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章

要是不砍树的话，张书记还不能没了呢・没人管的大堤・我们是领导，再危险也得走・生命的最后瞬间・于是他们一齐喊：张――书――记――・最初的救援

　　当我们在"7.13"事件的半个月后，从北京赶来锦州，赶来凌海，赶来大凌河的时候，大凌河水早已退去，不仅又恢复了它的平静，似乎又平添了曾经深刻思考过的理性模样，星星点点的水泊就是这个孤独者洒下的悔悟之泪。我们只是在河堤内高大的白杨林间，从那些至今还挂在它腰间胸前的水草杂物上看出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大水，一次真正的浩劫。

　　那是个上午。也是三菱吉普。在某集团军宣传处上尉干事刘学超的导引下，我们径直驶向尤山子村。

　　我们在朱大伟拍摄照片的地点前停了下来。当然，他拍摄了许多照片，但唯有这一张照片最撼人心魄：画面上依次显示的是张秀和、薛恒、张鸣岐、陈宝秋。实际上应是五个人，还应该有凌海市公安局干警齐汉斌，只是他被张鸣岐挡住了，只露出一点白色衬衣。这就是以后被题为《生命的最后瞬间》的照片。

　　下得车来，便看到了那田野。

　　那些被尺多厚的淤积泥沙严严实实覆盖的田野，横横竖竖地开裂着一寸多宽的裂缝。玉米和高粱枯萎在地里，像被烧焦了一般，黑黑白白一片，成为一首哀怨的挽歌。原本已该收成的麦子，也软遢遢地倒伏在开裂的淤泥里，一片凄惶。那些农人们精心盖置的蔬菜大棚，除了几根东倒西歪的竹竿之外，已空空如也，洪水如此惨酷的绝杀本领令人目瞪口呆。附近的房舍上，洪水爬过的痕迹还历历在目。我们曾从书本里承袭下来的"洪水猛兽""灭顶之灾"的词意在这里得到了最明白的释解。

　　我们确信我们是来到了那条路上。就是张鸣岐一行去尤山子的那条路。这是一条土路，约有七八米宽的样子，南北走向，到尤山子村口时再向右折，便到了大凌河堤。从地物地貌看，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最中间，同时也是最低点，它比海平面还要低6米。

　　这条路自南端铁路算起，到尤山子村为止，约有四五公里的样子。路的东侧两千米许就是大凌河堤，西侧也有四五公里的样子便是山丘，北边尤山子村也是小山，尤山子和蔡家子村就逶迤依山而建，只不过尤山子在东，紧靠河堤，蔡家子在尤山子西。大凌河在这一段是南北走向，从尤山子旁边擦肩而过。这样一来，当水从蔡家子和尤山子中间冲下来时，这个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便顿成泽国......

　　现在我们就站在这个地方，这个张鸣岐他们曾经走过，正是在这里被水冲散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位健康而开朗的老人。老人姓徐。当他告诉我们他已经80多岁的时候，他那赤红的脸膛、稳健、结实的脚步，几乎把我们惊呆了。在我们眼里，他顶多就是城里人五、六十岁的样子。

　　当时，徐大爷正在那条张鸣岐曾经走过的路上，翻晒着他细心地从开裂的田里收捡回来的麦子。那麦子已经是灰白色了，确切地说应是麦秸，因为我们很少见到麦穗和麦子。这麦子完全是被洪水的牙缝里残留下来的，一副被蹂躏过的模样。徐大爷在白色的麦子上细心地翻晒着，弯着腰，这情形，让我们想起米勒的油画《拾麦穗》，只不过这是在中国。

　　话题自然说到张鸣岐书记。一说到张书记，老人立刻就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同我们交谈起来。他说，张书记?呵，知道知道，咋不知道呢?发大水那天，他不放心我们老百姓，他来看我们，就在这疙瘩被水冲走了。那是个共产党的好官呀!

　　说着，老人就有些眼湿，就有些说不下去，就拄着俅什伤心起来。

　　问他见过张书记吗?他说没见过。但他说他知道那是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好人，那么大的官，还那么好。比他们好!我们不解，问"他们"是谁?他说就是那些村里乡里的官们。说着就转身指着土路的两侧让我们看，说，看到那些树桩子了吗?我们顺着他的指引看去，见是一丛一簇的树芽，而树芽的浓丛里，却掩映着被砍伐的树的根部。苍白发黄的树桩就像一个失血过多的人的脸。而路的两侧就这样簇簇相拥着，一直排到尤山子村的方向。而再往南走，20米开外便有了树，说是那些树还没来得及砍伐。徐大爷说，这些树原来都是那么高的大树哇(指远处那些几人粗的大杨树)，年前的时候，都让他们砍了，要是不砍的话，张书记还不能没了呢!

　　问：砍树干什么?

　　答：干什么，卖钱呗!

　　问：卖钱?给集体，是给乡里卖钱吗?

　　答：这时候还有什么集体?给他们自己!

　　问：他们就敢公开砍树，卖了钱再往自己口袋里装吗?(这时，我们从太阳下走到树荫里，就是说，从北又往回返了20多米的样子。那里有三个农妇正在那里小憩。一个穿着红裤子，泛着紫色的玫瑰红的红裤子，她个子较高，很壮的样子，她的右边坐着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妇女，约有五十左右的样子，瘦些，个子也矮些，她穿着白底兰花的半截袖汗衫。据她说她是老人的儿媳妇，而穿红色裤子的女人则是她的妹妹。老人继续和我们对话。)

　　答：那有什么不敢哩?现在干啥不敢?(这时红裤子女人插话进来。)

　　红裤子：他们是无法无天哩。张书记刚来锦州，还没顾得上收拾他们哩!

　　兰花衫：他们连救济款还敢贪哩?问：真的?

　　红裤子：这一次发大水，俺村子淹得可惨，庄稼全完了，房子里都进了水，老百姓哭爹叫娘的，可是，村干部连面都没照过......

　　问：这两天，市里不是一直往下边拨救济粮、救济款吗?部队也来慰问，听杨军长说，一下子就送几万斤粮食哩......红裤子：从发水后只给了几斤高粱米，一人6斤还不够秤。

　　兰花衫：救济款发下来了，听说不发给老百姓，给用到企业上了。我们村的企业就是几个村干部的，那还不是给他们自个?这给装自己腰包有啥区别?

　　(这时，人越来越多，尤山子村一姓杜的村民在一旁插话进来)

　　杜：俺村大水后分了三回。每户分的有十多斤挂面，50公斤粮食，房子倒的农户给400元，水进屋里的给一袋水泥问：你们和他们不是一个村子的吗?

