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日以后，徐瑞星也难以解释自己那天的行为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碰上的。
　　他看到七班班主任康小双把她班上的花名册拿出来了！
　　其实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生花名册可以说是班主任工作的路线图，谁进步了，谁退步了，谁的费用该退该补，需要找谁的家长来谈话，如此等等，班主任都会在花名册上做出各种各样的符号。这天康小双把花名册铺在办公桌上勾勾画画，几分钟后，外面有人叫她，叫得很急，像是说她班上有人打架，康小双没来得及把花名册收起来，就起身出去了。如果说她的行为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就在这里。花名册上记录着学生的详细资料，包括父母姓名、所在单位、联系电话，正因为这样，班主任决不将其示人，侯校长说的保管好学生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保管好这本蓝皮封面的册子。平时康小双随便走一步，都把抽屉锁上，今天大概是外面的事情紧急，她神经短路，就疏忽了。
　　当时，除徐瑞星，别的教师面前都围着一大堆学生，很热烈地跟老师讨论猜字母法，他们都没注意到发生在康小双身上的所有细节。但徐瑞星注意到了。其实徐瑞星与康小双相隔很远，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康小双背门而坐，徐瑞星向门而坐，可徐瑞星不仅看到了她拿出的是学生花名册，还看到她出办公室以后，疲惫的身影在门口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徐瑞星无法对自己说清楚的是，当康小双一闪即逝的时候，他怎么就想上厕所了，而且急不可待；他更无法说清的是，办公室是两扇门，东头一扇，西头一扇，他完全没必要从东头绕到西头去。可是他就这么去了，路过康小双办公桌的时候，他迅速朝花名册上扫了一眼，这一眼，他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汪文强。虽然七班只是重点班，但班别档次是几个月前分出来的，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现在的汪文强已成为仅次于火箭班里谢家浩这种级别的尖子生。徐瑞星不仅看到了汪文强的名字，还看到了附在那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
　　他只是用一眨眼的工夫看了那个电话号码，可那七个数字，每个数字都像一根锋利的钉子，狠狠地扎入他的心里。他不动声色，进厕所后，从包里摸出笔和一张卫生纸，将那个号码记到卫生纸上去了。当他把那片写着号码的卫生纸撕下一角，重新揣进包里去，感觉内心里发生了某种震动，眼里看到的事物，耳朵里听到的声音，本来都是他习以为常的，这时候全都变得陌生起来了。他问自己，这是咋回事呢？他不能回答，也不愿深想。
　　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他在学校见到任何人都有别后重逢的感觉，那份夸张的亲热，让他自己也觉得吃惊。特别是对康小双。
　　康小双是英语教师，只有四十二三岁年纪，却脸色枯黄；她是一个极其好强的人，八年前从另外一座城市调来，来之后，她每次从高一教到高二，都不让她教高三，又把她放下去，从高一教起。为此，她不知去校长室流了多少眼泪，她表白自己不仅有能力教高三，而且一定能教好，但校长心里没底，任她怎么哭也不心软。那时候还不是侯校长，侯校长上任后，康小双常常主动去请侯校长来听自己的课。侯校长是物理教师出身，并不懂英语，但他被康小双的精神打动了。康小双没有哪节课不拖堂，上午二三节课之间该学生做眼保健操，只要第二节课是康小双在上，她就不让学生做操，继续听她讲课；广播里声音很大，她要把那声音压下去，就哑着嗓子喊，嗓音被撕成一绺一绺的，带着血腥味儿。就这样，康小双不仅教了高三，还当了重点班的班主任。平时，徐瑞星不大喜欢这个人。主要是不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忙”劲儿——随便去哪里，哪怕是去保温桶里接开水，康小双都迈着小跑；她的眼神永远绷得直直的，目光里有一种烧焦的糊味。因为不喜欢，没有必须的事，徐瑞星很难得跟她搭腔。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好像觉得自己欠着康小双很大的人情，不有事无事跟她说几句话，就过意不去似的。
