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章

从中午到现在，他只吃了一个豆沙包・大凌河是一条怪戾的河・端坐在闷热的夏夜里，他把自己思索成了一座雕像・不亲自到第一线看看，他心里不踏实

　　时间再度回到1994年7月13日，星期三。

　　匆忙离开沈阳的张鸣岐，中途在兴城稍作停留，拜望了正在兴城视察的国务委员李铁映后，已是下午6时半。这时，他接到锦州市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长刘学汉打来的电话，得知大、小凌河讯情又有新的变化，他来不及吃饭，只拿了一个豆沙包，便匆匆钻进汔车急返锦州。

　　晚8点20分，张鸣岐到达锦州。

　　锦州霪雨森森，如网一样屏闭着城市，夜色如一滴浓墨。

　　张鸣岐来不及同早已迎候在军分区招待所的锦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马德山和秘书徐立达寒喧，一溜小跑地进屋穿上一套配发的武警两件式防雨服，换上水靴，返身出来，说声走，就跳上那辆他经常乘坐的三菱吉普。

　　吉普车焦躁地吼叫了一声，载着张鸣岐一行，穿破雨幕，驶出了军分区大院。

　　在车上，马德山汇报说：现在的险情一是义县的北关，大凌河的流量已达到每秒12000立方米，已经超过了河床负载的极限。全县已经行动起来，部队也开上去了;二是义县的张家堡，因为那个乡的领导在水利方面很有经验，行动得早，准备得较为充分;三是凌海市境内的大凌河，这里险情最为严重，省里电报要求，一定要想方设法保住凌海市;四是小凌河也在威胁锦州市区。

　　张鸣岐当机立断，说，先去小凌河。

　　小凌河发源于朝阳地区的卧虎沟小梯子岭，海拔720米，流经锦州地区的义县，凌海市、锦州市区，然后分两股南流入海。全长206公里，流域内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历史上多次与大凌河相协，水溢成患，为灾两岸。仅1949年8月的一次大水，小凌河决口数处，最大的一处长400米，洪水冲过锦州市内，曾造成极大危害。

　　历史已经过去，只有发霉的气味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到锦州才7个半月的市委书记张鸣岐，还来不及对水利史上的风风雨雨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锦州市决不能出事，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

　　晚8时30分左右，张鸣岐来到小凌河桥的南大堤。这时，前来参加抗洪抢险的方方面面人员已基本到位，锦州市副市长刘守新，市政协副主席韩永山和小凌河流经地段的太和区领导也已先行到达。刘守新忙向他汇报，说这里只剩他一个人，其他领导都去了凌海市。他们简短地碰了碰情况，就到小凌河的大堤上去察看了。

　　此时，昔日羞涩腼腆的小凌河，已被洪水撕去婉约温顺的面纱，浊浪汹涌，涛声阵阵，以一种罕见的水势超极限地穿越小凌河桥，荡涤着纤弱如线的两岸长堤，向着下游奔泻而去。

　　转眼已是9时，时逢小凌河第一次洪峰到来，水位高达23.45米，先到大坝最低处，发现那里距水面只有五六公分了。张鸣岐的表情严峻起来，说：这地方危险，水如果再大就防不住了，赶快下草袋，组织人把这里加高。接着他又强调说，不能拖延，一定要抢时间，争取主动!

　　刘守新说：我马上找人，立即落实。

　　一行人又巡视到小凌河桥的西北大堤时，如注的雨水击打着他们的雨具，噼啪作响，张鸣岐的脸上已有不断的雨水顺颊而下。他随手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详细询问这一带居民的情况，叮嘱说，要是有居民，赶快挨家挨户通知，一定要安全撤离。在市防讯指挥部，张鸣岐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专家经过认真的分析，得出结论，如今小凌河水已长到极限，两岸堤坝在超负荷地承受过刚刚那次洪峰的袭击之后，不会再出现更大的危险。至于西大堤上，那段低陷处，经过加高加宽之后，不会有大问题的。

