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贺家彬的话也好，五光十色的街道风光也好，今天好像成心作对，全带着一种不管不顾、横冲直撞的劲头越过了她。谁也不看她一眼，问她一声，好像她是夏令时节摆在商店橱窗里的一顶冬天才用得着的毛皮帽子。
　　她忽然感到委屈。
　　就算她是一个顶干瘪、顶枯燥的职业妇女，她也有需要诉一诉委屈、听一听宽慰话的时候啊。
　　但是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她看成是一个没有性别，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大概连贺家彬也这样认为。
　　她摇头。也有例外的时候，比方那封匿名信。人们大概在中伤、造谣的时候，才想起她还是个女人，她的性别在这时才有意义。
　　从她胸膛的深处，发出沉沉的一声叹息。
　　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与往日显得有些异样。
　　他尽力在她那厚玻璃瓶底儿一样的镜片后面搜索。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遮在她眼睛上的那两块厚玻璃片儿，像安在窗上的两块磨砂玻璃。于是，玻璃后面的一切，全都显得影影绰绰，让人看不真切。
　　但他终于找到了一丝烦恼的影子，她那一向平稳的心境受到了骚扰。唉，总起来说，女人的神经比男人的脆弱，敏感。然而这样的流言蜚语，落在这样一个丑人儿的身上，分外让人感到残酷和痛楚。这永不会开花，也永不会结果的生命。
　　贺家彬伸出手来，挽着她的手臂，折回身子，沿着长安街向东走去。
　　一片不该在这仲夏的日子里飘落的绿叶，落在了叶知秋那方方楞楞的肩膀上。仁慈的、动人的绿叶。贺家彬没有给她拂去，就让它静静地留在那里，人是需要一点安慰的。
　　前面林阴路上，一个怀孕的妇女，蹒跚地走着。宽宽的后背像一块面板，穿着一件宽松的男人衬衣，嚼着一根雪糕。贺家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越过那个妇女。叶知秋却深深地叹息，心里想：不知给自己心爱的男人生个儿子是什么滋味不过她是不会哭的，眼泪是漂亮的、有人疼爱的女人才有的奢侈品。
　　“后悔了”
　　“不，伤心罢了。”
　　“往开想，算得了什么呢干什么不需要付出代价这，也算是我们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吧。有人曾付出过生命……”
　　“只是这代价未免太大了一点，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唉。”
　　“你把名誉这东西看得那么重吗”
　　“难道你不看重自己的名誉吗”
　　“不，我是说有人偏偏要糟踏你，你怎么办你因此就不活了吗可别做它的奴隶，你要是做了它的奴隶，你也就会被谣言所杀了。依我看，这也如同财产一样，全是身外之物。”
　　“那你为什么还要争取入党”叶知秋笑了，觉得她一定将住了他。
　　“我入党，可不是为了党员那块牌子，而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要研究它，实践它，还要用它来改善党内的状况。改善我们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它的一些成员仍然被小农意识控制，而不是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
　　叶知秋立刻环顾左右。简直是个疯子，要不是从学生时代他们就在一起，她准以为他神经不健全。她赶紧叮嘱他：“小声点，小声点，天哪!让谁听了只言片语，给你来个断章取义，你受得了吗”
　　“我说什么了‘小声点!小声点!’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贺家彬的声音反而更高了。“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科学来研究、实践，而不是当做经文祭起来，它似乎也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个部分，我觉得它的基础理论部分相当科学，比如说认识论。当然，整个来说，除了坚持不渝，它也面临发展、充实、完善的问题。”
　　叶知秋连连摇头摆手，忧心忡忡地制止他：“哎呀呀，越来越离辙了，你可别到处去贩卖这套东西，不然你要倒霉的。”她白了他一眼。“我真奇怪，你们支部怎么会通过你。”她一边说一边使劲儿地抖搂着手里的提包，好像贺家彬那些招灾惹祸的话全掉进了她的提包，她非把这惹是生非的东西抖搂干净不可。
　　唉，他原想给她消忧解愁的，没想到反倒给她添了烦。
　　从学校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事无巨细，他们永远可以找到吵个没完的分歧。也不知他们之中到底谁没有长进，或是他们都没有长进，长进的只是社会。
　　贺家彬每每只好迁就。他站在叶知秋的面前，叉开腿，摊开手，说：“你看看我怎么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我的社会责任感比冯效先和何婷那样的人差多少好吧，好吧，我以后注意就是。”那口气，就好像他在赏她的脸。
　　叶知秋自愧地微笑：“我在教你耍滑头。”