　　不仅在学校，回到家里徐瑞星也是这种心态。以前，他在家里感受到的是蔗糖一样的甜味儿，厚实、柔和、平静、安详，现在却不是这样的，亲密的外衣底下，多了一层怜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啥也没干嘛！的确，他啥也没干。汪文强家里的电话号码，安安稳稳地沉睡在他的身上。只不过，他不是随随便便地揣在荷包里，而是压在手机电池背后的。压进去之后，他就再没取出来过。
　　但他并没有忘记。那七个数字，依然钉子一样扎在他的心里。有好几次，他都对自己说，忘记它吧！可他就是忘不了。关键是，即使真的忘了，那片写着号码的卫生纸还在呢。他似乎不愿正视这一点。他的灵魂总是响起两个声音，一个说：你应该把那片纸扔掉！另一个声音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发出噪声，把前一个声音压下去。十天过去了，徐瑞星终于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不仅如此，藏在手机里的那片纸上，还又多出了两个学生的号码！一个是三班的，一个是五班的，都是文科重点班，两个学生，也均是新州市赫赫有名的尖子生。跟上次一样，徐瑞星是利用这两个班的班主任偶然的麻痹，把他们的信息弄到了手里……
　　这天夜里，儿子早就睡下了，妻子邹静又在客厅里剥瓜子，看电视，徐瑞星则来到书房，将门闭上了。他本来想再备一会儿课，可事实证明他啥也干不了，东摸西摸，心神不定。不知过了多久，书房门被推开了，但徐瑞星没发现，他眯着眼睛，任思绪在他自己也不认识的道路上奔跑。门口的邹静喊了一声：徐老师。邹静的声音湿漉漉的，水似的柔软，可在徐瑞星听来，却像突然炸出的响鞭，抽得他措手不及。他有些恼怒，说你怎么还没睡？其实邹静那时候早已经上床，但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要等着丈夫来，在他宽厚的胸膛上偎一会儿，跟他好好地缠绵一会儿。他们已经很久没这样了。可丈夫就像忘记了隔壁还有张等着他的床，床上还有个等着他的女人，于是邹静就过来叫他了。邹静穿着水粉色的睡衣，从脚趾丫到头发梢，都显得那么细腻柔滑，春情荡漾，只是徐瑞星通通没注意到，他说，你自己去睡吧。
　　邹静出去了。进来的时候，她被某种东西充盈着，出去的时候，那种东西就被抽空了，让她单薄得像一个影子。徐瑞星又冥想了好一阵，终于把纸片从手机里取了出来。三个号码前面，都没有名字，但谁是谁的，他记得格外清楚。他试了几次，终于把电话拿了起来。
　　只响了一声，黄川就接了。这证明他也没睡，而且从显示器上看出了是徐瑞星的电话。徐瑞星说出了一个名字，只说了一个，是三班的，叫花远辉。
　　黄川一听这名字就兴奋起来。虽然南城和北城的学校没什么往来，但城区内各校有哪些尖子生，彼此都了如指掌，有的学校还在高三火箭班和重点班的后墙上，贴着外校尖子生的姓名，给学生圈定这些人是必须超越和战胜的目标。新州五中就是这么干的，花远辉上了他们重点班的后墙。黄川很兴奋，却把兴奋压抑住了。他怕自己一兴奋，就把徐瑞星在深夜里沉睡的自尊心唤醒了，他就不会捅出真正有用的信息了。同时黄川也想，人家把张泽君都弄过去了，一个花远辉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是平淡而不失热情地说，好，徐老师，他家的电话是……
　　徐瑞星讲了。
　　黄川记下后，非常认真地又说了一些话，徐瑞星却一句也没听进去，更没有对黄川的话发表任何意见。放了电话，徐瑞星看着书桌玻璃板底下自己的照片说，你——我——并不是为了钱！
　　手里有三只熟透了的桃子，徐瑞星当然不会一次性地让黄川摘走，他需要一次试探。首先把谁给黄川，徐瑞星是很费了一番考量的。既然第一个弄到的就是汪文强，那就给汪文强好了，但徐瑞星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他无法想像康小双在失去汪文强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为了这届学生，康小双真是付出了全部心血，这学校里的人，从没看见过她跟丈夫散过步，上过街，也从没看见过她买过菜，所有的家务活，都是她在市回收公司上班的丈夫包下来的；他们的儿子在成都电子科大读书，康小双把儿子爱得恨不能捧在手里，可今年儿子放五一假回来，她硬是没时间陪儿子在校园里走上两圈！想起这些，徐瑞星实在狠不起来。不给汪文强，就给五班的江玲吧，但江玲的班主任岳兴明的妹妹前不久住了院，听说是肾上的问题，很严重，他妹夫在澳大利亚读书，一时回来不了，妹妹的女儿只有半岁，这一住院，就全靠哥哥嫂嫂了，如果再摊上那档子事，岳兴明怎么应付？比较了半天，最后徐瑞星才决定首先给花远辉的。