　　杜：不是，我们是尤山子村的。这一次俺的王书记可表现不赖。他顾忙着全村老少爷们，却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大水来时，他只把自己86岁的老母亲背出去了，别的什么也没带，结果大水把他的房子给冲倒了......

　　兰花衫：人家的王书记平时脾气挺大的，可是关键时刻对老百姓好，起了带头作用了，老百姓都说他好......

　　听着老百姓的话，我们就很感慨，就在这条土道上，群众在自发地评议我们的干部。而群众提供的一正一反两个基层干部的形象，是那样大相径庭......

　　我们的目光又回到那些现在已经被砍光的树桩上，那些没有把根部挖掉而又长出丛丛簇簇的绿色。不久前，这条道路的两侧还是两排高大的白杨树，那些白杨树挺拔笔直，几可摩天。它们就那样绵亘不绝，一直排列到尤山子，既是这山村最美丽的自然景观，又会在炎夏撑起绿伞给农人遮阳挡凉，而更为直接的就是徐大爷说的那句话：要是不砍的话，张书记还不能没了呢!

　　我们的眼前冲来幻觉的洪水，那拍天的巨浪向张鸣岐一行袭来，可是他们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有两排高大的白杨，它高大结实，即使是洪水也奈何它不得，于是这两排白杨树就成了洪水中的诺亚方舟，成了一排绿色的安全走廊。他们不必再拉着手，在黑夜中漫无边际地逐水漂流，而只需要转身扑到路的两边，扑到那些高大的树上，紧紧地攀住他们，不管多大的洪水，即使张鸣岐因为腹中无食，即使他有糖尿病，那也不打紧的，他的秘书徐立达，还有他身边的薛恒，都会上来保护他的，即使是都在一棵树上那粗壮的树也会承受得住的。可是，它却被人砍掉了，卖钱了，而且是可耻地装进了自己的私人腰包。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年前，就在"7.13"大水之前，这真的是一种意外的巧合吗?这不是在配合那次凶恶的大水吗?这不同样是人间的人为的"洪水猛兽"吗?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这样无情。那些人把树砍了卖钱了，张鸣岐、杨晔，张秀和便牺牲了。

　　这之间难道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徐大爷像大凌河的一道古老的皱折，他的脑海里至今还存留着往昔的记忆。他是个老人，差不多快活了一个世纪，他说有许多记忆，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活着的那个时代。这种怀念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堆积，已像岩石般坚硬，还有老百姓的特有的周执和善良的偏执。

　　他说生产队那会儿，年年秋后农闲的时候，都组织人去修大堤。大堤是什么?大堤就是大伙的命，那时大伙都清清楚楚知道这大堤是属于集体的，那大堤上写着他们的名字，那名字就写进大堤的土壤里。于是大堤就年年修，就修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那时，徐是生产队里的一个组长，一个很值得骄傲又很自豪的职务。那时他就常常带领着自己小组的人去修，至少一有空就修。可是生产队一解散就再也不修了。那大堤已经被人淡忘了，那只是绵亘在大凌河边的一抹悠远的记忆。人们很快就忘掉了集体，不知道大堤是什么人的啦。这种淡忘首先就和那些领导有关系，就是那种只顾往自.己口袋里装钱的人，是他们提醒了人们什么是自私自利。徐大爷说，每年上级都要拨来款项的，是专门用来修堤用的，可是却被下边的人挪用办工厂了。这次出事的套堤就有专门的款项，可是却一点也没用在套堤上。

　　那是一条小小的沙河。它东西走向。是山崖上山洪溪水流泄到大凌河的小小水道。它在尤山子的山后不远处;正对着大凌河的腰际。那小沙河也有堤的，人们就叫它套堤，84年这里曾发过一次水，就是这套堤出的事，本来这教训大家应该铭记在心的，但不知为何，却没人把它当回事。据说，拨来专用修套堤的钱被乡里镇里的干部们挪用了，用在了办企业上。他们可能认为这小小的沙河不会出事，套堤修不修无关紧要，还是眼下干企业发财为最紧要。于是就把钱投进工厂里，修堤的钱，卖树的钱都投了进去。据说，所有的工厂全倒闭了，而干部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红裤子：你们可以去查查，那个干部一年不弄它几万块?你去看看他们的房子，看看他们的家里......

　　于是徐大爷就特别怀念毛泽东在世时的另一种极端行为--

　　毛主席活着时，那年月，年年搞运动，天天讲反腐败(这显然是一个新词，那时叫"反修防修"。)我们自己搞还不放心，还请解放军、城里来的干部来帮我们搞。那时谁敢不廉洁?谁敢往自己口袋里装钱?不吓死他!村里生产队里干部多吃一碗小米就过意不去，还得在大会小会上检查。那像现在，现在也不搞了，没人管啦，想管也管不了啦。我活了80多岁，经历了不少年代，现在的官不检点的为啥多起来?因为没人管它!太多了，想管也管不了啦，毛主席在世时谁敢贪?多大的官都敢毙，现在这年月不行啦，就是有清官好人，气也得给气死......老人说着就长叹不已。

　　套堤没修，大凌河的大堤也是同样。现在的大堤是10年前的老样子。在这10年里，乡人们便把大堤当了官道，可以在上面走车马。枯水季节，从此岸到彼岸，便可以不走桥，便直接赶着牛车马车从堤上轧过去，天长日久，那大堤便凹陷下去，自然成了豁口，乡人们叫它"道口"，连水文站的专家和城里的领导干部们也叫它"道口"，这样一来，"道口"就成了大堤的组成部分了。据说张鸣岐来尤山子的原因就是有人说这里漫水了，因为这里已经深凹了下去，洪水会从这里咆哮而出的......

　　没有人来管这个大堤了。不但不修，反而来破坏它。虽然这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但客观上却是在破坏。

　　还有更令人痛心的事实--

　　7月31日锦州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

　　画面上，一堆堆装着泥土的白色尼龙袋堆在河堤上。近景：原本码得整齐的尼龙袋被人弄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堆堆松软的泥土，大堤露出豁口。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走进画面：连日来，偷盗防洪筑堤物资的事件屡有发生，有的险段的物资已经数次被盗......汛期还没有结束，有预报说，锦州地区可能还要有更大的水患。可是，在这种时候竞有这样的偷盗行为，为了蝇头小利，而忘了大家的利益，试问，倘若洪水真的决堤而出，你的小家能保住吗?你偷的几十个尼龙袋能成为你的诺亚方舟吗?再说，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利益，它能挽救你的贫穷吗?

