家，李延安也正好热完了早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小餐桌上，一边喝豆浆，一边看报纸。何淳安看的是《晨报》，李延安看的是《健康报》。一碗豆浆喝得见了底的时候，报纸也就翻得差不多了。何淳安擦过了嘴，站起来，说要去学校一趟，取几封信。走到门口，听见李延安在厨房里异常响亮地笑了一声，说：“眼花儿不来，你就急了吧?”

　　李延安嘴里的“眼花儿”，泛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所有的女同事女学生;特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的得意门生颜华。颜华博士毕业后留了校，和何淳安在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先前是师生，后来是同事，来往算是比较密切的。平日在家里李延安也时不时地拿“眼花儿”说事，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何淳安一味地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并不计较。那天也不知碰着了哪根筋，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噌地蹿上来，便忍不住回了一句“急了又怎么着”，便夺门而去。

　　何淳安到了学校，见着了几个多日未见的同事，说了些系里的飞短流长，一时聊得兴起，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喝了几盏小酒，回家就晚了。脸红耳热地进了门，一叠声地喊李延安：“晚上早点吃饭，周教授给了两张戏票，小百花越剧团的《碧玉簪》”———早把先前的口角忘了个一干二净。

　　走到卧室门口，觉得脚底有些黏，低头一看，脚上像踩了一泡西红柿酱。冲进屋里，只见满地的腥红，浓浓稠稠半干未干的，在墙角门后流成大团大团的花。床铺看上去却是平平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何淳安哆哆嗦嗦地掀开被褥来，才看见了一片扁平如纸的身子———那是流完了血缩了形的李延安。李延安用的一把钝刀，腕上的伤痕如锯齿般参差不齐。这个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在马背上度过最初童年的女子，就这样将她世袭的军人般的刚烈演绎到了极致。

　　何淳安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冲到楼下，蹲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哇地吐了一地。酒和肉的腐臭随着风在街上飞得很远，蝇子在秽物上黑压压地围了一圈。撕心裂肺地吐完了，扶着树身站起来，抬头看天，只见天上一颗鲜血淋漓的太阳，朝着自己正正地飞坠过来。想躲，却没躲过，就被咚的一声砸倒在地上。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三天中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当他的意识还在沉睡和苏醒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飘浮时，他的妻子李延安已经火化入葬了。他的儿子何元元从广州赶回来，雇人将他的房子彻底地清理打扫了一番，并将家具都重新摆置过了。所有关于李延安的痕迹，都被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

　　何淳安出院回来，像走进了别人的家，惶惶不安，手足无措。他在屋里频繁地进进出出，不停地打开抽屉柜橱的门，仿佛在寻找什么，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找到。何元元的担心，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何淳安没有问及李延安，一句也没有。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元元原先准备了多种可能性，都是用来对付父亲的记忆的。元元唯一没有准备到的，是父亲的失忆。记得是一种痛，不记得也是一种痛，只是这两种痛却是无法抵消取代的，都得一一痛过。

　　元元悄悄去医院咨询过心理医生，医生说经历过这样巨大的刺激之后，暂时失去记忆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恢复记忆就是痊愈的一个迹象。

　　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元元把饭菜都摆上了桌，一边拔筷子，一边貌似无意地说了一句：“妈妈做的菜比街上买的好吃多了。”

　　何淳安很久没有说话。元元转过身来，发现父亲的人中上流着一条清鼻涕，目光死死地盯在墙上，仿佛要把墙看出一个洞来。

　　“工作证。”后来何淳安喃喃地说。

　　“什么工作证?”元元不解。

　　“上面的那张照片，你拿了，放大，挂墙上。”

　　元元这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天一直在找母亲的照片，一颗心方稍稍地落到了些实处。

　　办完母亲的丧事，元元要带父亲去广州住一阵子，也算是换个环境，散散心的意思。何淳安执意不肯，说你妈回来找不着人呢。元元说妈现在是灰是烟，你到哪里她就跟你去哪里。那原本是一句劝解的话，老头听了，却像是受了惊骇，竟泥塑木雕般地呆坐了半天，连饭也不肯吃了。元元无奈，只好说要不你跟田田去加拿大住几个月，反正你听得懂英文。老头连连摇头，说她拖了我这么个老油瓶在身边，更没有人敢娶她了。

　　请保姆的事就这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何淳安在家务事上基本算是个低能儿。从买菜做饭到洗衣扫地，从前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李延安一手包办的，何淳安甚至连银行密码都懒得去记。李延安骤然一撒手，现在何淳安连洗衣机都不知怎么使，烧茶坐水也得从头学起。

　　可是何淳安坚决不同意请保姆，说家里来个生人不习惯也不安全。其实真正的理由何淳安却没有告诉儿子。妻子是因为一群莫须有的女人而死的。自己虽然是清白的，可是再大的清白在妻子的刚烈里走过了一遭，就像一张搓揉过的纸，多少就有了印记。印记的存留，只在一念之差。而洗刷这个印记的过程，可能就是他的余生了。他行在街上，前胸背后似乎都贴满了芒刺般的眼光。在这样的眼光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安然享受另外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带给他的安逸。六十六岁的退休教授何淳安，已经被这样一个突兀的人生变故吓破了胆了。

