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短波收音机

星期五早上，姐姐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回一趟椿树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馅的饺子。我虽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么爱吃饺子，尤其是茴香馅的。姐姐说，常保国听说我答应搬家，这两天心情不错，一次也没打过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两盅。我买了一点水果，并把颂平送我的两件TOMMY牌衬衫带了去，权作礼物。我不敢告诉她，衬衫是蒋颂平送的。多年来，在我们家，“蒋颂平”是一个被禁锢的名字。同时被禁锢的，还有一段压在姐姐心头的秘闻。
　　常保国是否知道这段隐秘，我不敢肯定。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回过椿树街的老家。有一次，我去大红门，从一个福建人手里，购买捷克产的KR胆管，恰好从椿树街经过。我远远看见老家的院门关着，也就没去打扰他们。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但已经懒得和他们来往。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远跑去宝安看他，那个与马来西亚人结了婚的外甥，据说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管，竟然拒绝和他们见面。夫妻俩在世界之窗公园逛了逛，对着按比例仿制的凯旋门和荷兰风车，胡乱拍了几张照片，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可这并不影响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儿子有出息。
　　椿树街在南城，其实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有人叫它椿树坊，也有人叫它造甲营——大概是过去八旗兵制造铠甲的地方吧，总之比较混乱。我们家的两间砖房，又低又矮。父亲还活着的那些年月，又在旁边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间房。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勒令拆除。父亲照例一声不响。被逼急了，也只是用一声长长的叹息来表明他的态度：啊!
　　可谁都弄不清他这个“啊”到底是个什么鸟意思。
　　母亲已经有点顶不住了，可父亲反而得寸进尺，用造房剩下来的砖瓦，在房前又围了一个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奇怪的是，小院围成以后，居委会的人却再也不上门来了，他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害怕父亲的沉默寡言。
　　父亲长得高大白净，背有点驼，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原先是酒仙桥一家国营电子管厂的正式职工，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发回家了。成天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戴着蓝咔叽布的袖套，在家对面的胡同里替人修收音机。我那时还小。有一天，我问母亲，爸爸为何从来不跟我们说话?母亲说，他心里很苦，性情就变了。她还说，我刚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在我脸上一顿乱亲，连鞋都来不及脱呢。听她这么说，站在一旁仰望着她的崔梨花，脸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亲我吗?”憋了半天，生性胆小的崔梨花终于问道。
　　“也亲。”母亲想了想，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终于有一天，在那间光线幽暗的修理铺里，父亲趴在堆满半导体零件的小桌上，手里攥着一把绿色的小改锥，死了。
　　据说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点。常保国在邻居家打牌，还没回家。姐姐在砧板上剁肉。她本来也可以使用冰箱里的肉末，可她说机器压出来的肉泥有股子生铁味，不好吃。她只比我大两岁，可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她。她笑起来的时候，总有一种故意讨好别人的意味。虽说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见她这张脸，心里总有点厌恶。她问我最近有没有找到意中人，并马上提到，她们单位有一个离异的同事，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实诚，长得“美丽端庄”，就是说话有点大舌头，问我愿不愿意见一见。
　　我告诉她，前几天刚刚遇到过一位算命先生，听他的口气，似乎我这辈子再也结不上婚了。我没提是在哪儿见到这位算命先生的，她听不得“蒋颂平”三个字。
　　“算命瞎子的话，你也能信?”姐姐说，“这些年，我给你说过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要我说，你恐怕心里头还是忘不了玉芬那个狐狸精。”
　　“没准是吧。”我笑了笑，胡乱地敷衍了一句，懒得和她再说下去。
　　“你要不要进里屋去看会电视?保国一会儿就回来。”
　　我麻木地望着她，没有吱声。看着她近来染得黑里透黄的头发，我的心里忽然有些伤感。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现了错觉，仿佛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母亲。像母亲那么瘦，像母亲那样越长越小。一阵凉风吹进屋来，老槐树抖下几片黄叶，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阵阵发酸。有点想，怎么说呢，有点想过去搂搂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转转?”姐姐对我的失神似乎也有点意外。
　　于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门槛上抽烟。