　　一个无视大堤存在，不知大堤是属于自己的人，难道不可悲吗?

　　倘若尤山子河段没有凹陷，没有出水的说法，张鸣岐还能去尤山子吗?

　　这和张呜岐之死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尤山子段的大堤上，我们见到了一位姓李的农民，据乡人说，他过去曾是这个村的村长，而这个尤山子村从生产队那时起，就一直是先进集体。后来他不当干部了，正赶上邓小平号召合理地使用土地，利用荒地，他就同6个人一起，从河套管理处那里，包下了大凌河河滩上的荒地，开荒种起了玉米、高粱，几年下来，收入颇为可观。

　　他说，其实那天出水的地方不在这"道口"，也不是大堤，而是在沙河的套堤。平日，若沙河有水便汇入大凌河，然后再随大凌河水一道入海。套堤大约有5华里的样子，宽不到两米，最高处不过5尺，最低处只有2尺左右，而且是年久失修。因为它不在大凌河的主干道上，所以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别说是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大水，就是一次普通的大水，也有可能将它决口。结果，那天洪水来时，大凌河水位暴涨，不但沙河水不能正常汇入凌河，反而大凌河水却向沙河倒灌。纤细的沙河受不了大水的冲击，先是漫堤，继而决口。决口的洪水带着一种释放的激情，一路由东向西冲决而来。先是穿越了蔡家子，然后在蔡家子和尤山子两村之间的一座小旱桥处，循着一条荒僻的沟攀越上来，向南奔泻而下......而大水首当其冲的便是刚刚停车的地方，因那里是最低点，再往东南方向奔去，因那里是大凌河大堤，那里有一个泄洪闸，并且还有一条水沟。但是，那水闸那时是决不敢开闸的，怕冲豁了口子。于是那水就又往回旋流，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漩涡状。因此，当张鸣岐一行往回返的时候，正是浊浪向回漩流的时候，他们是逆水而上。最后，决口的水一直把这个低凹的方圆十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灌成一个大湖。最深处超过9米，平均6米的大湖泊。

　　就在我们快要结束采访的时候，就在那条土路上，听见有人喊：说曹操，曹操到。原来是尤山子村的王书记来了。王书记从自行车上下来，和我们热情地握手。他个子不高，赤红脸，眼睛突着，很大的样子。他有五十多岁，身体很结实。

　　说起张鸣岐书记，他没开口便先流了泪。他说，他为什么非要来咱这疙瘩呢，他到凌海市就是第一线啦，就坐在防汛指挥部就是第一线，没人会说他的，为什么还要下来，打个电话行不行?他为什么非要下来，他是想着咱老百姓哇，你说从古到今那有这样的领导人，老百姓没有一个淹死的，偏偏把市委书记淹死在这啦。这样的事全国没有，全世界也没有!张书记，他是为咱老百姓死的呀......

　　王书记哭成了泪人。旁边的人都把头低垂着。徐大爷，以及他的儿媳妇们都红了眼圈，他们的泪眼向着张鸣岐出事的方向--从这里向东南泄洪闸方向不远的水沟里，那有一排白杨树的地方，就是张鸣岐最后的殉难地。他们每个人都在心底里呼喊：张书记，你在哪里?

　　在张鸣岐去尤山子之前，同行的人曾劝他不要去了，在附近高处看看水就行了，张鸣岐严肃地说：我是来看险情的，不是来看水的。不容置疑地坚持要去尤山子，大家只好一同前往。

　　张鸣岐到达尤山子的时间大约在14日零点30分左右。那时路上已有不少积水，汽车在水中行走的样子，就像舰艇从水面划过，溅起的水花在车灯处亮得白花花一片。在日后那些关于"7.13"水难的记载中，都说那天随张鸣岐去尤山子的一共是两台车，11个人，实际上这是记者们犯下了一个错误，因为后来被大水冲走的是11个人，人们就误以为去尤山子一共只有11人，而且只去了两台车。事实上那天一共有3台车、13个人随张鸣岐去了尤山子。第_台车，也是后来被人们在新闻中丢失的那台车，坐的是凌海市委秘书长张喜廷和他的司机国乃和。自从离开凌海防汛指挥部以来，张喜廷的车就一直是走在张鸣岐车队的最前面。到尤山子时也不例外。而且"7.13"水难的时间概念也不甚准确，因为水难发生时，准确的时间已是7月14日凌晨。只是囿于习惯使然，于是就统称之为"7.13水难"。

　　就在张鸣岐到达尤山子之前十几分钟，有另外两支人马先后到达尤山子，那就是某集团军参谋长杨成和某高炮旅崔龙洙部的200多名官兵。

　　还在市委召开第二次防汛会议之前，杨成就已经开始用他的对讲机调动部队，一个多小时后，已有50台车1200多人经过70多公里的跋涉，到达凌海市公路大桥南侧的既定位置。因此，一开完会，杨成就离开指挥部去部署他的部队了。

　　后来的事正如人们所说，杨成正在大堤上调兵遣将，将他的一千多人或去沿岸乡镇村镇转移群众，或在各个险段抢修固堤，各部队领命而去，一时间，大凌河桥头车流滚滚，热闹非常。待一切都井然有序，杨成仍抓住部队长崔龙洙不放，随他一起在大凌河上上下下转了一遭，预备着再有险情，也好找崔龙洙调集部队。谁知他们刚转了一圈回来，就听说尤山子出水了......

　　杨成：我当时在大凌河桥头上观察水情，每隔十分钟就下去一次，看水位是否上涨了。我一直没碰上张书记。因为这时有人说尤山子河段要决，胡占山书记向我要人，我立即派了崔龙洙的高炮旅200多人去了尤山子。本来让凌海市刘孝斌副市长带路的，他这时去找车了，等不着，我们就先一走了，先去了尤山子。

　　我和张书记一直没有碰到一块，他在指挥部时我正在桥头，他到桥头时，我又去了尤山子，等张书记去了尤山子，我已经返回到凌海指挥部。如果我们俩能照上一面，就会好些，我就会派战士保护他，因为部队毕竟是受过训练的，懂得地形地物，懂得保护首长的重要性......