　　在这学校里，花远辉的班主任何维跟徐瑞星关系最好。他对自己说，我把好朋友的尖子生给出去了，可见我真不是为了钱……次日深夜，他和黄川在南城一家茶楼包间里见面，黄川推给他一个信封，说徐老师，五千块，你点点。徐瑞星隐约地记得昨天夜里黄川说过这个数目，但并没形成意识，现在，一沓百元钞就摆在面前，它不仅是一个数目，还带着厚度和质感。他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他没去动信封，说，花远辉不是还在二中吗？为了不让自己的嗓子变调，他把声音控制得很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很扎实，很硬。黄川说，只要提供了信息，就是这个数，具体能不能把花远辉父母的工作做通，那是我们的事了，与你无关。然后黄川又说，徐老师，真的，像你这么讲信用并为对方着想的人，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话，无异于往徐瑞星心窝里捅刀子，他没把钱抽出来点数，将信封往裤兜里一塞，逃跑似的出了茶楼。
　　回家的路上，他把手插进裤兜，将信封攥得死死的，攥得几根手指都发酸了。第三天一早，花远辉没来上学。他暂时失踪了。几个小时后，就知道了他的下落。然而，再也把他收不回来了。从新州二中的角度说，他永远失踪了。
　　学校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教学大楼依然耸立，钟声依然按时响起；下课后，由于教师无止境地拖堂，学生依然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只能夹住，夹得脸都变成猪肝色；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学生昏头胀脑地在双杠或墙壁上撞破额头的事情，依然在某一处发生；太阳出来的时候，依然照耀这一小块呈提壶形的土地，白云飘过，飞鸟掠过，东风跑过，只是这一切也跟往常一样，依然与这学校的师生没有任何关系。学校以它固有的节奏，在那根无形而又强蛮的指挥棒下运转——然而，在它最敏感也最要命的肌体上，已经溃烂了一块！
　　高三领导小组如临大敌。侯校长（兼高三领导小组组长）每天跑高三办公室的回数，已经没法数了。校长室在二楼，高三办公室在六楼，作为他那个年纪的人，跑这么多趟并不容易。而且他不仅是校长，还是校党支部书记，领导的不仅是高三，而是整个学校。他一上来就骂人，既骂五中，也骂花远辉的父母。最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把五中没有办法，把花远辉的父母同样没有办法。根本就与花远辉的父母联系不上，找上门，人家也不接待。这与五中在张泽君父母那里的遭遇，完全是一样的。桂主任就更不必说了，他本来就是个惊惊乍乍的人。高三办公室有侯校长和桂主任的专座，但自从花远辉“失踪”后，桂主任上来就从未坐过，眼看他到那位置上去了，正准备坐下，突然又把椅子一撂，快步走到某个教师面前，说上几句悄悄话。他对何维说得最多。何维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的大脑袋和板寸头，都似乎在表明他是没什么心计的，是不愿意藏什么秘密来让自己受累的，因此平时桂主任对他说悄悄话的时候，他表情坦然，回应时也把声音说得很大，可现在他把桂主任的悄悄话听得特别的上心，特别的当一回事，仿佛桂主任的每句话他都能够领会，都觉得非常重要；这两天来，他的脸始终是潮红的，像一个老肺病患者。桂主任找徐瑞星说话之前，他如同梦游。他还没有心思去同情自己的好朋友，他只是感到害怕。很有可能，他不仅仅是“给”了一个学生，还“给”掉了更重要的东西。
　　但桂主任及时地安了他的心。这天，桂主任走到他面前，手肘支在他的桌面上，凑近他的脸说，龟儿子，五中在报复！徐瑞星愣了一下，说，嗯，对，肯定是报复……可他们是用什么手段把花远辉弄过去的呢？
　　桂主任离去后，徐瑞星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你怎么就不想想你把人家张泽君都弄过来了！徐瑞星觉得，自己之所以把花远辉送出去了，不就是因为对黄川有了同情心吗？