　　胡同里停满了汽车、平板车和残疾人的三轮摩托。父亲当年工作过的那个修理铺，早已不在了，如今开了一家明炉烤鸭店。隔壁的国营理发店和一家浙江人开的裁缝铺子也都不见了踪影。只有公共厕所还在原先的位置，还像原先那样骚烘烘的，只是外墙贴上了蓝白相间的瓷砖。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个都不认得。
　　人的记忆，确实有点不太可靠。我明明记得这个胡同，曾经是那么宽，那么长，仿佛到处都是树木的浓荫，满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这般杂乱和逼仄。小时候，胡同东面的丁字路口，长年都有小贩在那儿摆摊。夏天是摇着扇子、戴着草帽、叠着好几层肚皮的大爷，照看那一堆碧绿的西瓜。冬天，占据那个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东人，或是卖冰糖葫芦和棉花糖的小贩。
　　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中荒芜的街道，我心里有一种浮薄的陌生感。那些过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种早已衰歇的声音留下的回响，搅动着迟钝的记忆。我并不喜欢怀旧，心中有些沉甸甸的伤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家”吧。屋顶上的飒飒的树声，枝桠上的月亮，蝉鸣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气中刚出炉的煤渣的香气，曾经日复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轻轻触摸我的灵魂。一旦那种特有的幽寂之感压在心头，你就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精华已尽的恐惧，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经被挥霍完毕。
　　我们家在胡同的东头，蒋颂平住在街西。我们两家之间，隔着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机部的家属大院。那座精致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尔也可以看到门口的石狮子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树木掩映的小院中，有时也会亮起一片迷蒙的灯光，通宵达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当初住在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时常看见幼年的蒋颂平，踢着一只脏兮兮的猪尿脬，或者滚着一个铛铛作响的小铁环，从街西一路走过来，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我们家的位置，恰好处在他神秘而孤独的旅程的折返点。有时候，蒋颂平手里，既无尿脬，也无铁环和弹弓，而是用一枚枣核划着墙，在那些布满“我日”和“打倒”字样的灰泥墙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枣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变成一张人脸。
　　几乎没有人搭理他。
　　每当他走过我们家门口，母亲总是要多管闲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张望，并感慨一句：蒋二麻子家的这根独苗，大概是她所见过的最孤独的孩子了。“蒋二麻子”是谁，他们家大人是干什么的，我从未听人说起，更未见过面，仿佛他们压根儿就从未存在过。后来，颂平渐渐就和我姐姐混熟了，并很快加入了女孩子们的游戏。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样样精通。蒋颂平自甘堕落地在女孩儿堆里混，大概是那个年代过于寂寞了吧。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游戏。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珑剔透，将它浸泡在红墨水中染色。她还偷偷地用珍贵的绿豆缝制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亲多少巴掌。我从未玩过这种游戏，也不大知道它的规则，但我似乎听说，要玩这个游戏，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在那个年月，要弄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而蒋颂平有一个魔术师的口袋，只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里一定会有。当他把一枚枚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乎乎的油腻之物递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献殷勤的时候，姐姐总是对他哈哈大笑：“蒋颂平，莫非，你爸妈是开羊肉店的?”
　　父亲发心脏病猝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干活的那家无线电修理店。在父亲生前用过的那个工作台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店里另外两个修理工，只当看不见我。他们既不和我说话，也不关心我干什么。甚至就连父亲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片言只字的安慰。我的心里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怀上了憎恨。我每天大模大样地走进修理店，坐在父亲的工作台前，看着那台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和那把绿色的小改锥发愣。仿佛那是属于我的权利。
　　等到天渐渐地黑下来，母亲流着泪找到我，一声不响地把我从那儿领回去。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个名叫“许大马棒”的修理工，默默地走到我跟前，陪我坐了好半天。他一连抽了两根烟之后，神情就变得更加肃穆。他把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对我说：“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你要是能够让你父亲留下来的这台半导体发出声音，你就可以把它带走。怎么样?”
