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路》

如果你生活在北京，碰巧又爱喝功夫茶，那你一定会听人说起过“马连道”这个地方吧。它就在宣武区的广安门外，与我们老家椿树街的房子相隔不太远。在我小时候，马连道差不多就已经算是郊区了，我和姐姐常去那儿的果园偷杏子。可如今，这一带居然成了北京最大的茶叶商贸中心，满大街都是福建人或浙江人开的茶铺。
　　姐姐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现在我知道她的名字叫侯美珠，就住在马连道附近的小红庙。
　　星期六的傍晚，我先开车去椿树街接上姐姐，然后一起去小红庙与侯美珠见面。你知道，在和某个女人照面之前，先通过她的名字，想象这人的长相，属于人之常情。在赶往马连道的路上，我多少对这个大舌头的女人抱有某种侥幸心理，并非不可理解的。由此，你大概也可以想象出当我见到真人之后的那种变本加厉的失望。
　　我们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超市二楼的一家鸿毛饺子馆里。在那样一个油腻、嘈杂的环境中相亲，我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互相喊话，让人感觉怪怪的，极为别扭。至于说美珠的长相，我固然不能用“难看”或“丑陋”一类的词来形容，但与梨花反复许诺的“美丽端庄”还有不小的距离。也许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年轻一些，她把头发剪短了，发缝中分。她的脸盘过于方正，看上去有点中性。我敢说，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她，不一定会立马看出她是个女的。姐姐曾不断告诫我，不要总是拿玉芬那种水性杨花的狐狸精媚态，来衡量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可坦率地说，我还是更喜欢玉芬那种类型。另外，我也不喜欢美珠身上那过于浓烈的廉价香水味。
　　话又说回来，自打我和美珠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厚道而善良的人。就算我不想跟她好，也不愿得罪人家。她还带来了正在上初二的儿子。那男孩显然已经知道，这个场合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我不太友好，可以理解。这个长得圆头圆脑的男孩，低着头打他的游戏机，偶尔抬头斜斜地瞥我一眼，眼睛里透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凶光。
　　姐姐看我板着脸，一言不发，就不时地拉一拉美珠的袖子，给她递眼色，让她主动一点。梨花其实也不知道如何应付眼下的这个场面，只是不断重复着那句让人听了肝尖发颤的话：“往后，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她越是这么说，我们就越紧张。我发现，美珠也明显感到了不自在。她拗不过姐姐的撺掇，忽然笑了笑，往我盘子里夹了一个饺子。说实话，美珠的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我带来的感动，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毕竟，从小长这么大，除了母亲之外，还是第一次有人往我的碗里夹东西啊。我心头微微一热，居然开始认真地盘算起“跟她结了婚，到底会怎么样”这类无聊的问题来了。
　　姐姐见美珠的心思有了活动的迹象，就把身子转向我，对我道：“你可以跟她聊聊音乐什么的。说起来，还真是巧了，美珠也是一个，那个什么，你们时常说的那个什么发烧家。你们在这方面一定会有共同语言的。”
　　那时，我已经设定了“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但决不能答应跟她结婚”这样一条底线，心里反而有点轻松。出于礼貌(当然，我对姐姐所谓的“发烧家”也有点好奇)，我问美珠平常爱听些什么音乐，使用什么型号的音响器材。美珠的脸憋得通红，她说话的时候，果然有点含混不清，嘴里像是噙着一颗糖。她说，没事的时候也会找一些磁带或CD什么的来听。但家里的那个音响，前几天被儿子搞坏掉了，CD盘有时候转，有时候又不转。
　　“没关系，他会修。待会儿吃完饭，就让崔子帮你去看看。保管用不了几分钟，他就能把你的机器修好。”姐姐笑道，“美珠的歌唱得好，不是一般的好。每年我们公司年终开联欢会的时候，她总要上台唱那首《天路》，简直跟韩红唱得一样好。”
　　她随后就捅了捅美珠的胳膊，小声地跟她嘀咕了几句。看那样子，似乎在怂恿她当即就唱，把我镇一镇。美珠自然又是摆手，又是摇头。奇怪的是，她一边推脱，一边用她那怯生生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似乎在推搡中，一直在等我表态。看得出，她本人也非常想唱。我用最严厉的目光逼视她，央求她，让她行行好，不要唱。毕竟，在这么一个人声喧腾、乌烟瘴气的饺子馆里唱歌，有点太吓人了吧。为了让梨花赶紧忘掉她出的这个馒主意，我开始尝试跟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男孩说话。
　　我小声问他，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之类。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对我低声下气的问话，一概置之不理。
　　“大人问你话呢，你不能这么没礼貌。”美珠对他说。
　　小男孩终于把头抬起来，用他那小兽般凶狠的目光再次打量了我一眼，怪笑道：“你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行啊!”我不假思索地说。
　　“豆蔻年华这个词，能不能用来形容男生?”