　　我们去了尤山子一看，见有十多个民工正在道口抢修，低凹处已摆好了沙袋。村里的人都说没事，我到河边量了一下，一看水位提高了，但还有2-3米才能到堤顶，我估算了一下，觉得没事，因为水流量每增加一百立方米才能长一公分，这是我每十分钟测量一次得出的结果。我放下了心，就准备再往别的地方去，这时刘孝斌副市长上来了，我对他说，这里没事，就又问他，还有什么地方，他说，蔡家子情况不好。我们就一起去蔡家子。走到半道，刘的车又回来了，说前边已经有水了，进不去，我们就又折回，顺着尤山子那条道往回走，正在这时，在半道上碰到高炮旅的7台车、200多名官兵，我对他们说，尤山子不需要人，你们跟刘副市长去吧。临走我还交待高炮旅的干部：一定要注意我们战士的安全。完了我就赶回了指挥部......

　　这时部队长崔龙洙正在一片空地处查看地形。7台车、200多人之所以在半道上停下来，是他感觉不对。他在行进途中突然觉得车体在突然下沉，向很深很深处滑去。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处危险地段。崔龙洙是一个机敏而果断的军人，他没有放过这个不祥的感觉，豆刻让车队停止下来，借着手电的光亮在军用地图上查对身处的位置，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等高线上显示，他和部队的位置竞比海平面还低6米。这虽然是一个危险的所在，倘若洪水袭来，这200名官兵将会全军覆没。

　　崔龙洙正待下令车队调转方向，撤离这片不祥的低谷时，这时杨成参谋长的命令也下达了，于是车队就在刘副市长的带领下，另择它路，向尤山子上游的大凌河段驶去......前后仅十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刚走，张鸣岐一行便来到了这里......

　　其实张鸣岐在尤山子大堤上停留的时间十分短暂。大堤没有决口，也没有漫堤，道口的低洼处已被加高，从守堤的民兵那里得知附近的群众已转移到了山上的高处，张鸣岐就了却了一块心病。他又顺着堤坝向下游走了一段，见情况良好，就返身下堤，要回锦州。此刻最令他放心不下的就只有锦州。因为那里有同大凌河一样不安分的小凌河。关于张鸣岐在尤山子大堤上的情况，一位名叫涂广成的农民，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素材。原来那天晚上，张鸣岐他们到达尤山子时，大堤上除了几个看守道口的民兵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在紧张地关注着水情的变化，那就是涂广成，他是"7.13"水难的另一位见证人。

　　涂广成生得清瘦而又精神饱满，眉眼问透着精明、善良和好客，一看就是农村中拔尖的那一类人物。涂广成年轻时也当过兵，在部队开过车也当过报道员，回乡之后先是凭着一技之长包车跑运输，结果赔了本，这才横下心来从外乡跑来尤山子落户。他和那位李姓农民一样，在大凌河河滩上包了一百多亩的滩头地，开起荒来。滩头地虽然荒疏，倒也十分肥沃，无论是种玉米还是高梁，都生得枝丰果硕，蓬蓬勃勃，几年下来倒也还清了债务，日子也过得丰盈起来。可是洪水一来，便只能望洋兴叹了。所以他特别关注大凌河的水情，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的一百多亩庄稼。

　　那天下午，涂广成听说洪水要来的消息，就有些手足无措，他一直心绪不宁地在大堤上转来转去，看着雨不停地下，看着水不住地涨，还眼睁睁地看着那一百多亩他亲爱的庄稼被水活生生吞没。

　　晚上，他又来到大堤上，在内堤一道一道用树枝刻划着印痕，看水上涨的速度，还企盼着水能迅速退下去，这样他的高梁、玉米也就能保住一些。但那水仍然顽固地上涨着，一寸一寸把他往上逼，眼看就要爬上堤顶，只差一米多了。他慌了，心想这一百多亩地我也不要了，还是保命要紧吧，就想往回跑。

　　就在这时，张鸣岐一行人来了。

　　涂广成说，他们上了大堤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停了一下，有一张照片就是在那照的。接着他们就往下游走，就停在那个窝棚那，从那个位置可以嘹望到大凌河桥。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水来之前，就有几个张鸣岐在河堤上陈望的镜头，我想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他们来，看着他们像干部，我也没理会，老百姓嘛，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我看水过了道子还往上涨，心想要决口我不死了么，我还是逃命去吧，就自个下了河堤。

　　涂广成走下大堤，走到村口那地方，看到张书记他们的车就停在那，车头还是来时的方向，冲着村东最头的那间房子，那间就是村部。这时正碰上涂广成的一个徒弟开着大卡车从镇上回来(他是发水之前最后一辆车)，徒弟说水马上要过来了，他得赶紧回家去。可那是一个三叉路口，几辆车堆在一起，徒弟的车怎么也过不去。涂广成一看觉得不好，要是水一上来，这三台车同时调头，肯定要发生事。出于职业习惯，涂广成走到最前头的那辆车前，对司机说：你得赶快调头，往山上去。司机说，不行，书记来了。涂广成还以为是薛恒呢，司机说，不是，是锦州市委书记。涂广成听了就有些发愣，也有些感动，心想锦州市委书记竟会来尤山子来看险情?会来这第一线?感动之余就对司机说，那你调个头，把车尾冲村部，到时候你左右都能跑。那司机按他的说法调了头，后面的两台车也往前面动了点，大卡车就开过去了。本来涂广成是从大堤上往回跑的，听说市委书记都在这疙瘩，就没有走。

　　虽然张鸣岐只在大堤耽搁了一会，就往回返了，而水情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来时的那条路上已水过盈尺，并且还在不断地向上涨着。一种似乎还有些飘渺的水的激荡声，不是从旁边的大凌河，而是从一个更远的很难说清楚的地方，传过来又飘过去，盘旋在人们的头顶上经久不散。但张鸣岐似乎对这些征兆一无所察。

　　这时村口上聚来不少群众，熟悉地形的老百姓都说，水上来了，不能走了，上山吧。村后不远就是山坡。涂广成也说，现在太危险，把车开到高处去，水下去再走吧。薛恒和张喜廷也劝他等等再走。可张鸣岐说：我们不能困在这儿，外面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薛恒说：现在回去太危险。张鸣岐说：我们是领导，再危险也得走。

　　这时候张鸣岐有点纳闷，既然尤山子道口没有出现险情，那么前面道路上的水从何而来?他想弄清楚，也想立即回指挥部，等弄个明白他才能离开凌海，所以他决定立即动身回指挥部。

　　因此，事后有人说，张鸣岐殉职的原因一是他没带军人，二是没带水利方面的专家。倘若身边有水文工作人员，他就会把尤山子村前发水的原委弄清楚，他就不会那么着急，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已经全部撤离，只要没有群众，他就不会那样心急火燎地往回赶。