　　‘那时候，我还很小，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简直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我开始试着摆弄起那台覆满灰尘的收音机来。许大马棒也开始教我一些简单的技艺。比如，把散乱的漆包线均匀地绕在线轴上；用小刮刀刮去电池弹簧上的铁锈；如何找到短路的线头，化开小焊点，用焊枪把线头重新接上；如何给收音机外接一组容量更大的电池；如何安装电容和电阻……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父亲的那台只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居然出声了。我至今还记得，收到的第一个节目，是宋玉庆演唱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如果说，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我曾经偷偷地崇拜过什么人的话，那就要算是宋玉庆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英武挺拔，绝不是今天的周杰伦之流可以望其项背的，就算玉芬少女时代所暗恋的大众偶像王心刚，相比之下，也要略逊一筹。
　　迄今为止，这段《打败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学会的京剧唱腔。
　　同志们一番辩论心明亮，
　　识破敌人鬼心肠。
　　美帝野心实狂妄，
　　梦想世界逞霸强。
　　失败时，它笑里藏刀把“和平”讲，一旦间，缓过劲来张牙舞爪又发疯狂。
　　……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听着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亲还在，如果他也能听见这段唱，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修收音机，那该多好啊!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哭了起来。一阵凉风吹到我脸上，我心里忽然一松，那么多天来堵住我嗓子眼、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忽然不见了。
　　我终于接受了父亲离去这一事实。
　　许大马棒为我的收音机特地缝制了一个黑皮套。母亲在傍晚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听见许大马棒对母亲笑道：“这孩子，是块好料，比连昆(我父亲)强啊。”
　　“那将来，就让他跟你当徒弟吧。”母亲说。
　　“别呀，”许大马棒把收音机装入皮套，按上搭扣，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笑道，“他要人了这一行，哪还有我们的饭吃?”
　　听他这一说，母亲就更高兴了。她拽着我的手，踩着吱吱作响的冻雪，沿着空荡荡的胡同往家走。我抱在怀里的那台收音机，一路上都在唱着《老房东查铺》。到了胡同口，忽然看见蒋颂平手里拿着一只陀螺，在黑暗中张着嘴，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他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眼睛睁得很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他那惊骇和羞涩的眼神。
　　第二天，他果断地将那些成天在一起厮混的女孩子撇在了一边，从此紧紧地撵上了我。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他缠着我借收音机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关于地震的谣传，开始在胡同的各个角落里酝酿并发酵。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机部家属大院的锅炉房烟筒被震歪，它那摇摇欲坠的样子，看上去让人触目惊心，无疑也迅速放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很快，大院里搭起了防震棚，椿树街的居民随即开始仿效。理发店边的树林里，街西护城河边的空地上，简陋的防震棚，一座接着一座地繁殖。还有人用麻绳和床单在树林里搭了吊床。
　　恐慌在静静地蔓延。
　　七八月份的北京，是雨水最多的时节。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八月中旬的暴风雨之夜。那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趁着天黑，去护城河边偷偷地为父亲烧纸。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深夜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可当我们走到向阳照相馆的边上，却突然发现，铺着碎砖的街心，居然搁着一张孤零零的行军床。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身上严严实实地裹着塑料布，手里还抱着一把雨伞，在大雨中呼呼大睡。母亲笑着指给我们看，感叹世界上还有这么怕死的人。崔梨花这时终于不失时机地接过话头，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您还别说，我觉得吧，弟弟好像，也有点怕……”
　　母亲不断地安慰我们，就算是地震把我们家的那几间破房子震塌了，屋顶上的那几片烂瓦，是砸不死人的。再说了，就算地震是毁灭性的，全北京都震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当官的，有钱的，都能死，我们这样的穷人本来命就不值钱，死就死吧。听她这么说，我和姐姐立刻就惊恐地意识到，她的这种想法根本不合逻辑，也很愚蠢。我们一致决定，对她消极悲观的糊涂思想，进行一番死缠烂打的哭闹。后来，母亲被我们逼得没办法，就请人在院里搭了一个小棚子，用砖头垒了一张床铺，让我和姐姐睡在里面。可她自己呢，坚持睡在老屋里等死。