　　或许是前面有张泽君的缘故，二中把花远辉与张泽君比较，觉得还是自己赚了，因此动荡了没几天，就平息下来。这时候，徐瑞星才有精力去为何维想一想。一年一度的高考，既考学生也考教师，教师们在这场考试中失败了，轻则不让你教毕业班，重则将你由高中部下放到初中部。像康小双那么倔强的人毕竟不多，许多教师遭受挫折之后，就趴下去了，甚至一蹶不振了；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迎来更惨痛的命运：被勒令下岗。何维他挺得住吗？有好多次，徐瑞星都想去安慰他两句，可每当有了这样的想法，他随即涌起一阵恶心。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他不能对何维说话，只能对他投去远远的一瞥。何维跟他坐同一面，他看到的是何维的侧脸。那张脸上的潮红始终没退！本是大大咧咧的何维，现在话也很少了，在领导面前老是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这让徐瑞星更加难受。
　　他的坏情绪没有逃过邹静的眼睛。那天夜里，邹静在丈夫这里碰了壁，感到特别的伤心，可她很快发现，丈夫不是故意冷淡她，而是心里有事。许多时候，丈夫都显得心不在焉，眼神里还浮着一层薄薄的忧伤。几次她都想问个究竟，但还未启齿，丈夫不是从她身边站起来离开了，就是转过身装睡。他是在回避她。遇到这种时候，邹静都很知趣。可是，这么拖下去也不成啊，丈夫那么辛苦，情绪再不好，很容易生病。于是邹静就想抽空在家里请趟客，把何维一家叫上，再把吴二娃一家叫上，几个朋友说说话，喝几杯酒，块垒也就浇灭了。
　　这个星期六的晚上，两口子躺在床上，邹静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哪里知道，徐瑞星现在最怕听到的，就是“请客”两个字！他把二中一个尖子生给了五中，难道就有资格请客吗？那五千块钱，徐瑞星没有交给邹静——他以前哪怕得了个精神文明奖，发了二十块奖金，都是一分不少地交给老婆的——也没去存银行，而是放在了书架最顶层，夹在一本破书里。邹静从不去翻他的书柜，他放到顶层，是怕儿子丁丁去乱翻……邹静说请客，已经把徐瑞星刺伤了，等她说到何维的名字时，那个名字就像涂在刀尖上的毒，让徐瑞星立即起了反应。他跑进厕所，干呕了好一阵。
　　他无法面对自己的是，把花远辉送出去，真就仅仅因为同情黄川？几天来，这个问题随时都在困扰着他，哪怕他站在讲台上，正给学生上课，它也会猛不丁地跳到他的面前去；甚至在梦里，一个大大的问号也会绳子一样缠住他……
　　这天，他独自出门散心，来到正街上，心里想着事，就没管脚下走了多远，当他被一家似曾相识的酒楼名字“挡”了一下，才停下来，想起这酒楼就是他和黄川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这个老狐狸！徐瑞星边往回走，边出声地骂了一句。他觉得自己现在才算把外表忠厚的黄川认清了。桂主任说他狡猾，一点也没冤枉他。这个老狐狸！徐瑞星又骂了一声。
　　奇怪的是，骂了这么两声，他的心情好受些了。他想人家黄川干着掐尖儿的事，侯校长、桂主任他们也干着同样的事，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别人掐尖儿，他把“尖儿”送去让人掐，谁更见不得人，还难说得很呢！同时他也想到了吴二娃，想到在山野间逢土即生的铁线草，他觉得自己身上太缺乏吴二娃的那股子狠劲儿……
　　走回到后校门外的巷道里，暮色在他身前涌起。晨光和暮色，总是从人的身前涌起。在巷道中间部位的黑暗处，徐瑞星突然听到闷声闷气的说话声。周围没有一个人，说话声是从哪里来的？他毛骨悚然。他甚至还问了一声：谁？无人回答他，但说话声并没停止，嗡嗡嗡的，还带着哭腔。这时候，他感觉手心发烫，原来他把手机摸出来，就一直握着，那带着哭腔的说话声就是从手机里发出来的！
　　那两个学生的名字一直关在里面，被憋得受不了啦。他咬了咬牙，把手机塞入了裤兜。

　　这期间，新州二中发生了一件事。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每过些日子，就会发生一次的。这种事也不仅仅在新州二中发生，各个学校都出现过类似的事件。这种事也不只是某一个人遇到，现在当教师的都有可能遇到。