　　专家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张鸣岐心里松了口气。但他仍然不放心。他怕稍稍些许的懈怠，就会铸成大错。他告诫大家说：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要千方百计地保住锦州城，保住凌海市。抗洪的同时，要抓好社会治安，不能防了水灾，再出人灾。这次雨过后，一定要彻底抢修小凌河的西护堤，要提高小凌河的防御标准，要对两岸十几万群众的生命财产负责。

　　从早上张鸣岐在沈阳离开家门，又经过380公里的长途奔波，他已连续工作了13个小时。而从中午到现在，他只吃了一个小小的豆沙包，饥饿很及时地在他放松神经的刹那，开始咬噬他的胃。他的胃疼起来了。他的眼睛环顾了一下，发现在铺满各色图纸的桌面上，有一只桃子，他不管是否洗过没洗过，便旁若无人地大口大口吃起来。

　　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霍兰榜说：鸣岐书记到达凌海市防讯指挥部的时间是7月13日晚11时30分。当时我们已经勘查完大凌河现场，正在临时兼作防讯指挥部的凌海市水利局二楼会议室，研究组织两岸居民撤退的方案。当时关永光市长也刚刚从沈阳赶回。

　　霍兰榜作为一名军人，他对时间是特别留意的。在诸多的新闻媒介和众人口中得知的时间差上，我们十分倾向于他的时间追忆，把张鸡岐生前可贵的分分秒秒统一定到他的手表上，以他的记忆作为标准时间。

　　那天中午时分，锦州市防讯指挥部突然接到辽宁省防讯指挥部紧急讯情通报;当晚午夜前后，大凌河中上游义县段流量将以每秒1.2万立方米向下狂泻。凌海市段每秒将达9000立方米，最大流量每秒可达1万立方米以上。

　　这消息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

　　谁都知道凌海市大凌河段两岸堤坝的设计标准是每秒6500立方米，若洪峰如期到来，那就意味着它将要承受一次历史上罕见的超载运行，一旦洪水漫堤决口，不仅沿岸7个乡顿成泽国，凌海市也随时可能遭灭顶之灾。

　　大凌河在北魏时称狼河，义县以下称渝河。辽代时称灵河，金代时称凌河，元代时称凌水，明代时称大凌河，以后便延袭下来，直到现在。

　　大凌河源出两支。一支发源于省内凌源县三十家子乡张家营子南沟，海拔1200米;另一支发源于省内建昌县要路沟乡王杖子村北沟，海拔853.9米，两条支流在喀左县吉利嗄营子附近相会后经朝阳、北镇、义县、于凌海的南圈河和南井子之间注入渤海。

　　据历史资料载，大凌河曾是辽河右岸的支流，其下游河床曾有五次变迁。综合《水经·注》、《辽东志》、《大清帝国全图》、《奉天通志》的记载，明代以前大凌河主流偏于三角洲的北侧，经右卫屯城东一里多东流入海。明代后期河身南移，从现在的王段村东南流向大有屯至元宝坻折南入海。清朝以来大凌河又北移，自王段经古龙湾狼坨子至鸳鸯沟入海。中华民国时大凌河主流北移到右卫屯南半里，经黄屯、龙王庙北再折南入海。

　　今大凌河再次南移，自古龙湾以下，从明清故道之间又另辟蹊径奔流入海......

　　大凌河全长403公里，其中锦州境内公里，流域面积3124平方公里。

　　大凌河是凌海人的母亲河，然而它又是一个性格怪戾的河。历史上记载它最早发水的记录是北魏景初二年，即公元238年，那是段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字："润八月，淋雨三十余日，城中粮尽，人相食。"其后，有关大凌河的记录也是"自春至夏逾时不雨，赤地千里"，"大雨连月，河水泛滥，平地水深丈余，禾尽没"。"七月大水，民削榆皮食，继而人相食"等反复无常、给人带来哀怨灾难的字眼。