　　那时，我和蒋颂平已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了。他们家住在一幢五层楼的公寓房里，房子一倒，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在我们家的防震棚中借宿。母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蒋颂平虽说平常形单影只，一副不遭人待见的可怜样儿，待人接物却是八面玲珑，能说会道。他整天在胡同里东游西串，见多识广，也很招人喜欢。他不仅知道安东尼奥尼以拍电影为幌子，乔装打扮，混入我国境内，伺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且还知道每个石榴里的石榴籽儿是恒定不变的，不管你怎么数，都是六百六十五颗。
　　蒋颂平和我们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母亲还时常和他开玩笑，要他干脆就呆在我们家，给她当儿子得了。
　　还有一句话，母亲时不时挂在嘴边：“这孩子，太聪明了。要是有一天，资本主义果真复了辟，唉，你们姐弟俩恐怕只有替他打工的份儿。”
　　我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天底下发生什么事，资本主义是不会复辟的。
　　我一直不知道蒋颂平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在地震将临的生死关头，他的父母和家人依然没有露面。问母亲，她也不肯说。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很惨。
　　在恐惧被无限放大的同时，闹地震的那段日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学校放了假，我们无所事事，每天都披星戴月地在外面疯跑。蒋颂平时常带我去郊外的野河里游泳——我们只消沿着东街的丁字路口往南走，绕过一家煤球厂和一座荒草丛生的明代团城，穿过一条铁路桥的桥洞，就来到了野外的河边。游完泳，我们就躺在农民的西瓜地里，吃饱了西瓜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后，肚子饿了，还可以再吃。
　　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也会到许大马棒的修理铺去逛逛。那时的店铺里，新来了一位修理工，占据了父亲原先的那个工作台。许大马棒的铺子，营业范围有所扩大，也开始修理录音机或黑白电视机一类的玩意儿。许大马棒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他可不愿意费事去搭什么防震棚!什么二号病啦，什么美苏核战争啊，什么毁灭性的地震啊，统统不在话下。他的观点与母亲如出一辙。他说：“人固有一死。别人能死，我也能死；别人不死，我也不妨一死……”
　　在地震闹得人人自危的那些日子里，居委会的大妈大婶成天拿着个铁皮喇叭，戴着红袖章，在胡同里来回巡逻，告诫居民们晚上睡觉时千万不能脱袜子。许大马棒也许是整个椿树街上唯一一个气定神闲的人了吧。可蒋颂平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许大马棒是在吹牛。他对我说：“你糊涂啊!人哪有不怕死的?你看，许大马棒好像不把地震当回事，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工作台的角落里，有个弹簧，弹簧上还倒竖着一只空的汽水瓶。那是他自己研制的简易地震测报器。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整个椿树街上，许大马棒就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你要不信，我们就来做个试验。”
　　说罢，蒋颂平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弹弓，隔着窗户，把粉红色的轮胎皮拉得长长的，随后，手一松，只听哨的一声，被击落的汽水瓶掉在地上，立刻摔得粉碎。
　　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着收音机的许大马棒，像是触了电似的，不由得就是～哆嗦。他茫然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他弯下腰去，瞅了瞅地上的碎玻璃，随即摘下老花镜，往桌上一扔，像中了邪似的，在屋里拍着屁股，跳着脚大叫起来：“地震、地震!乾贵，白菜帮子，快!你们俩，快跑!不好啦，地震啦……”
　　蒋颂平嘿嘿地笑了两声，拉着我，一猫腰，躲在了窗户底下，压低了声音，讥讽道：“你妈屄!老东西!地震了，你倒是赶紧往外跑啊，在屋子里跳什么跳?”
　　许大马棒不怕死的神话，当然是不攻自破。可我没笑。不知怎么，我觉得颂平的玩笑也有点太过残酷了。我是一个喜欢让自己的感觉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我有点为许大马棒感到难过。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
　　地震风波还没有最后平息，我们的生活就已经被悄然改变。突然有一天，蒋颂平不再上门。他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问母亲，她就板起脸来，对我吼道：“你问他做什么!这种人，以后少跟他来往。就当他死了。早死早投胎!”
　　我又去问姐姐，姐姐的眼睛红红的，茫然若失，半天才哭着对我说：“请你以后别再跟我提他，好不好?”
　　我说过，我是一个不爱寻根究底的人，也就没再去为难她们。在蒋颂平和姐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也没什么兴趣，只是心里又多了块石头。每次我在街上遇见他，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劲儿。他要么是人影一闪，躲入街边的树林，要么就是假装没有看见我，贴着胡同的墙根，远远地一走了之。有好几次，我都想截住他，把事情问个明白。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心头的蠢蠢欲动。因为，假如单方面与他和好，我觉得有些对不起母亲和姐姐。为了不让他感到太尴尬，我也开始主动对他视而不见。