　　——康小双被学生打了。打她的是尖子生汪文强。这天上晚自习课，康小双进去辅导，汪文强没有复习康小双教的英语科，这让康小双很不高兴。学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是划分得明明白白的，几点到几点，该哪个老师进教室辅导自己的科目，规定得相当严格，既然这一节课是我的自留地，我当然不允许在我的地里生长别人的庄稼。可康小双这天晚上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她都进教室五分钟了，汪文强还在做数学诊断试卷！是的，汪文强的英语非常好，从高一开始，他就自费订阅英语报纸，篇幅很长、文法复杂的文章，他能够做到边看边译。但这又怎么样呢？作为英语科教师，康小双对他的要求是好上加好；当然她还是班主任，班主任的任务是让自己班上的成绩整体性提高，康小双并没忘记这一点，但她首先需要证明的，是自己有能力教高三英语。
　　她走到汪文强身边，说文强，你该把数学试卷收起来了。对学生的称呼，康小双分成了两个档次，对特别优秀的尖子生，她都亲切地只叫名不带姓。
　　汪文强没理她。或许是没有听见。他认真思考的时候，额头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完全不像他这个年纪的人，肿泡泡的眼睛也眯成一条缝，笔尖则不停地在纸上戳，好像那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额头的皱纹和眯缝的眼睛里，他用笔尖不停地挖掘，就能挖出来一样。
　　康小双把那句话重复了两遍，汪文强的笔尖还是在纸上戳。她说第三遍的时候，汪文强抬起头，异常恼怒地盯了康小双一眼。这证明，他是听到康小双说话的，只是那道老也解不开的题目把他迷住了，实在丢不下手。
　　康小双并没在意汪文强恼怒的眼神，她手里拿着教棍，见汪文强低下头后依然在晃动笔尖，就用教棍在他桌上抽了一下。声音脆亮，把整个教室都惊动了。康小双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棍下去，会发出那么大的响声。
　　汪文强将笔一扔，咕哝了一声：黄脸婆！
　　康小双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但她装着没听见，忍了。她不能不忍。在许多学校，尖子生的权利都比教师大，即便尖子生有明显不尊重教师的行为，教师也只能忍着，否则他们就威胁要跑到其他学校去。前年，新州二中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语文教师桂成武有天上课时让学生朗读课文，某个尖子生却偏偏不读，而是大摇大摆地拿出一张商场发的广告宣传单看，桂成武多次提醒他收起来，他却示威一样越举越高，桂成武忍无可忍，一把将广告单抓过去，撕成了碎片。这下可不得了，那尖子生直接去了校长室，对侯校长说：我不要桂成武教语文！
　　桂成武的语文教得很不错的，侯校长也很看重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后，侯校长亲自去劝慰那个学生，但学生不依不饶，非换教师不可。侯校长心里也窝气呀，想我堂堂一校之长，倒要听你一个学生的指挥了！但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尖子生的成绩十分突出，他将为学校带来巨大的效益，侯校长不能意气用事，他是校长，要为学校几百口人的生计考虑。于是，他又去动员桂成武给那学生道歉。
　　老实说，如果那学生不去威胁侯校长，或者他去威胁了侯校长，侯校长却能够帮老师说上一两句话，桂成武会主动去给那学生道歉的，一个尖子生对学校的利害关系，他不是不清楚，可是现在，他觉得教师的尊严变得比狗屎都不如了，便梗着脖子，坚决不道歉，他还对侯校长说，你干脆把我开除算了！侯校长怒火中烧。这其中一多半的怒火，是烧向那个学生的，但最终的结果，却完全由桂成武来承担了。他当然没有开除桂成武，但依照那学生的要求，把桂成武换掉了；不仅如此，还把桂成武由高中教师贬成了初中教师。侯校长为什么把事情做得这么狠，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类似的事件，在桂成武前后都发生过，每次倒霉的都是教师。
　　康小双以前就亲耳听到过某些尖子生冲着她的背叫她黄脸婆，她不仅忍了，还转过身去关心骂她的学生：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诸如此类。
