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阵地上，到处都是十九旅士兵安静的尸体。
　　撤退的命令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送到父亲手中。四边的枪声此刻已稀落了，远处的山头用力支撑着一大片令人心怵的铁青色积雨云，天空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部队这个时候正在抓紧空隙补充弹药、掩埋尸体。父亲从电文纸上抬起目光，看了看面前被打废了的山海关，良久，才沙哑着喉咙对身后的参谋长吐出两个字：'执行！'
　　17日凌晨1时，山海关守军留下两千余具遗体，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撤离阵地。
　　十个小时后，13军军长石觉在一大群参谋人员和马弁的簇拥下登上了山海关主阵地。
　　石觉站在主阵地上，回过头来朝来时的路上望去，他看见的是遍地躺着的13军士兵的尸体。石觉不知意味着什么地皱了皱眉头。他的参谋长站在他旁边，心里想，这个时候，也许没必要提醒军座关于慧觉和尚的事了。
　　随着父亲的日益老去，父亲的性格变得越发使人无法理喻。父亲是矛盾的。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一方面，他对军队有着痴迷的信赖和依存，他以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自豪。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他当了几十年兵，打了几十年仗，从没投过敌，从没被俘过，从没掉过队，一句话，没有一天离开过军队，无论是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忠诚者。他说这话时，脸上充满了骄傲的神色。父亲十分迷恋供给制的那些日子，那种吃穿用住行一切部队提供的日子使他每时每刻都能找到自己的感觉。父亲宁肯将自己的薪水寄去老家，或者资助亲戚和战友的孩子念书就业，也不愿用来添置一件不属于部队的家当。1974年我的母亲托人买了一部黑白电视，这件事让父亲十分不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看电视，宁肯守着组织发的那部老式红灯牌收音机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黄昏。可另一方面，父亲又时常表现出对军队和军队历史的不屑。他时常用一些十分粗鲁的语言来评价有关军队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大院组织观看一部著名的大型历史歌舞片，父亲看了一半就甩手而去。父亲离去时说了一声'扯鸡8淡！'
　　父亲在他的如此评价中甚至没有丝毫顾忌。父亲对历史演绎出来的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感兴趣，不看电影和戏剧，不读小说和回忆文章，也不参加座谈会报告会一类的活动。
　　文革期间，从我们家抄走的东西全是父亲的，其中有不少证章、信件，还有一支王树声大将送给我父亲的二号加拿大橹子。文革之后，母亲多次催父亲去要回那些私人纪念品，父亲却毫无兴趣。父亲说：'要那些破东西有什么用？有用吗？真是扯淡！'父亲明显对那些属于历史的纪念物无牵无挂。等我参加工作之后，父亲便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为他收集各类战史。父亲整天整天地读那些由集体创作组整理出的书籍和图例，读得非常起劲。
　　父亲因此而荒芜了他的菜地。读战史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表情，既不张狂欣喜，也不感慨叹气，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出来吃饭，坐到饭桌前二话不说操起筷子大口嚼红烧肘子。
　　父亲一辈子没忌过嘴，他喜欢吃肥肉，喜欢吃动物下水，在肉食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享受部队提供的每月二十斤猪肉或牛羊肉，此外他还有办法从偷偷摸摸的小贩手中弄来蹄膀和猪耳朵，他丝毫不顾忌地把它们全部吃掉，对此十分的满意。父亲读完那些战史之后便把它们统统交给小阿姨去升火。有一次我从炉子旁边捡起一本由军事学院写作组编写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简编》，我看见书上全是父亲用红蓝铅笔粗粗画出的勾勾和叉叉，笔划恣肆汪洋，淋漓尽致。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把手中的书丢回炉子边还是怎么办，心里充满了为那些浸透编写者心血和思想的著作被如此不恭地毁掉而产生的遗憾。
　　父亲自己这样，还影响他的子女们。他坚决反对他的孩子们当兵，在这方面，他丝毫没有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在父亲失去了他的军职之后，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渐渐瓦解，我的哥哥、姐姐和弟弟们都在顽强突破父亲的铁幕统治后穿上了军装，远走高飞，这一度让父亲心神烦乱。父亲在那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开始关心他当兵的孩子，比如入党、提干，在部队的各种表现，但真正关心的实质是最后一项－－他们的转业。