　　时间一长，我就把这个人渐渐忘在了脑后。
　　那年十月末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中，一进门就撞进了姐姐的房间，彼此都吓了一跳。我看见她正坐在床沿上，在一个搪瓷盆里数着石榴籽儿。姐姐先是本能地用手捂住搪瓷盆，随后，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把瓷盆往外一推，低低的骂了句：“他妈的，骗子!整个一骗子!”然后，她丢下我，板着脸，把辫子往后一甩，气呼呼地起身走了。
　　大概也是闷极无聊吧，姐姐走后，我把那搪瓷盆里的石榴籽一连数了两遍，每次都是六百七十一颗。比蒋颂平所吹嘘的六百六十五那个恒定数，多出了六颗。
　　我和蒋颂平恢复正常的交往，要等到四年后的一九八。年。那时，他经过补习，考取了北京邮电学院。而我，则在一年前，从高中毕了业，到红都服装店学做裁缝去了。蒋颂平家里大概果真没什么人了，考取大学后，由他姑姑出面，在台基厂的松鹤楼，摆了几桌酒席谢师。那天下班后，我在骑车回家的路上，在大栅栏遇见了他。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话说，蒋颂平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台基厂一起喝一杯。
　　我不知道如何拒绝，也就答应了。
　　由于那天没带什么庆贺之礼，事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许大马棒的铺子里，替他装了一台短波收音机。许大马棒那时已经中了风，瘫在一张烂沙发上。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善意地提醒我：用短波收音机来收听邓丽君和“美国之音”，都是违法的。
　　蒋颂平后来告诉我，他收到我替他装的那台收音机后，一次都没听过，就把它扔到了学校附近的一条臭水沟里。一看到这台收音机，当年在防震棚里发生的那个噩梦，就会死死缠住他。他说，要想彻底忘掉那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发了疯。这么多年来，为了这件事，他已经耗尽了身体的元气。他让我不要介意——除了扔掉那台收音机，他没什么别的办法。看来，当年所发生的那件蹊跷事，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这件事不仅压在他心里，也无时无刻不横亘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每当他投来探寻的目光，那件事情的阴影，就会一下子罩住我们。
　　蒋颂平在邮电学院，学的是电讯专业。为了让颂平不至于因为跟我交往而感到丢脸，我还瞒着他和家里人，偷偷地在右安门的红旗夜大报了名。红旗夜大没有电讯专业，我就随便选了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多门课程中，只有《大学语文》勉强学得下去，坚持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放弃了。
　　颂平上大三那年，得了肝炎，被学校隔离在地坛医院的传染病房里。我每个周末都会去看他。在光线阴暗的走廊里，陪他坐上整整一个下午。有一天，我在临走之前，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出了多年来盘桓在心头的一番肺腑之言：“不论当年你与我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论这件事如何的卑劣，甚至肮脏，我都会完全、彻底地原谅你。事情既然早已过去，就请你把它忘了吧!就当它，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好不好?”
　　蒋颂平大概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触碰到他心中的隐痛。他因肝炎和过度的恐惧而显得蜡黄蜡黄的那张脸，忽然间竟漾漾地泛出了些许潮红。他愣愣地望着我，好半天目瞪口呆。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肥厚的嘴唇抖个不停，眼睛里噙着泪水，对我说：“兄弟呀，你原谅我，有他娘的什么用?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啊!”
　　这一天晚上，在姐姐家吃饺子，我和常保国都喝得醉醺醺的。姐姐那张长满小肉球和褐斑的脸，被时间消磨、毁损、侮辱，没有了任何的活气，但它仍有足够的力量，禁锢住一段阳光缤纷的岁月，紧紧地锁住一个青春的秘密。
　　姐夫不断地向我劝酒，不时毫无必要地按一按我的肩膀。他的热情，多少有点让我受宠若惊。他说，若不是一年前他在昌平轧死了人，赔了一大笔钱，欠下一屁股债，若不是车祸导致了他的跛足，且再也无法找到新的工作，绝不会出此下策，让我搬家。他还说出了一句让我略感震惊的名言：“他妈的，这个社会，逼得亲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
　　就在这个当口，我忽然想起几天前蒋颂平跟我说的那番话来。我明知道这个念头很无聊，还是偷偷地朝桌子底下溜了一眼。姐夫今天脚上穿着的，是一双破旧的旅游鞋。
　　酒酣耳热之际，为了对姐夫的热情和坦诚有所表示，我心头一激动，就向他发誓赌咒，我会尽快、立刻、马上就搬家。我一边说着这些话，心里一边深深地感到懊悔——好像我搬离了那个北墙漏风的房子，还真有地方落脚似的。我根本没想到，如今，就连蒋颂平服装厂的厂房，也已指望不上了。
　　姐姐不时地插话，让我多少有些不快。
　　她反复规劝我跟她单位的那个大舌头同事见面。说什么，假如我这辈子不结婚，不能成家，像孤魂野鬼似的在这个社会上漂着，别说对不起母亲的临终交代，就是死去多年的父亲九泉有知，也不会瞑目的。说着说着，又跟泪鼻涕地哭了起来。
　　我在半醉状态下答应了去相亲。时间就定在下一周的星期六。我一答应她，心头陡然就蹿出一股毒焰来，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憎恶。
　　为了尽快醉倒，我暗暗加快了喝酒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