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风者 第2章 有问题的天使 第7节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我记得安德罗曾对我说过，当今世上冯•诺伊曼是最伟大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世界上只有他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他收罗了大批东方学子，为的就是领略东方智慧的玄奥……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复杂，还要深不可测。

　　黄依依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她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十三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与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半只烟壳子一般大，有如一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百零一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地快，飞沙走石地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件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引人注目，叫人铭记。

　　1942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课间休课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啪啪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二十一个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女教授，年仅二十六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当然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某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我看见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我起舞。

　　我当然不从。

　　我说：“我不会跳。”

　　她说：“你不会我教你。”坚决要求我跳。

　　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屋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的，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了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似的。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正确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你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人都这样叫她。我问为什么要叫她卡门，老板娘反问我：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像卡门一样可爱。”

　　说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卡门是个文学形象，但说到可不可爱，我是知道的：不！一点也不！我想，这也叫可爱？这叫神经病！十三点！疯子！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掉了。不辞而别。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向我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的，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我认为她典型属于那种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的人，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看看我，书记又说，“不过，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是有缺点的，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不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癫癫的。”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可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是叫领导头痛的，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有人觉得可爱，比如那个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想到昨天晚上我无疑是给了她难堪（不辞而别），若主动去见她，没准还要被她奚落一番。再想，她这样子去我们那里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我夹着候选人的档案回到招待所，开门进房间时，看见地上躺着两只信封。我不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们交来的答卷。昨天，我给三位又出了一道数学迷宫题，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谁。现在已有两人交答卷来了，我坐下看，发现两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心里一下子很高兴。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时交来答案，或交来了都是错的，最后还不知怎么来作裁定呢。现在看，起码有两人可供我选择。从答题的思路看，虽然两人各有千秋，但从感觉和简繁程度看，几乎都不差上下，难分高低优劣。这就是说，我几乎可以在两人中任意选一个，最后选谁将主要取决于档案材料了。于是，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他俩的档案，从中来明确我的抉择。就这时候，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是黄依依。她立在门口，见了我，还是昨天那种梦幻似的笑容。

　　“有事吗？”我问。

　　“当然。”她说，“但不是请你跳舞，放心好了。”

　　“什么事？”

　　“可以让我进来说吗？”不等我作答，她人已经进来，一边说道，“我是来应试的，你不会不准我进来吧？”

　　“应什么试？”我有意装糊涂。

　　“你不是在招揽人才嘛。”她瞪大了眼。

　　“是。”我不想跟她啰唆，只想打发她，“但我已经招到了，所以这工作结束了。”

　　“啊，这么说我来迟了？”

　　我说：“是。”

　　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尊姓大名，让我认识一下吧。”

　　我说：“我姓安，安在天。”

　　她问：“安同志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跟你一样，一个研究所的。”

　　她又问：“你们要人是去做什么的？”

　　我又语焉不详地答她：“做一个数学家能做和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做的事。”

　　她说：“别说得那么酸溜溜的行不行？安先生。”

　　我说：“这里没有先生，只有同志。”

　　她说：“告诉你，这又是一句酸话。”说着径自咯咯大笑起来。适时窗外吹来一股风，把茶几上的试题吹开了一页，露出了题目。黄依依对上面的那些符号显然很敏感，扫了一眼问我：“这是你在做吗？”

　　我说：“不是我做，是我要的人做。”

　　她说：“这就是你选人的试题？”

　　我说：“是。”

　　她说：“我能看看吗？”

　　未经我同意，已经拿在手上看起来。

　　我冷笑着说：“这可不是光靠大胆和笑声可以解答的。”

　　她答非所问，像进入了无人之地，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道数学游戏题……题面有意复杂化……出题的人肯定是心理变态狂……”一边跟梦游似的，飘飘然地坐直了身子，嘴唇无意识地翕动，完全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我惊诧于她这种突然间的变化，从刚才喜笑颜开的样子，到现在恍若隔世的样子，中间似乎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起承，没有接口，像她身体里有个神秘的开关，可以自便地转换状态。

　　迷迷糊糊的一会儿，她突然又似醒非醒地抬起头对我说：“我可以破这题，但需要一点时间。我可以带走吗？要么我就在这儿做？”我同意她带走，并把另一道题也找出来一并给了她。她拿了题半梦半醒地走了，感觉和她刚才进来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

　　我送她到门口，看她梦游似的样子，自己也变得梦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