　　在大凌河酿造的历次水患中，要以1930年8月3日的那次大水为最大，洪峰到来时，水流量竟高达13000立方米，至使两岸堤坝大面积决口，仅在当年的锦县(UP凌海市)一段，就冲毁耕地65.85万亩，冲毁房屋28000余间，死伤多人，灾民达6万余众。灾情最重的义县复兴堡，全村118户，仅存杨姓3户，冲毁房屋467间。另一个吴家屯村全村96户人家，死93人，冲毁房屋820间，成为大凌河历史上最惨的一幕。

　　如果省里的预报成为现实，那么，"7.13"大水，将会继30年大水之后载入史册。

　　13日下午3时正，锦州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与各有关方面制定部署抗洪抢险工作。3时50分，市委副书记胡占山、副市长褚光宇、秘书长张绍文、人大副主任赵显英、军分区副司令员霍兰榜、某集团军参谋长杨成等有关人员分两路转进大凌河，将抗洪抢险的指挥中心转移到抗洪抢险的第一线。

　　霍兰榜说，开会时就下大雨，非常大，并且一直下个不停。

　　锦州军分区司令员张如凯说：那雨来得很猛。早上我去沈阳开会，8点钟离开，那时大凌河一点水也没有。晚上在沈15日，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锦州发大水了，我说早上还没有呢，怎么可能发大水呢，家里说从18点左右就开始大雨了，一直下个不停，那雨下得天摇地动，大极了。

　　当霍兰榜们到达凌海市时，凌海市委书记，薛恒--一个清瘦挺拔、脸上架着茶色眼镜、一付书生气模样的人和他的下属已经迎候在防汛指挥部。在防汛指挥部的那间大房子里，他几乎请到了当地所有的水利专家，连那些早已退休赋闲的"老水利"也精神抖擞地重返昔日的战场。他们脸上全是上阵厮杀的表情。然而勘测研究的结果却让人忧虑：无论如何设防，到午夜洪峰来临时，大凌河两岸大面积受灾将不可避免，人民群众的生命将会受到极大威胁，因此，决不能死守，死守是不明智的。如果根据最保守的预测来推断的话，最大一次洪峰通过凌海的时间，应在当夜11时至第二天凌晨4时之间，这就意味着一次大规模的居民撤退必须在5个小时之内完成。当时已是下午7时，这是锦州市委召开第二次防汛工作紧急会议时将要做出的重大决策。

　　果真还会有洪峰吗?

　　果真会有那么大的洪峰吗?

　　若做紧急撤退，而且是大规模的撤离，群众愿意吗?他们愿意抛家舍业，丢下故园不管兀自撤走吗?

　　要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之后，并无洪水来袭的事情发生，那怎么办? '

　　倘若这样，谁能听信你的命令?那不是像狼来了那样的故事中撒谎孩子的角色吗?--群众会对你们投不信任票。

　　但狼真来了呢?万一洪水突来，铁北顿成汪洋，如果不及时撤出群众，人畜成为鱼鳖，那怎么办?这责任谁负得起?指挥部里气氛达到了万分紧张的地步，分分秒秒都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大家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且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一时相持不下。

　　正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以握有重兵的某集团军参谋长杨成，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现在是你们大市长小市长下决心的时候了。即使水没有那么大，搞演习也得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马上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动员老百姓自寻高地逃生。只要市政府下达命令，我可在两小时调一万名官兵上大堤!

　　短短几句话无疑给决策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个决定便在瞬间得到了统一：立丑组织大凌河两岸群众迅速转一150.由集团军负责大凌河右岸抗洪抢险的一切事务，包括保卫堤坝、转移群众，另一集团军某师负责大凌河左岸，军分区则调动民兵和预备部队，包括市有线广播、电台、有线台转播的12个电视频道，一律停止正常的播传工作，在特大洪水到来之前，只播发一个内容--凌海市委告全市人民书：

　　就犹如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就犹如战争之前那种令人震撼、令人亢奋、令人惶惑、令人恐怖的全民总动员。一时间，倾盆大雨中的凌海境内，只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周天响彻，无论你把电视机扭到那个频道，无论你何时打开屋内的有线广播开关，你都只能看到听到一个内容--凌海市委告全市人民书。

　　凌海市将要面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袭击，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请危险地段的居民马上撤离......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夺取抗洪抢险的新胜利!