　　父亲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先是以身边无人照顾为由将在成都当兵的姐姐弄回了家，很快让姐姐转业到了地方，接着'绑架'了两岁的大孙子，再以此要挟逼迫我的大哥在天津脱去了军装，回家来当了一名技术员，最后一个是我在新疆当兵的弟弟，父亲干脆地说，弟弟根本就不是一块当兵的料，如果他只知道一个劲地写信回家里诉苦的话，他还不如干脆回家来做他的老校父亲就是这样完成了他的整个计划，他使他的子女们在满腔热情地穿上军装之后并没有成为无所牵挂的军人，他用他自己强大的思维制约着他们，他设计了一个个圈套，然后从容不迫地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钻进了他的圈套，他向他们证明了，无论他们怎样的聪明和有文化，在他面前，他们永远都是嫩得能掐出水的新兵蛋子，他坐在他那间全部由部队营具布置出的房间里，深邃的目光坚定地穿透砖墙投向看不见的遥远之处，显得沉着而冷静，直到他最后一个孩子穿着摘掉了领章帽徽的军装背着行李推门而入时，他便告诉自己，这个战役结束了。
　　对于父亲如此作为，我的母亲非常有意见。母亲是蒙族人，大漠草原的骁勇血流使我的母亲一直认定好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只有挽弓挽缰、驰骋疆场的汉子才算得上真汉子。母亲当然是组织上的决定才嫁给了父亲，成为我的母亲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开始她没有被伟岸的父亲骑在高头骏马上的威风所诱惑得怦然心动，花烛之夜父亲噔噔而至的脚步声肯定使母亲满面红霞，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嫁给了一个职业军人，她的大哥是军人，小弟是军人，她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军人，她把军队看得无尚崇高便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了。母亲希望她的孩子能成长出几个好军人来，母亲坚信龙生龙凤生凤的理论，母亲关于好军人的概念十分简单，那就是当大干部指挥大队伍的军人，可是母亲的美好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不能不让她伤心难过。母亲也曾竭力反对过父亲对子弟兵的策反，但成吉思汗后裔的母亲却最终没能战胜由农民而军人的父亲。母亲在希望彻底破灭之后大声地对父亲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自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不求进步，难道还不让孩子们求进步吗？！'
　　我知道，母亲的这句话肯定是重重地刺伤了我的父亲，它像一柄钝而沉的矛，直接刺中了父亲伤痕累累的心创中最不该被触动的那一部分，我的父亲在那一刻肯定是在流淌着鲜血，并且疼痛得止不住地痉挛。但是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说，他转身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关上了门。
　　父亲在接到休息命令后不久就和我的母亲分室而居了。
　　山海关战役之后父亲被行政撤职，调去合江省和土匪们打交道，这也许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事。父亲继续被作为强有力的杀手，带领一个加强团在冰天雪地中到处游荡。从虎林的阿察河到西克林的库尔滨河，所有派系的土匪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他们对父亲和他的剿匪部队咬牙切齿，视为眼刺。他们之中不乏绿林高手，在东北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中，无论是老毛子，张府二帅、关东军还是鲜人敢死队都不曾把他们怎么样，管你天上飘着什么颜色的旗，他们腰里插着一水新的喷子，胯下骑的膘肥体壮的压脚子，身上穿着暖乎乎的山神爷毛叶子，进屯就嚷嚷着搬姜子、飘洋子，酒醉饭饱后还要去玩上一个俊俏的海台子，要多乐有多乐，可他们最终还是栽在了父亲残酷无情的剿杀之中。
　　父亲率领着他的剿匪队伍在北满的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着，所有的马匹都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地吐着白色的热气，时刻不安地撩动着挂满冰凌的四蹄。父亲的胡子乍立如矛，目光凶狠，脸色铁青，身上长满了虱子。父亲大口啃着冻得嘎吧脆的猴头菇和肥硕的大马哈鱼，将带血的狍子肉整块整块地填进他的胃里。父亲灌凉白开水似地大口灌着劣性老白干，然后摘下熊皮帽子，硕大的头颅上开锅似地冒起大片热气。两只装满弹匣的大镜面匣枪挂在马鞍两旁，父亲就那么晃荡着双枪策马疾奔。大雪纷纷扬扬，部队在雪原中就像一捧滚动着的雪粒子，除了马匹偶尔发出的响嚏和脚步踩出的嘎吱嘎吱的雪响，没有人说一句话。父亲带着他的剿匪部队就这么没日没夜地走，固执地追逐着每一股土匪，恶狠狠地咬住他们，然后眼不眨心不跳地把他们变成冰冷的尸首。
　　熊熊的篝火在日本军用帐篷外面哔剥地燃烧着，松脂能使篝火彻夜不熄，父亲在帐篷里紧裹着虎皮酣然大睡，身下冰雪悄然无息。一头丢失了崽子的黑瞎子气鼓鼓地从林子里走来，与一群觅食的野猪擦肩而过，黑瞎子茫然无措地看了看篝火，摇摇头，笨拙地离去，它不知道，亮如白昼的黑夜之中，至少有两个暗哨都曾将顶上了火的枪口瞄准过它毛绒绒的心口。黑瞎子离去之后大雪仍然纷纷扬扬，在接近篝火之前便化成了水珠，给火焰带来了一些快乐和兴奋。高大的塔松支撑不住，轰然坍塌下一堆积雪，将帐篷砸得一晃悠。
　　父亲鼾声依旧。
　　浓睡中的父亲从来就不做噩梦。