　　事实上，康小双对学生真是很关心的，那些家庭拮据的孩子，衣服开了线，袜子破了洞，不可能立马扔掉，换新的，康小双那么忙，可她不知多少次为学生补过这些东西。然而，被骂了再去关心，很多尖子生就觉得是在讨好他们，无动于衷，甚至打心眼里瞧不起。倒是那些成绩差一些的，心里才会涌起那么一丝酸楚。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是因为尖子生无时无刻都是被学校与父母小心翼翼地捧着宠着惯着，别的不说，连学生食堂都专门为尖子生开了小灶，选最好的掌勺师傅，与大食堂同等价格的菜，不仅分量多油水足，买饭菜时也免去了拥挤。
　　今天康小双又是这样，她愣了片刻，就对汪文强笑脸相迎，可汪文强又补了一句：黄脸婆！
　　这次骂得字字清晰，整个教室都听见了，整个教室都飞舞着黑色的蚊虫，遮没了康小双的眼睛。她似乎有些站立不住，将五根手指叉开来，顶在旁边一个同学的桌面上。学生的眼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望着挨骂的人。
　　康小双声音哆嗦地说，文强，我都可以做你妈妈了……
　　汪文强低着头，数学试卷并没收进书柜，而且又拿起了笔，在草稿纸上戳。
　　康小双伸出手，将汪文强摊开的数学试卷折叠起来。
　　就在这时候，汪文强一掌拍在康小双的手背上。手背和桌面同时发出响声，又清脆又沉闷。
　　康小双把红艳艳的手收了回去，啥也没说，就回办公室去了。她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地给自己说安慰话，她说只不过手背挨了一下，算得了啥呢？一个月前，岳兴明还被学生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拳头呢。岳兴明是个小个子，那一拳头擂在他的胸膛上，差点把他打飞了，他的胸膛痛了好多天，都忍过去了，我这又有啥了不起呢？
　　可是，康小双这么安慰了自己一会儿，却流下了眼泪。那两行泪水，几次顶上来都被她堵了回去，最终夺眶而出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汹涌，有一种咆哮的味道。她在身上搜索纸巾，没带，只好用手去擦。被打的那只是右手，火辣辣的，泪水一泡，就像燃烧起来了。她这么偷偷地擦了几把泪，再也克制不住委屈和伤感，把头伏在桌面上，终于哭出了声。
　　那时候，包括徐瑞星、岳兴明、何维和年级组长杨全在内的好几个教师，都在办公室备课。听到康小双的哭声，大家面面相觑，但很快也就猜出了个大概。杨组长站起来，到七班去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只绷着脸，不说话。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能当上高三年级组长，恰恰因为他是好好先生，谁也不得罪，也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徐瑞星过去问怎么回事，他才轻声说，汪文强把康老师打了。大家的心里都堵着。徐瑞星去关了前后门，走到康小双面前，说康老师，要不要去医院？别的教师都来到康小双身边，把她围起来，问长问短。康小双继续捂着脸哭，只把头摇了几下。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康小双的头上已有了那么多白发，在耳门的背后，白发成堆，特别的扎眼，也扎心。说真的，大家平时都不喜欢康小双，由于她上课太爱拖堂，凡是跟她合作的教师，几乎都被她占过时间，几乎都跟她吵过架，但这时候，他们都觉得康小双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给她递纸巾，还给她接水来洗脸。
　　那么刚强的一个人，此时简直像个小姑娘，伤心而无助地接受着别人的安慰。
　　当她洗了脸上的泪痕，又打起精神，进教室去了。
　　她离开后，岳兴明说，从古至今，找不出哪个时候当教师的像我们在学生面前这么没体面！岳兴明的话引起了共鸣，特别是何维。自从花远辉跑掉，他一直没能从阴影里逃脱出来。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不知道报答师恩，连基本的尊重也不会，说跑就跑，说打就打，这样的尖子生究竟有什么用？我就不相信国家将来靠这样一批人能撑得住！