　　“说不好。”这个问题有点出人意料，我心里实在没底，就抱歉似地朝他笑笑，“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吧!”
　　“错!”
　　小男孩厉声吼了一句，似乎已掂出了我的斤两，立刻对我失去了兴趣，又埋头玩他的游戏机去了。
　　因想到第二天一早还要陪盐城的表弟去潭柘寺，好不容易熬到晚饭结束，我便立刻起身告辞。美珠倒也没说什么，可姐姐死活不让。她执意要我去美珠家坐坐，说是去“认认门”。听梨花那口气，就好像我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似的。她还提到了那台损坏多时、等着我去修理的音响，让我不便一味推辞。在人情世故方面，我大概要算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了，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姐姐在拚命撮合这桩婚事背后所隐藏的动机。说实话，那种感觉，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七八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被脏雾笼罩的一条胡同里，我一回头，发现跟在后面的崔梨花早已不见了踪影。对于她拙劣的失踪表演，美珠自然不会觉得怎样意外。
　　当然，我也不会。
　　美珠家是一个一间半格局的单元。进门就是厕所。那个狭窄的、只能搁下一张小餐桌的过道，同时也是餐厅和客厅。对面是同样逼仄的厨房，墙上挂着大蒜和腊肠，使房间看上去更为凌乱。往里走，是一个用三合板分隔开的小间，放着小床、书桌和简易书架，大概是儿子的住处。再往里，就是美珠的卧室了。那个圆头圆脑的小男孩，一进屋，就跑到卧室看电视去了。他关门的力量太大，震得门上的挂历左右摇摆。
　　那台“音响”，就搁在冰箱旁的矮柜上，上面还覆盖着一块棕褐色的绸布。看着这台“步步高”牌的所谓“音响”，我简直有些哭笑不得。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台带简易CD系统的双卡录音机而已。如果把它称为儿童英语复读机，大概更加名副其实。CD仓在机器的顶部，我按了一下机顶的圆钮，CD盖“啪”的一声，僵直地弹起，吓了我一跳。我用打火机照了照，朝里边望了两眼，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不过是CD的光头稍稍出现了偏离而已。可美珠在家里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到十字花的小螺丝刀。最后，我总算用一把水果刀外加一把镊子，帮她修好了这台音响。
　　由于我顺便替它擦拭了一下CD机的激光头，声音比原来更清晰一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美珠恭维我说，那声音简直比机器刚买来的时候还要好听，就有点夸大其词了。她把大胖子韩红演唱的那首《天路》放了一遍，自己也小声地跟着哼唱，又可怜兮兮地拿眼睛朝我瞄了一下，似乎在恳求我允许她本人把这首歌再唱一遍。我自然不予理会。不过，我发现她在哼唱的时候，咬字居然十分清楚，全无那种嘴里含着异物的感觉，心里不由得暗暗称奇。当她准备把这首歌再放一遍的时候，我就不失时机地站起身来，向她告辞。
　　她愣了一下，用她那含混不清的声音提醒我道：“我记得你刚才是喝过酒的……”
　　“喝了一点，怎么呢?”我不清楚她想说什么，抬头望着她。
　　“你这会儿就走，路上会不会遇到警察?”