　　即使你那天没看电视也没听广播或外出走在雨水泥泞的大街小巷，你也决不会漏过，因为数辆临时搭置的广播宣传车，正从你的房门之外身前侧后不断轧轧驶过，将那个告全市人民书准确地、果断地传达给你。

　　事实证明，指挥部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个决定的及时实施，就不会有几天之后即闻名全国的，那个有前提的新闻的诞生：凌海市遭受建国以来最大洪水袭击，共有50万亩农田、2万多户居民、30个村屯受灾。然而大凌河主堤无一处决口，2万户受灾群众无一伤亡。这是一个奇迹。当张鸣岐在小凌河的堤坝上，亲眼目睹小凌河第一次洪峰经过的情景，并嘱人加固险段时，大凌河也正以每秒8000立方米的流量，将它的第一个洪峰凶狠地推向正对着凌海市的大凌河桥。值得庆幸的是151.5公里长的两岸大堤经受住了这个已超标准的考验，大桥安在，堤坝也无恙。这时，张鸣岐坐着那辆由司机顾野驾驶的三菱吉普，和刘守新、马德山、徐立达一行，风驰电掣般地跑完70多公里的路程.冲进凌海市水利局大院。此刻，已经过了水利专家们谨慎推算的那个最大洪峰可能到来的最近的时限--7月13日夜11点。大凌河水在一浪高似一浪地咆哮着，但没有漫上堤顶，越过长坝;那个据说最大的洪峰仍在它的上游的某个地方一分一秒地积蓄着冲击的力量，在寻找着最适合展示它暴虐威猛的时刻--因此它还没有最终到达。假如它在11点准时地如约而来，假如它在来时不是那样准确地达到甚至超过了专家们所预测的那个流量标准，而是小一些，再小一些，假如它不是果真地蓄意在制造着险恶的用心，那么，即使它冲决一些堤坝，即使它再多毁一些农田、锦州人民也不会在日后的岁月里如此悲恸--它们每每想起被大水夺去的张书记便痛心疾首，悲痛欲绝。大凌河凶险的洪峰仍在等待，它在等待着给锦州人民最沉重的一击。

　　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凌海市委的告全市人民书已家喻户晓。张鸣岐疲乏地拖着病体靠在指挥部的沙发上，听完了抗洪抢险的方案和各方面的汇报。这时，他已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早上离家前他吃了点早饭，中午因为胃疼一口饭也没吃，晚上匆忙间只吃了一个豆沙包和刚吃了的一只桃子，别的再没什么了。来自食物所补充的能量早已消耗贻尽，现在他只有靠意志和责任感来支撑自己。

　　面对着为人民群众竭尽忠诚的同僚和部属们，他心怀感激之情。他用自己特有的肯定方式肯定了他们抗洪抢险的方案。他说：你们制定的方案很好。但要切记，千万不能死人，一定要保护群众的绝对安全。实在不行，淹一部分地也可以。一是要搞好责任分工，要落实到人，分工负责。说到这时，他停了一下，看定因为拥挤而无处可坐站在他对面的凌海市委书记薛恒说：每一个险段是不是都有人负责?薛恒回答说：有，每个险段都有市领导负责。

　　张鸣岐又问：听说有的地方已出现漫堤，群众怎么样了?

　　薛恒说：已经全部转移了。

　　事实上，这时候处于危险之中的大凌河镇北尤山子下游7个险段76个村镇的10万农户正在艰难地撤离。俗话说穷家难舍，虽然是茅房土舍，苍狗百驹，鸡羊牛猪，却也是欲罢不休，剜却心头肉一般。更有甚者竞板着门框不让走人。这决不是一件易事。这样说，不过是薛恒一个善良的心意。细心的薛恒自打张鸣岐刚刚进来的时候，就觉察到了他难以掩饰的困顿劳碌之苦。他是一个患有严重糖尿病的人，但更是锦州市300万人民的书记，他应该爱惜自己的书记，宁可等会自己再检查落实一回，也不能让市委书记分心，所以他说已全部转移了。