　　还有人说，薛恒是凌海市委书记，这一带的地形他熟悉，他根本不应该让张鸣岐上这样危险的地方来。

　　实际上薛恒和张鸣岐一样，他也是刚从外地回来。他11号和秘书张秀和去了河北三河市一家农场学习他们的养牛经验，接到家里的电话后，便一路星火地往家赶。到凌海后已是13日下午二时整。回来就直奔防汛指挥部。本来市委定下15日要召开市委全委扩大会，他回来后马上推迟了这个会议，布置全市的主要任务是防汛。而对尤山子一带的地形，说实在的他也不甚了解，一是它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山村，二是即使了解，也只知通常来水前的情况，而大水来至，漫无边际，谁人知道水来自何方?即使尤山子村民也未必知道水从何处袭来，因为村民大都在山坡上，而决口之水则是从蔡家子和尤山子之间冲下来的。

　　反正张鸣岐就这样走了。

　　三辆车又像舰艇似地冲进夜幕里......

　　三辆车开走了，一向心灵寡淡的涂广成觉得被什么打动了，他就返身爬上了房顶，他就瞪大眼睛去搜索远去的车灯。他是司机出身，他知道要是能看见灯光就说明没事，若是看不见灯光就是出事了。他第一次这样揪心地为这一群素不相识的干部们担忧。看着，看着，灯光闪动了几下就没了，就再也看不见灯光了，灯光闪动的地方，只是一片寂静的黑暗......涂广成心里沉了一下，他对仍惦记着书记安全的众乡亲说，完了，灯光没了，完了，灯光没了......他还说，谁要这时候把市委书记救了，可就立了大功了，他为锦州人民救了一个好书记。

　　转眼之间，洪水就漫了上来，很快就没了村前的小路，没了村部的院子，没了村部的窗户......众人就纷纷向山上退去。

　　后来，涂广成一连几天守候在电视机前，他想，只要能在电视上看到书记，就说明没事，可是他没有看到。

　　那天三辆车在水中出发的时候，张鸣岐的车由来时的最后一辆车变成了第一辆车。越往前走，地势也就越低，水也就越深。很快就淹住了大半个车辆。水在车辆的前后左右迟滞着车轮的运动，尽管司机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还是无法让汽车跑得快些，更快些。最糟糕的就是凌海市委秘书长张喜廷乘坐的最后一辆车了，因为他的车没走多远，车就熄火了，而且怎么也打不着。现在看来，这倒是死神赐给他的一种幸运了。因为车再也无法走动，他们就没有跟上前面的车。后来那水已经上来，逼得他们只好往后退，一直又退回到了尤山子村的村部前。

　　从套堤决口处漫过来的洪水还在不断地上升，并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淹没了车辆，淹没了车灯。张鸣岐在车上不断地叮嘱徐立达：看看后面的车跟上来没有?终于，薛恒的217吉普车熄了火，而顾野虽然仍力不能支的前进着，但是顾野却无法分辨归途，不一会，在离尤山子村南300米处的一个地方，顾野的感觉发生了小小的误差，使三菱吉普的一只后轮滑了一下，陷进了路旁的水坑里，车身便歪斜着定在那里。车熄火了，就在薛恒车前不远的地方。

　　马德山和徐立达还不死心，就下去推车。车门开处，洪水蜂拥而入。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那车都纹丝不动。

　　大家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只有弃车徒步涉水前进了。

　　这时，薛恒和张秀和、齐汉斌、陈宝秋也从后面赶了上来。

　　就在大家纷纷下车的时候，摄影记者朱大伟因帮助刘晶摘取卡住了的话筒线耽搁到最后，他下车时，水已涨到腰间。但他反而非常兴奋，这样的机遇，这样的场面，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并不是常常遇到的。他先是从后面抢拍下杨晔在齐腰的深水中右手扛着摄像机，左手拉着刘晶的珍贵镜头，又连蹦带跳地拼命跑在张鸣岐他们第一排前面，摸索着调整焦距。他站在路的右侧，把镜头对准张秀和他们的手电，而只有手电的光源才能使他调清焦距，等他调好，便按动了快门......

　　这就是那张《生命的最后瞬间》照片的由来。

　　后来薛恒说：有人看了那张照片以后，说我摆阔气，为什么秘书穿警服，司机也是公安局的，好像是带着保镖的样子，其实是一个误会。司机是我那天晚上临时借来的，因为我的车是轿车不适合防汛跑现场，就从公安局借了台车，而且那车上有车载电台，联络也方便，所以司机穿警服。秘书穿警服，是因为张秀和是从公安局借调来的，关系还没正式过来，平时他并不穿警服的，那天我们刚从三河县参观回来，他是想着穿警服出门方便些，遇到问题便于处理，这才穿警服的。回来后他连家也没回，就跟我上了现场。大伙说，他该穿着警服走的，平时他不穿的。有一次，就因为他穿着警服，还没戴肩章呢，还被我们秘书长给说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在机关里穿过那警服。那是个很谨慎的小伙子，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那天在尤山子，就在那一刹那，我一下车他就把我的胳膊挽起来了，我们走到张书记跟前，书记正下车，我说得赶快走，就挽住了张书记的胳膊，齐汉斌、陈宝秋也马上从另一边挽住了张书记，我们5个人就趟着水往前走......

　　实际上"最后的瞬间"并不是张鸣岐生命的最后瞬间，在那之后，那种肩并肩，手挽手，面向洪水生死与共的队形，又有一次令人感动的组合。

　　当张鸣岐在被薛恒不容迟疑地挽住臂膀向前走时，他依然没有忘记关照其他同志。司机顾野因为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车，迟迟不肯下车，张鸣岐一边叮嘱马德山和徐立达，赶快招呼顾野，一边督促着三位记者快点跟上来。薛恒这时显然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一个劲地催着大家说，快走，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同时赶紧用一直抓在手中的无线对讲机，向防汛指挥部发出紧急呼救：我们被困在化肥厂以北，赶快设法营救!