　　赋闲之后的父亲为自己谋得的最后一个领地是一间唯独属于他自己的房间。
　　光阴荏苒，母亲早已习惯了随军飘移和颠沛，自从1948年母亲在东北嫁给了父亲之后，她就开始不断重复搬家这类事情。早些时候没有什么家当，父亲将调令往兜里一揣，叫警卫员拎上唯一的皮箱，带上母亲就出发了。慢慢就有了些负担。从东北入关的时候母亲怀里抱着我吃奶的大哥。调离南京的时候母亲怀里换成了大姐，大哥则由秘书牵着。
　　> 进入湖南后我的二姐降生了，这就使调动的队伍变得臃肿起来。1956年，父亲调往四川时，我母亲怀我已足月，调动却并不因此而受阻。在长沙站，列车长知道母亲将要临产时说什么也不允许母亲挺着大肚子上车，他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阻止我的母亲把婴儿生在隆隆开动的火车上。父亲在火车启动时开始大动肝火，他指挥警卫员把我的母亲硬从车窗口塞了进去，在列车员打算再一次把母亲抬下车时警卫员拔出了手枪，警卫员怒不可遏地用瓦蓝的枪口指住列车员的鼻子说：'你想活不想活？！'这样，我母亲和我才一路无虞地被'运'到了四川。母亲像大部分随军家属一样很快学会了搬家，她甚至能奇迹般地将十几口巨大的泡菜坛子无一损坏地托运到千里之外的新家。搬家使母亲从父亲的家属一跃而成为行动的总指挥，怎样将父亲几十套各个年代发配的军装打包，怎样将一家人的棉絮装进八二迫击炮弹箱里，带上什么丢掉什么，这都是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管。父亲关心的只是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便自己挑选一间单独的卧室。父亲长久地坐在他那间紧闭房门的屋里，默不作声，有时候家里没有别的人，有外人在院子里叫门，他也一声不应。他的目光中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骁悍，花白的鬓角和松弛的两颊使他显出莫名其妙的慈祥，一双被火药燎灼得面目全非的大手安静地搁在老式藤椅的扶手上，只有他的腰，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挺得笔直，即使他坐在那里，也从不塌陷下去。
　　父亲守着他的房间，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进入，有时候连小阿姨进去叠被子拖地板他也要大发脾气。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他自己不求上进，他还要怎样呢？'母亲这么说，但母亲仅仅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是要我们真的附庸她。如果我们不懂事，把母亲的意思弄拧了，表现出对父亲怪异性格的不满，那我们可就是自讨没趣。
　　母亲会瞪着惊诧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弄不明白她和我们的父亲怎么会生下我们这一群不肖的犊子。母亲斥责我们的口气比她说父亲的更激烈。母亲大声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你们的父亲？你们难道有吗？嘿，别看你们一个个长得骡高马大的，也只有这点你们才多少有点像你们的父亲，别的任何地方，你们半点不如！你们配吗？还自以为什么似的，你们，连他的一个小拇指也够不上！'母亲这样说。母亲双手叉腰，高高地扬着下颏。母亲在这种时候绝对像极了一头护卫自己伴侣的骄傲的母豹，她的瞳仁闪闪发光，她站在那里训斥我们的样子美丽动人。
　　1967年秋天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那天父亲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回来之后便去翻衣柜。父亲把十几套充满樟脑味的军装扔得满床都是，黄色和绿色的军装立刻就使父亲呆板的房间充满了生动。父亲在那一大堆压了多年箱底的军装中翻找着，像个小学生一样拿不定主意，他的举动使母亲感到蹊跷。母亲弄不清父亲在干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是早出晚归，整天呆在由花园开垦出的菜地里，种白菜或者萝卜，父亲挑着晃晃荡荡的粪桶在菜畦里穿过，往手心里吐唾沫，然后捏紧锄柄用力锄地，他仍然穿着军装，那是用结实的卡其布做成的，上面满是黄泥、汗渍和粪水。锁在衣柜里的军装他原来是用不上的。母亲不明白，母亲便问。父亲抓着一件军装怔怔地盯着母亲，仿佛没明白母亲问的是什么。好半天父亲才哈哈大笑起来，把军装往母亲怀里一塞，洪亮着嗓门说：'什么事？还能有什么事？大喜事！告诉你老婆子，我要进北京见毛主席了！'
　　1967年秋天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毛主席突然想着要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军以上干部，这对休息了多年的父亲无疑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毛主席是军队的统帅，统帅要接见他的兵了，父亲在如此巨大的喜讯面前无法抑止住他内心的喜悦。父亲也许还下意识地揣测过这次接见的重大意义，是毛主席要重新整顿军队了？是什么地方又要打仗了？是和苏联印度干还是要收复台湾？不管怎么样，不管和谁打，新兵蛋子总没有老兵好使唤。父亲激动得要命，他拿不定主意穿什么样的军装去朝见最高统帅，他吩咐母亲为他找出一副崭新的领章帽徽，他对母亲的针线活不满意得近乎于挑剔，直到母亲用尺子量好位置憋住呼吸缝好领章帽徽，他有满脸严肃地认真检查了三四遍方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