　　窗外雨声依旧，指挥部里却十分闷热。那么多人聚在一起，体温加上高湿度低气压的作用，更让人觉得热得难耐。不少人索性脱去外衣，只穿一件贴身的背心，连霍兰榜这位一向很注意军容仪表的人，也顾不得了许多，兀自解开了短袖军装上衣的扣子，将两片衣衫大敞其开。张鸣岐却并没有感觉出热来，从一进屋，他的两件套防雨服就严严实实地穿在身上，不仅没有脱下来的意思，拉链也一直拉到脖颈下面，好象要抵御风寒，好像要随时出门的样子。只有衣服上连带的雨帽闲散地搭拉在他的背后，随着他身体的动作幅度，偶尔很节制地摆动一下。

　　霍兰榜说，听汇报时，他曾把防雨服上衣的拉链拉开过一次，但几乎还不到半分钟的样子，他就又将拉链拉上了，而且又是一直拉严到脖颈下面。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死神向人们的一次有意无意的提示，它试图以它的一个小小的黑色警示，向那些与洪水搏斗的人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它将要带走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接受它的暗示，没有一个人读懂它那邪恶的语言。

　　即使是霍兰榜，也只不过是凭着他天性的精确，记下了这个小小的细节。然而，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启示，因为在"7.13"文件之后，几乎所有知情人都认为那套防雨服，是致张鸣岐于不幸因素中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那是一套特殊的防雨服，极轻盈，极柔软，且防水性能极好，它的上下两件衣服的袖口和裤脚都是松紧束口的，若是在那种和平安祥的雨天，它恐怕是最轻便最安全的雨服了。遗憾的是，张鸣岐从没穿过它，据说这是第一次穿它，他并不知道这崭新的雨衣是在迎合那场蓄谋已久的洪峰。就在尤山子他被那汹涌的洪水击倒在浊流中时，那防雨服不但没有帮他，反而将水渗透进去，并且充盈起来，直到能够将它像真正的铁锭那样沉沉地坠入水底。

　　在指挥部闷热的屋子里，有一瞬间，某种神秘的超然力量撞击着他的好奇心，他悄声问张鸣岐：你穿那么多?不热呀? 。

　　倘若张鸣岐重视他这句话，倘若他回味过来，猛醒此时是炎热的夏天，自己不该穿这么多衣服，他会把捂得严严实实的衣服拉开或者脱下来，事情或许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张鸣岐竟对他的话毫无反应。

　　张鸣岐目光如炬，神情专注地思考着什么，他端坐在7月闷热的长夜里，把自己思索成了一座雕像。他的其它感觉已经全部消失。只有他的手和大脑还在紧张地感知。他的手仍在胸前紧紧攥着，就是那只右手，他紧紧攥着，那就是他独特的身体语言。他的胃里已经没有食物，没有供给身体其它部分的能量，它唯有自己的一点生命烛光，顾及着自己的手和大脑。那只手就是他的宣言。他每逢大事总是这样的，他在用手抓住向他袭来的滚滚灾难，向他抗争，向它搏击，于是它紧紧攥着。那是他意志的标志。这只手有8块腕骨、5块掌骨、14块指骨，用韧带和筋膜结缔相连，组成一个战斗集体，一个完美的拳头。在每每重大事件中，凡是有过记录的，不管是电视或照片，都会发现他的这个惯常姿式，那是真正的勇士决斗的姿式。此刻，他的手就那样紧攥着，努力地攥着，把它形成往昔决斗时的完美姿式一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丰富表情的拳头。而他生命的烛光另外还在急切地在脑海里烛照着他亲爱的锦州，那是他的锦州、义县、黑山、北镇、凌海，那里的山川河流，村庄，土地，碧绿碧绿的庄稼，雪白雪白云朵似的羊群，大片大片的厂房，还有他亲爱的锦州人民......唯有他看见了那黑色的灾难扇动着巨大的翅膀正从遥远的天边翩翩而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决不能有半点疏漏，不能，锦州正在上升，锦州正要飞起来，锦州正像一只大鸟一一只已经丰满了羽毛的彩色大鸟冲天而起，充满自信地飞翔在环渤海经济圈明净的蓝色天空，因此，决不能有半点疏忽......