　　这时是7月14日凌晨1时16分。

　　洪水正是由南向北漩流着。他们一行人这时是逆水而行。杨晔和刘晶一直手牵着手向前赶。开始，这种水中的行程还使他们颇觉浪漫和刺激，这是一种从未遇到过的独特经历，不管是对刘晶，抑或是杨晔，他们还都年轻，杨晔才26岁，刘晶刚刚18岁，他们这样的年纪正是对幸福敏感的年龄。但他们此时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们一直"粘"住了张书记，并且只是他们有线电视台一家，无线台的记者们不幸被甩到了大凌河桥头，他们将不能"入围"。这就是说，只有他们有线电视台才能享此殊荣，他们拍摄的镜头将成为锦州乃至辽宁省的"独家新闻"，而这个"独家新闻"的画面上将会打出杨晔、刘晶采写的字样。于是他们就很得意，并且很努力地走出很潇洒的样子。

　　朱大伟比杨哗和刘晶更潇洒，一是他背的相机要比摄像机轻巧，杨哗的摄像机重13.5公斤，就是再好的体格也不能像朱大伟那样连蹦带跳地跑来跑去，但是有一段时间张鸣岐看朱大伟背着摄影包叮铃铛啷的，说要帮他背，他还开玩笑地说，我那敢麻烦书记大人那。那时谁也没想到死神就在眼前。

　　但事情马上就严重起来。

　　刘晶个子矮，很快就被洪水淹至胸前，她的双脚几乎踩不住地面了，她毕竟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她被吓得忍不住惊叫起来，张鸣岐本来就不放心这个既认真又执着的小女孩，听到叫声，立即停下脚步，说等他们上来一起走。这时就又进行了第二次的排列组合，就是后来的5个人又加上杨哗和刘晶。张鸣岐右边是薛恒，左边是刘晶，刘晶的另一边是陈宝秋。张鸣岐拉着刘晶说，别怕，别怕，没事。大家就往前面走，往路的右前方的小树走，而这些小树，就是上边我们采访徐大爷时乘凉的小树，这时他们的位置离小树仅有20米左右。

　　就在等刘晶他们的时候，心急如焚的薛恒多想赶紧拽着鸣岐书记扑向那些树呵，可是他却不能，他不能阻止鸣岐书记等待那个弱小无助的女记者，他也不能阻止鸣岐书记等待比他强壮的司机顾野，他无法阻止，就像他不能阻止鸣岐书记去大凌河桥那样，他只能在一旁焦急地等待。但是他明白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危险。他们一次次错过了生的机会，却听任自己一步步迈向死亡。而死亡宛如黑色的巨兽卧伏在他们最后20米之内，它在作最后的拦截。倘若过了20米，就是那排尚未砍伐的树，它就是张鸣岐一行的生命绿洲，是即使死神也奈何不得的生命绿洲，但是，他们失去了机会。

　　20米，即使是在水中跋涉，也不过是一二分钟的时间。但是，它却在张鸣岐最后的顾盼中失去了。

　　先是顾盼顾野，并且让马德山和徐立达催促顾野下车。顾野不愿离开他的车。他在车内仍然很细心地关好所有的玻璃，关好车门，足足有一分钟才出来。只是他向前走了五、六米就再也不走了，任凭马德山和徐立达怎么喊也不动窝，马德山无奈地对徐立达说，别管他了，咱们赶快走吧。

　　又是顾盼小刘晶。张鸣岐平时就走得极快，而且这时又走在最前头，倘若他不停下脚步，他无论如何也会走过这20米，会在大浪打来之前走到树下，可是他没有走到，他在等弱小无助的晶。于是他失去了机会。

　　这是生命的最后瞬间。

　　即使在这最后的瞬间，他仍想的是别人，他没有想到自己。

　　在最后的组合中，他的身边右是薛恒，左是刘晶，如果仍是原来的排列顺序，如果仍是齐汉斌和陈宝秋，那或许又是另外的结局，但那样，也不是张鸣岐了。

　　薛恒在最后也没有离开张鸣岐。徐立达和马德山在他们身后20多米处的地方，这一行7人唯有他知道最需要保护的应该是张鸣岐，他有糖尿病和心脏病，他没有多少体力了。于是他紧挽住他的胳膊，催促着大家往前赶。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一个两米高的大浪把他们盖在了水下......这时，大约是凌晨1时20分。

　　当马德山和徐立达就要赶上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就在他们前面一个两米高的巨浪突然横卷过来，浪头过处，他们前面的人们不见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他们自己也被洪水击倒了。

　　徐立达被水击倒后被水呛了一下，但他会几下水，他就在水中拼命扑腾。这时，他发现有一堆麦秸漂过来，他赶忙抓住了麦秸，那麦秸是一捆一捆的，他捞摸了一下，想尽量多抓一些，但是不成，越动作大人就越往下沉，他就没有再动。这时他看见薛恒和马德山也抱着麦秸出现在他眼前。薛恒急忙问他，看见张书记了没?徐立达和马德山都说不知道，这时大浪又一次打来，把他们冲散了。徐立达继续抱着麦秸往下漂，漂到了树林跟前，他想抱住树，那想一用力，脚竞蹬住了地，徐立达站了起来，但他不敢离开树，因为水仍呼呼往上涨，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刘晶喊救命的声音。

　　刘晶不会水，大水一来，把她盖在了水里，她就拼命喊叫，但是水不让她喊，只要她一张嘴那水就无情地灌进来，后来她即使不喊也得大口大口喝水。她就这样边挣扎边喝着水往下游漂去，到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刘晶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水里急促地打转，她感到奇怪，她不明白为什么打转，就像儿时坐旋转木马那样的感觉。这时她还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弟弟。但她更想起了水，一想到水她便恐怖起来，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她终于证实自己没有死。她发现身边有树，于是她死抱住了那树。她能在水里探出头了，而不再是横躺在水里了。她就喊：救命......

　　没想到竟有人应声。这就是徐立达。

　　徐立达试试水，觉得这是个高地，便离开那树向刘晶趟去。他把刘晶扶到一棵粗壮一点的树前，把她抱起来，把她尽量举得高一点，刘晶就把腿盘住树，就像蛇一样。蛇比刘晶先到，还有那些蚂蚁和虫子，还有牛蛙。自然界就是这般奇怪，原来它们也怕水。它们就给刘晶争夺地盘那些虫子就往她的头上爬，它们觉得她的头发是个好去处，又温暖又舒适。它们把那里当作了它们的巢。还有那牛蛙，就那样毫不客气地爬在刘晶的背上，但刘晶不愿意这样，她在危急中腾出一只手，往后背一摸，抓到软乎乎的一团东西，吓得她"哇"地叫了起来，但她还是把它安排到了更好的去处--水里。牛蛙并不怕水的。她看它很努力地蹬着腿走了，她能看到牛蛙努力地蹬腿，就觉得奇怪，她没发觉，这时的天已经快亮了......