　　元元一转眼就在父亲身边呆了一个来月。广州的公司来了最后通牒，说再不回来上班就要另请人顶替他了。何淳安就催儿子走，说你管得了我一时，还能管得了我一世?我终究得学会自己生活的。元元临行前，去超市买了一冰箱的面包饺子速食面，不厌其烦地教父亲如何烧水煮食。又给父亲系里要好的同事学生一一打了电话，让时时关照父亲。谁知刚回广州三天，就接到了邻居的电话，说父亲将一锅开水打翻在地上，烫伤了脚，住进了医院。元元再也抽不出假期了，只好星夜打电话给远在多伦多的妹妹田田，让她火速回来一趟。

　　诚聘家庭助理，照顾一位知识老人。精通家务，有耐心，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月薪绝对高出市价。其他优惠面议。

　　田田一到家，就起草了一则聘人广告。吸取了元元前次的教训，田田这次采用的是强硬高压手段，何淳安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广告就在晨报和晚报上白纸黑字地登了出来。

　　后来的几天里，倒是陆陆续续地来了好些电话。有几个在电话上听起来就不是那块料的，田田面也不见就给拒了。剩下的几个听起来还算顺耳的，等约来了一见，竟没有一个看上去略微顺眼些的。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进门先把家电厨厕设备都巡视了一遍，才肯坐下来说话。每送走一个，田田的眉心就多了个结子。到后来沮丧之极，忍不住感叹善良淳朴的中国劳动妇女都到哪里去了，夜总会招人，来的也不过如此。

　　何淳安坐在沙发上，闭了眼睛冷笑：“祥林嫂出国了，四凤经商了，陈白露倒还是有，只是你老爸敢要吗?”

　　田田听了啼笑皆非。

　　后来电话就渐渐稀少了。

　　田田正打算调整战略目标，朝钟点工的方向转移，有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找“何老师”。正逢何淳安到医院换药去了，田田以为是爸爸的学生，就问人家要名字电话号码。那人顿了顿，才说自己叫赵春枝，没有电话，是借了公用电话打的，就想问问何老师家里找着人了吗?田田这才明白又是一个找工作的。这么多个人里头，也只有这个女人管父亲叫何老师，田田心里便有了一丝好感。

　　就问女人是哪里人，女人说是温州藻溪乡人。田田吃了一惊，因为父亲的老家就在浙南那一带。虽然父亲离家五十多年了，老家也早已没有什么亲属，可父亲这几年老了，话语里常有些怀乡的意思。田田心想这说不定是个好彩头呢，就笑，说只听见你们温州人到处找保姆的，哪还有温州人出来给人做保姆的?女人也笑了，说再富的地方也有穷人，各人有各人的命呗。女人的笑声哑哑的，有几分认命的无奈，也有几分不认命的刚倔，田田的心不由得动了一动，当下就决定约女人见面。这次多长了个心眼，没把女人约到家里来。

　　当天下午，田田约了这个叫赵春枝的女人在离家不远的一家茶室见面。女人准时到了，点了一杯菊花茶，小口小口地喝着。茶渐渐地浅了下去，却死活不肯再添。女人出乎意料的瘦弱纤细，剪了一头齐齐的短发，穿了一件洗了很多水的浅蓝衬衫，一条同样洗了很多水的深蓝裤子，虽是旧了，却异常的干净平整，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五六十年代黑白照片里的女学生。女人的脸上脖子上到处都是汗，头发在额上湿成一个个小卷———田田猜测女人大概没舍得坐车，是一路走过来的。

　　就大致问了问女人的情况。

　　女人三十八岁，念过高中，离了婚，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在老家跟着外婆生活。女人在京城做了四年的保姆，前一个东家刚去世，正在找新东家。

　　“为什么离的婚?”

　　田田知道这不是她该问的问题，可是田田知道她给的工资让女人没法拒绝，所以她把目光定定地放在女人脸上，神情自若地问了这个问题。

　　“不学好。”女人说。

　　“怎么个不学好?”

　　女人低了头，掏出一块手帕，一下一下地擦着脸上的汗。半晌，才轻轻地说：“大姐你该操心的事很多，我那点事，不值得你操心。”

　　女人回答得不卑不亢，田田却问不下去了，只好换了个话题，问女人有什么要求。女人说没要求，什么样的老人她都伺候得了。

　　于是田田就领着女人往家去见父亲。其实这时田田已经拿定了主意要留下这个女人，父亲的过目如同英国女王在国家文件上的签名一样，只是一个必要的形式。

　　田田将女人带进家，对父亲说：“这是赵春枝。春枝先前工作过的那家，也是老师。”

　　父亲正在剪指甲。父亲的老花镜度数浅了，父亲剪起指甲来就有些吃力。父亲把手伸得远远的，眼睛眯得细细的，鼻子在眼镜底下蹙成一个皱纹深刻的肉团。父亲看了一眼女人，便又低了头，继续修剪指甲，指甲剪在静默中哔哔剥剥地响得闹心。