　　他也因此没有听见霍兰榜关于衣服多少的问话(以后他也没听进去关于自己冷热生死的种种劝告)，就像没听见似地没做回答，就那样令人费解地匆匆离开指挥部，赶去赴了死神之约。

　　凌海的抗洪抢险，显然已经井井有条，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看来他可以不必多虑。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锦州城，想到小凌河两护堤上的那段险处--那是心腹之患，于是他对坐在他旁边的市长关永光说：老关，咱们俩不能都在这，你在这坐镇指挥，你们几个负责大凌河，我回锦州，那边也很紧张。说完，他又对身边的刘守新说：守新，你也跟我回锦州：接着，他又叫了锦州市公安局长徐翌超，边站起来边说，走，我到大凌河桥上看一下。几个人就忽啦啦地跟着张鸣岐往外走。

　　张鸣岐一行走出指挥部，这时霍兰榜、张绍文、薛恒都站了起来。霍兰榜往前送了两步又回了去。薛恒和张绍文跟着张鸣岐走了出去。出了门，张鸣岐又问：出水位置在什么地方?

　　薛恒说：就在城北，不远。

　　刚才在指挥部听汇报时，大凌河镇方向报告说尤山子段的河堤出现险情，但问题不大，已经派人去了，部队已经上去，说这话时因有别的话题就把尤山子河段的事放在了一边，谁知一出来，看着沉沉夜雨，张鸣岐重又记起了尤山子，便又重新提了出来。

　　既然说不远，张鸣岐就决定看看，他觉得不亲自到第一线看看，他心里不踏实。

　　他说，咱们去看看。又对刘守新和张绍文说：守新，你回锦州，我看过之后自己回去。张秘书长，我自己去，你就别去了。

　　这样，张鸣岐便和他们分手，跟薛恒一同向大凌河进发。

　　这时正是午夜时分，天上仍下着雨。凌海市内，经过刚才那一阵非常的喧哗和骚动之后，已在沉沉的夜幕中归于宁静。城市仿佛已昏昏睡去，只有如注淫雨还在无休无止地冲刷着城市。它似乎没有片刻的停止，就这样一直下着，下着，一直到城市漂浮起来。

　　大凌河是一条季节河。

　　枯水时节，河床尽数暴露，蜿蜒着沟沟沿沿的，无水的、发白的河道，也蜿蜒着纤若游移的几缕清流，那些被深处河床挽留的水们，则不再它流，就平静在那里，如一枚沉重孤独的眼睛，坚守着与河床的百年约定，执著地守望在那里，甚至干涸，也无怨无悔，一直等到来年的雨季，再重造自己新的生命。应该说，枯水时节的大凌河，不是什么河流，而是这片土地的一道苍凉的记忆。

　　然而，它现在突变了脸色。

　　从时间上来说，现在已是7月14日零点10分，张鸣岐站在大凌河桥上，望着手电光昏黄的灯柱，就像一只瘦弱的触手贴在不远处的河面上，那是湍急的浊浪。而别的地方，他再也看不见，但他却能感觉出情势的危急。那是一种慑人心魄的水声，似有马群沓沓而来，更有巨大的叱咤之声，轰鸣如雷，惊天动地。他站在桥上，便能觉得有东西嘭嘭敲击着桥体，大桥慌乱地吱吱叫着，使人头皮发麻。然而他仍然毫无感觉。他只注意着水势，只关切地询问河水平面离堤顶还有多少距离。他看到受命参加抗洪抢险的指战员们已经到位，就像在壕堑里那样守护着大桥和堤坝，他的心里一阵感动。他走到战士们中间，握着他们年轻的手，把自己的关怀传感给他们。他问战士们吃过了没有，战士们回答说吃过了。他还告诉战士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回头看。

　　张鸣岐一路领先，匆匆沿堤坝察看了水情，又看了水文站。得知堤上部队来自驻锦的某集团军，便问该军抗洪抢险的总指挥杨成参谋长现在何处，黑暗中有人回答说：杨参谋长到尤山子了，听说那边漫堤了!