　　朱大伟一直是自己单蹦。他一直没加入7个人的排列组合。他直到大水来之前都没忘记是个摄影记者，他一直在寻找最好的拍摄时机，直到大浪把他掀翻在水底。

　　他在水里觉得很奇怪，怎么就倒了呢。他想站起来，但脚却探不到地儿，这下他慌了，他证实自己确实遇到了洪水，他就挣扎起来，他也开始喝水，尽管他喝得比较节制。他这时还没忘记他的相机，那里有他用生命换来的作品，它是最好的见证，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好的书记--那里有他为锦州老百姓最后鞠躬尽瘁的证明，他要保护好它。他就把相机斜背到肩上，就像背枪的姿式那样，但他却很坦率，他一有机会就大喊救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喊，虽然他也知道在这夜半的旷野，在这数米深的大浪里，有谁会来救他呢，但他还是大喊救命，就这样边喊边挣扎，边挣扎边喊，就这样漂到了两棵树前，那是孤零零的然而却是并排的两棵树，他上了其中一棵。这棵树上已经先到了一个人，他是凌海市公安局的齐汉斌。

　　齐汉斌把朱大伟从水里提溜出来。朱大伟便借着水的浮力同时也借着齐汉斌的力量一点一点往上爬。那树太滑，太直，不好爬，一些小的枝、r被他踩坏了。他终于爬到了白杨树发叉的地方，把啊的裤带挂在树叉上，这使他的身体好受些，但却弓背缩腰，一副很委曲的样子。

　　等两个人都恢复了点体力，齐汉斌和朱大伟便一起冲着夜空喊起来：救命，救命......

　　从不远处的一排树上传来了马德山的喊声，他在喊他们，他也得救了。

　　马德山在麦秸堆上和徐立达，薛恒被浪打散之后，顺着水往下漂，两只脚为了减轻浮力便一下一下蹬着，没想踩着了地，他站起来，但脚下滑得很，站立不稳，这时候他发现了薛恒的司机陈宝秋，马德山便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陈宝秋，两个人拉着站起来，又顺着水势往下走。这时水又大了，他们便漂起来，并且在一排树前被卡住了，他们便先后上了那棵树。

　　这时他们听到有人喊救命。

　　马德山就在黑暗中清点人数，先是问朱大伟，朱大伟说树上还有一个人，是齐汉斌。然后又往下喊，又有人答应，是徐立达，徐立达说有线电视台女记者也在这。

　　清点人数完毕，马德山知道树上一共有6个人。而张鸣岐书记和另外的5个人却不知下落，于是他们就一起喊：张--书--记

　　凌海市委秘书长张喜廷在车熄火后，眼看着前面的两台车越走越远，渐渐地看不见了，可是司机国乃和却怎么也无法再让车发动起来。有一会儿功夫，张喜廷感到不知所措，书记们在前面走了，他秘书长怎么能在这抛锚呢?这算什么事!可是车子动不了，他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在他着急的那会功夫，洪水就已经漫上了前面的车箱盖。水涨得这样快，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已不容他再迟疑了，他对国乃和说：赶紧下车，往回走。二人下车趟着快要齐腰深的水就向尤山子村跑。

　　此刻，尤山子村早已杳无人影。洪水已经淹没了村前的那条小路，村民们大都已经转移到村后的山坡上了，只有村部的门还敞开着，只是里边一个人也没有。见桌上有电话，张喜廷抓起来试试还能通话，便立刻要防汛指挥部，可是却要不过去。洪水转眼间就浸过了村部门口的12级小泥台阶，在院子里蔓延开来，接着就进了屋，没过了小腿，没过了大腿，没过了腰际，屋里显然不能呆了。当时屋里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的抽屉里装满了各种账本，张喜廷和国乃和将两张桌子搬到屋外摞在一起，并特意将有账本的桌子摞在上面，就踩着桌子爬上了村部的屋顶，临出屋时，细心的张喜廷也没忘了把电话一同带走。

　　洪水继续上升，上升。他们亲眼看那洪水执拗地顺着墙壁淹将上来，一直淹没到屋顶的下面。张书记和薛书记他们怎样了呢?这使张喜廷心急如焚。他抓起电话接着要下去，不通，他又接着要，要不通防汛指挥部，就把电话要到凌海市委值班室。当时正是办公室秘书杨胤红值班，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又给防汛指挥部打，对方说：知道了......

　　7月14日凌晨1时16分，凌海市防汛指挥部的无线电台，突然接收到薛恒发出的呼救声：我们被困在化肥厂以北，赶快设法营救......一分钟后，又收到一次同样的呼救声。可是，当防汛指挥部询问他的具体位置的时候，信号却消失了。

　　指挥部里的气氛突然由忙碌、紧张，陡转为茫然和惶惑。薛恒究竟被困在什么地方?都有谁和他在一起?谁都知道他陪张书记去了大凌河桥，他怎么又去了化肥厂以北呢?张书记是不是......

　　凌海市公安局局长史大泉是一个果断而敏捷的人，他说：赶快组织救援!于是，最初的援救工作开始了。

　　几分钟后，驻锦81058部队指挥部，接到凌海市防汛指挥部打来的紧急求援电话，政委牛其林立刻找来保卫科长徐恒祥，命令他带领10名会水的官兵，赶赴现场救援。这时候，凌海市公安局长史大泉和副局长刘晓东已带着警车按着薛恒的指示方向，直奔出事地点而去。

　　史大泉原以为可以开着警车冲进去救人的，可是一到现场，他们就呆住了，眼前一片苍茫一片混沌尽是浊浪滚滚的洪水，谁也说不清水究竟有多深，更不知道薛恒他们被困在什么方位。有人说，张秀和身上应该有枪的，如果秀和在，我们可以用枪声取得联系。刘晓东立刻拔出枪来，连着对着天空鸣了两次枪，枪声在茫茫大水上回荡着，似乎传得十分遥远，可是却没有枪声回应，没有，只有滔滔水声。有谁能想到，张秀和此刻已被洪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在所有经历了洪水袭击的11个人中，他是第一个被大浪击倒的，又是第一个牺牲的，因为在最后那个7人的组合中，他被排在洪水袭来方向的第一个，他牺牲的地方，又距出事地点最近。突然，有人听到远处水中似乎传来隐隐约约的呼救声。他们就开着警车往里，可是没走多远，便退了回来，那水委实太大了。又用大卡车往里进，试了几次，仍是进不去。这时他们发现远处的高压线杆已被洪水淹没得只剩下一半多高了，才知道这里已是一片湖泊，任何车辆都是无法进去的。正在这时，81058部队保卫科长徐恒祥带着特别组成的救援小分队赶到了。史大泉一见他们焦急地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刚才听见水里有呼救声，可能是在那边的树上。当时洪水仍在以每秒1米的速度上涨着，随时会有新的洪峰出现，史大泉说，必须赶在下次洪峰到来之前把人救上来，要不然水涨到电线杆以上，人就完了。