　　有好些天徐瑞星没敢心平气和地跟何维搭过腔了，今天晚上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有了共同的感受，徐瑞星终于敢面对何维的眼睛，他接过何维的话说，不是么，人家日本的学生，不管在哪个场合，见到老师就鞠躬，哪像我们的学生。这时候，他脑子里想到的是张泽君。黄川告诉他张泽君有贫血病之后，尽管她母亲在学校图书室上班，张泽君吃饭睡觉都在家里（也就是唐老太婆的屋子里），有母亲照顾，但徐瑞星还是把张泽君的药拿来保管上了，每天督促张泽君吃下去，还自己掏钱买纸杯，每天把开水倒上才去请她，但张泽君从来没说过一声感谢，没喝完的水也从不知道拿去倒掉。
　　何维说我昨天才看一篇文章，人家美国的市长开车出去，如果看到前面有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走过来，立即把车停下，等老师走过了再走。岳兴明自嘲地笑了一声，说那些干啥哟，我们只要不挨尖子生的打骂就谢天谢地了。
　　一个人将来是否有出息，谁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比的是智商，更是情商，然而，是什么迫使学校和家长都只盯着学生的考分呢？老师们碰了一下这个话题，觉得太坚硬，就绕过去了。他们只是七嘴八舌地评价各班的尖子生，评来评去，都觉得徐瑞星班上的谢家浩是最优秀的。虽然他的成绩算不上最冒尖，但等着瞧吧，他将来一定会把许许多多人抛在脑后。老师们平时那么在意自己班上尖子生的人数，以及他们在学校和市里的排名，可是今天，他们都真心诚意地祝贺徐瑞星，说瑞星哪，你能教到谢家浩这样的学生，福气呀！
　　这时候，下课铃响了。
　　康小双例外地没像往常那样拖堂，很快就回到办公室来了。办公室角落里安着一个洗手槽，她去洗手的时候，又在流泪，大家都注意到了。她的前胸、手肘甚至鼻尖上都是粉笔灰，泪水流过之后，脸上留下一道道明显的沟壑……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徐瑞星处于极度的焦灼和苦恼之中。康小双和岳兴明那样的遭遇，并没有落到他的头上，但他深知，这并不是自己威信高，也不是自己育人有方，能够像谢家浩那样人品不错的尖子生，真是很稀少的，他班上的一些尖子生，觉得自己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就跟张泽君等人一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之所以没挨过打，也没当面挨过骂，只不过因为他个头大，学生不敢而已——当教师都当到这个份上了！他非常同意何维的意见，觉得将来的国家，靠这样一批缺乏感恩之心的人去建设，很难说能靠得住。造成这种局面，怪学生吗？怪老师吗？徐瑞星深感迷惑，脑子想痛了也想不通这个问题，但他明白一个起码的道理：连自己的老师都不懂得尊重的学生，再怎么说也优秀不到哪里去。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现在倒不敢奢望那个，但至少不该随随便便就挨打挨骂吧！
　　在这样的心境下，藏在手机背后的那两个名字，又开始一刻不停地向他提出抗议，希望将他们释放出来。当然要释放，然而以什么方式释放，是拿出来扔掉，还是交出去？徐瑞星掂量着。其实有什么可掂量的呢，他早就决定了。这就相当于一条渠堰挖成了，第一波潮水已经流出去了，只要后面还有水，就不可能不流。他只是需要一个更加坚实的理由。
　　现在，这个理由已经有了——既然汪文强连他班主任都打，还把他留下来干什么呢？
　　他甚至有些感谢汪文强，正是汪文强打了康小双，才给了他将其卖掉的理由。
　　事实上，康小双被打的那天夜里，徐瑞星就想采取行动，可不巧的是，他回家后，有意无意间取出书柜顶层的那本很厚的破书，看到了夹在里面的新崭崭的一大叠钱。这叠钱像炭火似的，把徐瑞星烙了一下，让他身上的某一处疼痛起来。直到几天之后，那粒炭火才熄灭了，他才放心大胆地对自己说：我这样做，真不是为了钱。他终于把手机背后的那片纸拿出来了。半个小时之内，他打出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关于汪文强的，第二个电话是关于江玲的。他承认，将一个名字藏在自己身上，是沉重的负担，他实在不想背负这个负担了。他想反正也不可能再去弄别的尖子生的信息——想弄也弄不到，花远辉被“掐”掉后，班主任们不需领导招呼，就知道怎样保管学生的花名册了，他们白天将其锁进办公室抽屉，晚上带回家去——只有一个江玲，就干脆把她一并给了吧。这样，他也就可以彻彻底底地轻松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