　　尤山子三个字又一次敲击着他的心，他来不及多问，便匆忙登车，向尤山子赶去。

　　这时，张鸣岐的车里除了他和马德山、秘书徐立达、司机顾野外，又多了三个人：锦州有线电视台记者杨晔、刘晶，《锦州日报》摄影记者朱大伟。

　　那天下午，锦州市委宣传部也向所属各新闻单位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派得力记者立即赶赴凌海防汛指挥部。那天下午，锦州有线电视台新闻部的值班编辑是26岁的小伙子杨晔。他接到通知时，新闻部主任王东升正带领3名记者在小凌河堤坝上采访、新闻部只有杨晔一个人还在班上。杨晔想了想，先打电话叫来了已经下班回家的女记者刘晶，又用中文寻呼机向王东升做了报告："我和刘晶去凌海防汛，请回电话468384，告知报道方式。"6点45分，在桥西防汛指挥部，王东升给杨哗回电话："注意别出什么问题，多带几块备用电池，必须带上便携灯，尽量多采用同期声，必要时你作现场报道。"

　　得到回复后，杨哗没顾上吃饭，也没来得及和父母打个招呼，就和刘晶一起，临时从台里抓了一辆客货两用的"大头宝"工程车，直奔凌海。

　　实际上，最早跟踪采访张鸣岐的就是有线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王东升和记者郜育新、张可夫一行。记者郜育新在日后回忆说：

　　......晚8点25分，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市委书记张鸣岐驱车来到桥西防汛指挥部院内，与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怀信，在大桥西中间碰到巡视堤坝归来的副市长刘守新，他们一起冒雨来到小凌河桥南大堤，张鸣岐书记边走边部署抢险任务。为了采访到张书记的正面图像和同期声，记者张可夫手持话筒站在了泥水里，王主任扛着20多斤重的摄像机站在了大坝的最边缘，他的背后就是汹涌咆哮的洪水，我们摄下了张书记在市内察看汛情，指挥抗洪抢险的最后一组宝贵的镜头和留给锦城人民的声音。然后，张书记等市领导直驱灾情最严重的凌海市。我们的新闻采访车紧随其后，在"八·一"公园门前突然熄火，我们立即跳入已没膝盖的积水中，等我们费力把车推到一百米以外的高路面上，车队早已不见踪影......

　　而锦州电视台新闻部记者王天翔们则是在凌海桥头北侧和张鸣岐不期而遇的，但最终仍没跟踪上张鸣岐一一

　　王天翔说：回想13日那天的情景颇多感慨，当天我和遇难的记者杨哗一样正值编辑班，晚五点半新闻部副主任张晓昕找我，说到凌海采访抗洪抢险情况。7点钟赶到凌海市，我们已感觉到那里的紧张气氛。尽管如此，那时水还没有下来，我们就坝上坝下有条不紊地拍抢镜头。晚上1点半左右，张鸣岐书记赶到了凌海市听完汇报后，他要到公路桥北侧去看看情况，记者都跟了出去。张书记在堤坝上走了一段，并看望了忙碌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解放军战士，问了他们是那个部队的，告诉战士们注意安全。随后他转身上车，直奔出事的尤山套堤方向。我和张晓昕当时一直想多拍几个镜头，看见张书记已经上车走了，知道扛着机器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只好回到防汛指挥部。此时距离张书记他们遇险不超过半个小时，我们拍下的张书记察看水情看望官兵的镜头也就成了张书记最后的珍贵镜头。

　　而杨晔和刘晶却和张鸣岐书记不期而遇。他们先到凌海市防汛指挥部了解了一些情况，拍了一些镜头，又到大堤上进行实地采访。当他们再返回防汛指挥部时，他们见到了张鸣岐。凭着往日对鸣岐书记的了解和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们断定今晚张鸣岐书记肯定会到最危险的第一线去，就像尾巴一样不离左右地跟上了他。