　　这时候，从指挥部传来消息，张喜廷秘书长从尤山子村打来电话，被困在水中的人有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凌海市委书记薛恒等同志及新闻记者一行11人。

　　徐恒祥不敢迟疑，立刻将小分队分为两组，一组由他带领下水救人，一组由81058部队指挥二连指导员孙海彦带领在岸边准备接应。史大泉对他的部下说，你们也去几个，这样，一组精干的营救人员就下水了。

　　徐恒祥他们往里走了一段，就不得不游起来，可是尽管几个人水性都很好，没游多远，就被洪水卷了回来。怎么办?只有找船了。可是这里不是江南水乡呵，随便在哪个小村里都能找来捕鱼捉虾的船，在这大东北的辽西走廊上，别说是船，就是要多找几个会游泳的汉子也是难的。因为气候，也因为习惯的缘故，这里的人们是极少和水亲近的，就是在防汛期间，连指挥部都没有配备船只。这一会半会儿的往哪弄船呢?有人说，公园里有船，对，一句话提醒了史大泉，立刻派人去公园找船。

　　干警们很快就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弄来一条游船，这时候，战士们和干警们争先恐后要上船，可是船太小，上不了那么多人，史大泉略一思索，决定暂时不让战士们上去，只由凌海市公安局的治安大队长周宝带上于佩军、王景玉两名干警去，其他的人继续找船，这样也好空出位置，以便运送被救人员。可是所有的人性急之中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三个人是不是都会游泳?谁也没想到，治安大队长周宝就恰恰是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他自己也没有说，只是当船在洪水中打转的时候，他心里才着实是有些打怵。

　　也许这又是死神的一个恶作剧，它使援救的人们正处在洪水的下游位置，船要逆水而上，在冲击力仍然很大的水流中，要想使一只精巧的本应该在公园的人工湖里飘荡的小游船逆流而上，实在是难上加难。开始的时候，小船不肯前进，只是在水里直打转，并且随时都有被洪水打翻的危险，干警王景玉水性好，就索性跳入水中，在船边踩着水为船导向，这才使小船前进起来。

　　水涨船高，眼看着那些高压线就从他们头上很近的地方掠过，而那些黑色的民用电线杆，早已消失在水中，水面上随处可见水缸、脸盆、木头、房架子和各种能在水中飘浮的杂物，一只笨笨的老牛呼哧呼哧打着响鼻从他们船边艰难地游过，还有一些动物的尸体以及虽然活着却已精疲力尽的蛇和青蛙。看着这样的情景，人人心里都难免会严峻起来。好在他们总算顺利，又开始听见呼救声了，并且越来越近，渐渐地，他们能看见水里一块小高地了，就使劲地向小高地戈去。终于，他们在一个电线杆上看见了一个人影。那是薛恒。

　　薛恒第一句话就问：看见张书记没有?

　　在第一排浪头打来的时候，薛恒和张鸣岐都被打倒了。但这个时候，张鸣岐还在他的身边，他还拉了张鸣岐两把。但是紧接着又打来了第二排大浪，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失去了重心，被翻滚的水流悬浮起来。薛恒是独生子，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护着，下水玩耍是绝对禁止的，因此，他一直不会游泳。他不知手中的大哥大是在何时丢失的，他只记得他溺水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四周一片昏暗，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非常困，非常的疲倦，他觉得从没像现在这样地想睡觉，想自由地沉沉地睡去。那正是死神对于人的一种恶毒的诱惑。可是他知道不能这样，他不能睡去，他努力让自己保持着那一线飘渺的理智，他要与死神进行顽强的抗争。

　　结果，不会游泳的薛恒奇迹般地浮上水面，并抓住了一堆很大的麦秸杆，这时，他看见了在他之前抓住这堆麦秸杆的徐立达，又看见了马德山，三个人这样一起漂了一段，就被另一个浪头打散了。当时，他们各人都抓了一堆麦秸向下游漂去。在这片洼地偏向东南的地方，有两排呈八字形排列的白杨树，洪水到了这片洼地处变得更加湍急，洪水就从那两排白杨树的中间湍急地流过，徐立达和马德山还有其他几个人都因在这片地方碰到了白杨树而得救。薛恒的运气却没有他们那么好，他也碰见了树林，但他只是远远地从树林的边上掠过，又继续向下游漂去了。麦秸上爬满了通常生活在野地里的甲虫、蚊子和各种小咬，它们不停地寻找着更高更安全的高地，这时候，他们就纷纷顺着麦秸杆爬到了薛恒的身上、头上，甚至聚集在他的腋窝下，一副生死与共的架式。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他的麦秸捆开始下沉了，幸好又有一堆玉米秸及时地飘在他跟前，才使他再次得救。后来他感到脚下触到了一种东西，他确认那是一片被淹没的玉米地，他犹豫了一下，思衬着是抓住那些玉米杆停下来，还是顺其自然地漂下去。最后他决定停下来，一棵一棵抓那些玉米杆，顺着玉米地的走势，有目的地向一个地方移动着--那里有一只电线杆。玉米杆很负责任地把他带到电线杆的斜拉线跟前，他终于抓住了斜拉线。幸亏薛恒抓住了电线杆的斜拉线，洪水还在很快地涨着，因为斜拉线有着足够的高度，他才没有被淹没。

　　在所有人中，薛恒冲得最远，也就离救援人员最近，因此第一个被救的人就是薛恒。薛恒说：张书记就在我附近，赶快找张书记!

　　周宝他们把薛恒送到安全地带以后，又回去继续寻找，在那两片"八"字形的树林那里，他们又救出了徐立达和刘晶。

　　还在周宝他们最早划着小船走了以后没有多久，81058部队政委牛其林就亲自带人从公园里又拉来两条小船，徐恒祥他们就分成两组同时下水展开营救。这时候他们也先后从水中救起了陈宝秋、马德山和顾野、朱大伟、齐汉斌。至7月14日早晨4时30分左右，11名失踪人员，已有8名获救。

　　他们被救上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张书记呢?

　　是呵，张书记呢?杨晔呢?张秀和呢?你们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