　　“没有办法，你是实际的。要不是方文煊局长做工作，差点通不过。要按何婷的本意，她才不会同意我呢。造的舆论真不少，左刁难、右刁难，把一个共产党，当成她们家开的小饭铺了。她想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她想什么时候关门就什么时候关门，她看谁不顺眼就不接待谁……要抓我的小辫子，自然有的是，都是我平时随口说出来的废话。”
　　“哪些方面呢”叶知秋问。
　　“首先是意识有问题。说我赞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淡化。
　　为什么家庭不应该淡化随着私有制的最后消灭，家庭这个细胞非破坏不可。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组合生活，将不再依赖法律的制约……因此，他们又说我提倡性混乱。简直无知到了极点。解放这许多年，我们只注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却很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伦理学……“
　　叶知秋觉得好笑：“你那是若干世纪以后的事，太远了，现时就是不懂，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得考虑大多数人现有的精神水准。”
　　贺家彬说：“不对，不研究这些，就很难使我们的精神文明达到应有的、与社会主义这个称号相称的高度。”又要吵起来了，贺家彬不愿。他接着说下去，“第二，指责我立场有问题。我对何婷说：‘请你说具体一点，别扣大帽子。’”她说：‘你是不是说过，每人长五级工资也不算多，国家欠了人民的账。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我说：‘每个人应该长五级工资的话我不记得说过没有，但我以为每个人都应该长工资，不长，国家是欠了账的。’”她说：‘国家现在有困难呀，你知道不知道’“我说：‘这和困难不困难有什么关系我指的是有人在调整工资的工作中起消极作用，比方说你。’”我‘她本来是想给我扣帽子的，没想到我又给她甩了回去。
　　她根本不明白我的话，一双眉毛挑得老高。说：‘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国家总理’“‘很简单，你可以把长工资这件事搞得更合理一些。根据提工资的条件，罗海涛不应该长，群众明明没提他。小温应该长，群众一致同意，可是你把小温的名字抹了下来，硬把罗海涛提了上去，同志们有意见，你还说大家串通好了给组织出难题。你不承认你把事情搅和得乱上加乱了吗’”她急眼了。使劲儿地拍桌子，说：‘现在我们要考虑你的党员资格问题。’“我说：‘你别拿这个问题威胁人，这个账你得记上，你今天给我拍了桌子。你凭什么给我拍桌子我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不是你家的小听差，你给我耍态度是不对的。’”她又给我告到冯效先那里。冯效先批评我：‘你和处长记账可不好，你不应该和何婷同志吵架、顶嘴。即使她不对，她也是领导，这里面有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你看，除了立场问题，又来了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把领导个人和组织等同起来呢”最后，又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无非因为我常去照顾一下万群的生活。难道我们都不去管她，让她独自一人孤儿寡母地去挣扎……“
　　“唉，她应该结婚。”叶知秋把别人的婚姻问题都看得非常简单。
　　“结婚跟谁她爱的人却不能要她。”
　　“你是说方文煊”
　　方文煊，这个既使贺家彬尊重，又使他觉得软弱的人。
　　也许不该那么苛求，各有各的难处。方文煊的难处究竟在哪里贺家彬实在想不通。就用顶陈腐的道德观念来解释也显得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方文煊靠边站，被开除了党籍。是他老婆提出要离婚，并且交出方文煊的几大本日记，以示划清界限。要不是那几本日记，可能方文煊还不至于被整得那么久，那么惨，更不至于被打断一条肋骨。老婆席卷了家里的一切财物，走了，多少年音信全无。
　　一九七。年在干校，方文煊才恢复组织生活。万群的丈夫自杀的时候，方文煊已经当了他们那个连的连长。不论怎么说，贺家彬都不能原谅那个自私的丈夫，丢下万群和一个没有满月的儿子，自己寻找解脱去了。
　　什么样的压力啊。
　　不知有意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干校设在一个劳改农场里，劳改犯人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喽，那个年月，臭老九和劳改犯是差不多的角色。就连休假日，也是沿用的劳改农场的办法，十天休息一次。天经地义，理应如此。《旧约全书》中《创世纪》的第一章很可能漏去一笔，耶和华上帝在六个工作日内把天地万物都创造齐了之后，一定又加了三天班，再造了点什么。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所受到的惩罚也不只是怀胎、生产的苦楚，丈夫的管辖，必须汗流满面终身劳苦于长满荆棘和蒺藜的土地上才能糊口。