　　“把剪子给我。”女人说。

　　指甲剪的声音突然安静了下来。父亲把女人的话翻来覆去地咀嚼了几次，才渐渐明白过来那是乡音。父亲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女人。父亲的目光穿过女人，穿过女人身后的墙壁，遥遥地散落在半空中。父亲的眼中，就有了些水汽。

　　女人趁着空当，拿过父亲手中的指甲剪，帮父亲剪起指甲来。父亲起先有些扭捏，可是女人神情凛凛，把父亲的扭捏瞬间碾灭在萌芽状态。女人正着剪，反着修，先左手，再右手。父亲的十根手指在女人粗粝的掌心走过一遭，如同抛了一次光，就有些平整光洁起来。田田坐在边上看着，眼皮渐渐黏耷起来。走失了多日的睡意，在这个平淡无奇的下午骤然回归，方明白自己的担子大约是可以卸下一些了。

　　“春枝你今天就住下，剩下的行李我明天找人帮你取回来。”田田吩咐女人。

　　“谁答应的?我说过家里不住生人。”何淳安突然站了起来，一把拂开女人，指甲剪咚地掉在茶几的铁角上，溅起一片嘤嗡。

　　女人怔了一怔，不语，却弯下腰来捡剪子。

　　“熟人也是生人过来的嘛。春枝是同乡，总比完全不知根底的人好。”田田耐着性子，细声细气地劝着父亲。

　　“她白天可以来帮忙，晚上自己找地方住。这是我开的条件，她接受就来，不接受就走。”何淳安脸朝着田田，话却是对春枝说的。

　　春枝拿起搁在墙角的背包，头也不回就往门外走去。“你给我付房租，我就住在外边。这是我开的条件，你答应了我就来，你不答应我就走。”

　　田田追出去，女人已经走远了。女人走路的时候脚紧紧地贴着路边，身上的布衫在风里一鼓一颤的，如同没能飞起来的鹞子。田田跑了半条街才追上了，气喘嘘嘘地对女人说：“学校的宿舍，我给你找一间。两三个人一起住，明天就来，行不?”

　　女人停下来，叹了一口气：“大姐，如今上哪儿找你这样的女儿。”

　　田田也叹了一口气，说：“你比我大，别大姐大姐的，叫名字就好。人老了，就是孩子，只能哄着些。你这脾气，能行吗?”

　　女人说：“我们乡下人就这么称呼的，改不过来。大姐你书读得比我多，外边的事也懂得多，可我见过的老人却比你多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哄，什么时候不该哄。”

　　田田觉得女人的话有些道理，就不吭声了，一路送女人去了汽车站。前一班车刚走，后一班车还没来，两人都有些累了，就斜靠在站台柱子上等。红云沉尽了，天渐渐地暗了下来。路灯一盏一盏地点过去，从街头亮到街尾，像一串藏过了年代的老珠子，黄黄地坠在街市的胸脯上。归家的鸽子低低地飞过，暮色里到处是翅膀的划痕。

　　“大姐，你孩子多大了?”女人问。

　　田田摇头，说没孩子也没老公———离了。

　　“为什么离的?”

　　田田看着女人，一字一顿地说：

　　“不学好。”

　　两人的眼睛对上了，就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女人笑的时候，颊上有两个若隐若现的浅坑。那浅坑一路乱颤着，使得女人的表情瞬间里清朗生动起来。

　　车终于来了。女人上去了，挑了个窗边的位置坐下，从窗缝里钻出头来，说：“何老师我来管，大姐你安心回去，再找一个合适的。”

　　田田两眼热了一热，搜肠刮肚，想跟女人说一句略微亲近些的话，话没出口，车就启动了。女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蓝点，消失在一街的轻尘里。

　　这时田田提包里的手机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是秦阳。

　　“找着合适的人了?”

　　隔着一汪大洋，秦阳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田田算了算时差，这会儿正是多伦多的凌晨。秦阳午夜才下班，到这时才睡了三四个小时。田田就问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秦阳笑了笑，说小姐我压根还没上床，拨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了，线路都不通。田田说你就不会明天再打吗?秦阳说你是想让我一夜不睡呢，还是两夜?田田吃吃地笑了起来———秦阳总是能把话说到人的心尖子上。

　　“找了一个，看上去还算老实。也只有这一个，是我爸点了头的。”

　　“老头子，情绪还好吗?”

　　“好得了吗?整天对着那张照片……”田田说了半截，眼泪就毫无防备地流了下来。这几天一直在忙父亲的事，倒没有时间来好好想一想母亲。此刻关于母亲的记忆突然混混杂杂地涌了上来，按捺不住地堆挤在喉咙和鼻腔中间的那个狭窄空间里。眼泪被夜风瞬间吹干了，可是眼泪爬过的痕迹却久久地刺痒着。

　　“秦阳，我没，没有娘了。”

　　那头是一片短暂的沉默。后来秦阳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田田，你总还是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