　　他们乘坐又笨又慢、摇摇晃晃的"大头宝"，先跟张鸣岐到大凌河桥。但他们的车也委实太慢了，在泥水中被张鸣岐他们的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怎么也追不上。好不容易跟到大凌河桥头，又被运送防汛物资的车队堵住不能前进，他们只好下车，徒步跟踪张鸣岐，可是扛着摄像机的杨哗和举着闪光灯的刘晶又几乎跟不上在大堤大步流星的张鸣岐。大堤上泥泞如胶。由于走的急忙，杨晔没来得及换下脚上的皮凉鞋，此刻趟着泥水，被堤上的泥粘得一走一掉，刘晶倒是细心地换了水靴，可她那双鞋又是她去年18岁的时候买的，她原以为自己的脚会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再长大一些，就买了一双比脚大一号的鞋子，打了点提前量，谁知一年以后再穿时还是比脚大一号，这时走在大堤上，就越发地不跟脚了。但二人决心很大，还是稀哩哗啦地追赶着张鸣岐，边走边拍，有一会儿，为了把镜头拍得更好些，刘晶就大着胆子请示张鸣岐：是不是把脸转过来配合一下?张鸣岐平时就不乐意在镜头前出头露面，此刻那有心情上电视?他不客气地拒绝了她：你们拍险情，拍我干啥?

　　可是，后来起作用的仍是张鸣岐的侧隐之心。当张鸣岐发现杨哗脱了鞋子，光着脚在泥水里走，忙说：可不能这么走，泥里什么都有，扎了脚怎么办?进我的车里吧。就让杨晔和刘晶坐进了自己的车。

　　而锦州日报的摄影记者朱大伟接到同事侯义宝的电话时，正在凌海市自己的家中。侯义宝因和大伟同是摄影同道，他完全把这次大水看成了一次创作，一个绝好的题材，处于好友遇到好事"见面分一半"的仗义，他觉得不能独占这个题材，便想让他一块分享，就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几分钟后，在凌海防汛指挥部和朱大伟会面时，他还咬咬牙从自己带来的仅有的三个胶卷中，挤出一个给了朱大伟。

　　其实朱大伟本来就是一个干起工作来敢玩命的人。当他还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时候，有一次着山火，他听说后曾经单枪匹马地闯到山上，抢拍群众扑救山火的场面，结果他的照片成了那次山火的独家新闻照片，被一家报社要去在报上发表，也成了朱大伟首次见报的摄影作品。

　　当张鸣岐来到凌海市防汛指挥部的时候，他们也听说了尤山子出水的消息，知道张书记来了，新闻肯定有彩了，侯义宝对朱大伟说，咱俩分一下工，我去坝上跟部队，你留下来跟领导。谁都知道，部队去的地方最危险，朱大伟知道侯义宝的善良用意，也只好答应了当时和朱大伟一同的还有《锦州日报》的文字记者邢广利，他们乘坐一辆小面包车，像杨晔和刘晶一样，在后面跟着张鸣岐。在大凌河桥头，他们的车也被堵在了后面，俩人也只好下车，追着张鸣岐的车往前跑。朱大伟跟着张鸣岐看了部队，看了大堤，又看了水文站，听说张鸣岐要去尤山子，他急忙转身就往自己的停车的地方跑，没跑出多远，张鸣岐的车已经开过来了，幸好这时张鸣岐正招呼杨哗他们，趁张鸣岐停车让他们上车的时候，机灵的他不等邀请便乘势挤到了车上，见车上已没有了位子，他只好蜷缩着蹲到了车座后面的空档处。他当时有些许庆幸：他终于赶上了这班车，看来要有好镜头可拍了......

　　就这样，张鸣岐的三菱吉普里，拥挤着7个人，不堪重负地驶向尤山子。

　　他们都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前面，黑色的死亡之神正悄悄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