　　分给万群的那间小屋，是劳改农场职工家属的一间厨房。也许南方人普遍长得矮小，房子显然比北方盖得低矮，像贺家彬那样的个头，挺直了腰板，脑袋几乎可以顶上房椽。
　　那间房子又暗又潮，房角里、床板下，凡是鞋底儿蹭不到的地方，全可以看到一层白毛。那地方做豆腐乳和豆豉一定很合适，在那样的房间里，除了人不发霉，什么都可以发霉。冬天，阴冷、阴冷。取暖的木炭，是五七战士在山窝窝里烧的，然后每人自己上山背下来。入冬以后，一天也不间歇的雨，一气可以下上七七四十九天。山路又陡又滑，就是男人，就是肩上没有一副木炭挑子，浑身上下也会滚得像个泥猴。
　　那一天早上，天还黑着，集合的哨子就响了，人们吵吵嚷嚷地互相招呼着，提醒着不要忘记该带的东西。万群靠在床上，有一种置身世外的感觉，屋外的一切声音都和她是无关的，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她这个人，她听着上山背炭的人走远了，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万群知道，她应该上山去背炭。然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她曾努力迫使自己爬起来，却是真真的身不由己。能够自己行动的，只剩下了思绪，她探身摸摸小儿子身旁的暖水袋，已经凉了，应该换上热水；悬在头上的尿布，和刚晾上去的一样，依然湿漉漉的，但愿儿子别再尿湿，再没有可换的干尿布了；她又多么想吃一碗热乎乎的、煮得软软的挂面，哪怕没有虾仁、鸡蛋……在北京的时候，她却顶讨厌吃挂面。
　　应该有一盆炭火，烤干尿布，烧点热水，煮一碗挂面。但上哪里去找火呢她原是不肯求人的，现在就更加不能。“反革命家属”!这是丈夫留给她和儿子惟一的遗产。哭吗她才不哭。并非所有的人，在夜路上遇见打劫的强盗都要哭的，人适应灾难的能力，远远比想象的强。
　　感慨、追悔，全都无济于事的。孱弱的她，只能像一头母狼那样顽强地把身边的小儿子养大。
　　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呢，他原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像万群这种“逍遥派”闲得无聊的产物。
　　万群在自己心上与其说是找到了母爱，还不如说是找到更多的责任。也许她是例外，很多人以为女人的爱像蓄水池里的水，随便什么时候一开闸门，就会哗啦、哗啦地流泻出来。
　　丈夫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品，婚后勉强维持的虚假的和睦，人们的白眼，阴冷潮湿的小屋，她不得不挣扎着自己照顾自己月子的苦处，万群全当成她对生活的轻信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她没有更多的希求，只求时光快快地流逝，到那时，一切当时觉得惨痛难熬的东西，都会成为回忆。
　　当发湿的木炭，在每一间阴冷的小屋里哔哔剥剥地爆出小火花的时候，人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围着红泥小火炉，一面喝着白酒驱寒，一面嘻嘻哈哈地穷寻开心。就在这时，万群那被人遗忘的小门开了，方文煊和贺家彬背着两麻袋木炭走了进来。两人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在雨里整整地淋了一天啊。他们的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再也分辨不出他们之中谁曾是局长，谁曾是某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只是两个背木炭的人，两个被寒冷、饥渴、劳顿困扰，同时又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充满了同情的人。
　　方文煊那一头并不浓密的花白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袋上，显出方方正正的额角。厚厚的嘴唇冷得发青，眼角、额头的皱纹里，亮晶晶地蓄着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右脚上的雨靴被山上的毛竹划破了，身上那件对襟的老蓝布棉袄太瘦……浑身上下，透着一种挣扎过的狼狈和无奈。
　　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场景，不知怎么竟会使她联想到圣诞之夜和圣诞老人；想起大学时代，年年除夕的化妆舞会；想起年年“三八节”早晨，宿舍窗台上放着男同学送给女同学的节日礼物……然而，那一切不过是快乐的游戏，这里却是良知对艰难、复杂、严峻的生活做出的回答。
　　好像没有干校、没有万群丈夫的自杀、没有反革命家属、没有雨、没有陡滑的山路、没有木炭……好像一分钟以前，方文煊刚刚在北京谁的家里品完茶、聊完天，恰巧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了万群，打个招呼似的问道：“火炉在哪儿”
　　贺家彬从堆满破东烂西的床底下找出了火炉。
　　方文煊又问：“有引火柴吗”
　　贺家彬又在床底下乱翻。“没有。”
　　方文煊出去了。过一会儿拿来一小段杉木和一把砍刀。贺家彬动手劈柴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