　　“不过是一瓶啤酒罢了。就算遇见警察，一般也测不出来。”
　　“别大意。还是小心点好。我刚泡了茶，等会儿再走吧，喝点茶，醒醒酒再走。”美珠顺手关掉了音响，把我推到了客厅的小方桌前。
　　小桌上摆着一套功夫茶的茶具。小巧精致的紫砂壶，外加四只小瓷杯。美珠说，这套茶具，是她刚结婚时和丈夫去苏州度蜜月，路过宜兴时买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舍得用过。她说完这句话，脸莫名其妙地涨红了，大概心里有点后悔。在这个场合，似乎不该提起以前的丈夫。我喝了两口茶，又苦又涩，茉莉花还有股子哈喇味。我本想提醒她，如果是泡一般性的花茶的话，用不着这么好的功夫茶具。咱是穷人，并不丢脸，模仿富人的做派，才会丢脸呢。但我看见她就着茶水吃药(本应讲究的地方，她反而不讲究)，便转而问她，身体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美珠告诉我，大概在七八年前，她得过甲状腺癌。做了手术之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复发，说明病是彻底治好了。她让我不必担心。随后又说，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中最轻的一种，很容易被治愈的。她现在坚持吃药，不过是为了巩固一下疗效而已……“那么，这件事，我姐姐知不知道?”我打断了她的话，问道。
　　“什么希?”
　　“你得癌症这件希啊。”我发现自己居然在模仿她说话。好在美珠不以为意。
　　“当然知道了。是她陪我去的医院啊……”
　　美珠一定是没有看出我脸上越来越浓郁的愤怒，她又接着说，她知道我最近好像正被什么人催逼着搬家，没地方落脚。只要我愿意，可以随时搬过来和她们母子同住。至于说结婚证，可以以后慢慢再说。
　　你大概可以理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当场恼羞成怒。我直截了当地告诉美珠：如今在逼我搬家的，不是什么别人，正是我的亲姐姐崔梨花!
　　那天晚上，我在美珠的住处待得很晚。说实话，我对这个笨嘴笨舌的女人，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感。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热心肠的老实人。在如今这个世上，连这样的人，恐怕也已是难得一见。另外，她比我还要糟糕得多的处境，也让我在心里产生了一种冲动——那是一种想要一辈子照顾她的幼稚冲动。不过，这个念头只是在心底一闪而过罢了。当我朝这间拥挤不堪的小屋环顾四望时，我悲哀地发现，假如我果真跟她成了亲，石景山家里那一大堆杂七杂八的音响器材，到底该往哪搁呢?
　　我回到石景山的家中，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已经是深秋了。从北墙裂口灌进来的风透出了些许凉意。大概是为了躲避秋风的肃杀，虚弱而飞行迟缓的蚊子，纷纷钻入室内，在我眼前嗡嗡地飞着。我睡不着觉，倒不完全是蚊子的缘故。我想起了蒋颂平不久前的一番感慨。那段时间，他心里很乱。在他小时候嫁到宝鸡去的母亲，忽然有了消息，要回北京来跟他同住。他说，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是一块漂在水面上的薄冰，如果你不用棍子捅它，不用石头砸它，它还算是一块冰。可你要是硬要用脚去踩一踩，看看它是否足够坚固，那它是一定会碎的。
　　姐姐料定我没有地方可去。为了让我尽早从她的房子里搬走，竟两眼一闭，很不负责地把我推给了美珠，推给那个大舌头，那个处境比我还可怜的人，居然不惜向我隐瞒她得过癌症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觉得梨花没有我愿意相信的那么善良。我终于开始明白过来，她此前在电话中屡次向我哭诉，都是装出来的。至于常保国用大头皮靴踢她的要害啦，什么尿血啦，当然全是胡扯!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立马滚蛋。我本该清醒地意识到，姐姐当年将那处北墙漏风的房子借给我住，也并非出于什么好意——母亲故去后，椿树街留下的那套宅院，就算姐弟俩平分，原本也应该有我一半；我本该早一点察觉到，自从梨花嫁给了湖北人常保国之后，她的品性、行为、语调乃至长相，都在迅速地模仿那个混蛋……我在凌晨一点一刻和三点四十分，分别下床抽了两次烟，终于在天亮前勉强入睡。我很快就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母亲盘腿坐在一朵祥云上，远远地飘到了我的床前。她穿着一件立领的绸面黑棉袄，那是姐姐在她装殓时特地从瑞蚨祥的寿衣柜台买来的，看上去很威严，脸自得像是扑了一层石灰粉，没有任何表情。虽说是在梦中，虽说我梦见的这个人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心里还是很害怕。
　　我把要不要和美珠结婚，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向她老人家提了出来。奇怪的是，母亲这次没有笑。
　　她无声而坚决地冲我摇了摇头，身影倏忽而灭。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带着表弟去潭柘寺游玩。我有些不敢肯定自己真的做了这样一个梦。也许，我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不跟美珠结婚，所谓母亲的托梦，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