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２）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３）的创作小说，陈嘏（４）和刘半农（５）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７）一八八三年顷，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８）也早借了苏鲁支（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１０）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１１）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１２）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３）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１４）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１５）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１６）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１７）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１８）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１９），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２０），《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２１）；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２２）和七千部《点滴》（２３）。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２４）。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２５）。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Ｍｕｓａｉ）上，由胡山源（２６）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２７）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２８）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２９）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３０）；钱江春和方时旭（３１），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３２），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３３），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３４）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ＧＧｉｓｓｉｎｇ）（３５）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３６），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３７）的果汁：王尔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３８），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波特莱尔（Ｃｈ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３９），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４０）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４１），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４２）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４３）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Ｐｒｏｅｍ”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４４）。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４５），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４６）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４７）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４８），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ＰｅｔGｆｉＳáｎｄｏｒ）（４９）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来—疤?的闶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５０），后来是《京报副刊》（５１）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５２）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５３）和李健吾（５４）。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５５）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５６）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５７），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５８）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

　　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ＶＥｒｏｓｈｅｎｋｏ）（５９）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６０）；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６１），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６２），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Ａ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６３）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６４）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ＨＳ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６５）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６６）的老手居多。凌叔华（６７）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６８），汪静之（６９）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７０）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７１），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７２）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７３）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７４）。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７５）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７６）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７７）。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７８）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巴札罗夫（Ｂａｚａｒｏｖ）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Ｓａｎｉｎ）（７９）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Ｓｈｅｖｅｒｉｏｖ）（８０）式的憎恶”的前途。未名社（８１）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８２），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８３），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８４）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劝，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地之子》的后记里自己说——

　　“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

　　此后还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五

　　临末，是关于选辑的几句话——一，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在这里，一九二六年后之作即不录，此后的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等，也不论。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编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发表过的初期的文章，集子里有时却不见，恐怕是自己不满，删去了。但我间或仍收在这里面，因为我以为就是圣贤豪杰，也不必自惭他的童年；自惭，倒是一个错误。

　　三，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

　　以上两点，是要请作者原谅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种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说集当然也不少，但见闻有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至于明明见了集子，却取舍失当，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来勉强辩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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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印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是那一时期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编选，至二月底选讫，五月间又最后删定，七月间出书，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７４页注（３）。该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六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３）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后为僧，号曼殊，广东中山人，文学家。曾参加南社。著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发表他的小说《碎簪记》。

　　（４）陈嘏当时的一个翻译家。《新青年》自创刊号（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连载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

　　（５）刘半农参看本卷第７３页注（２）。他所译葡萄牙席尔洼的小说《欧洲花园》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６）胡适参看本卷第１５页注（１５）。当时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在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过所译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等。

　　（７）果戈理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５）。《狂人日记》，短篇小说，内容描写一个小职员因爱慕上司的女儿而发狂的故事。（８）尼采参看本卷第４０页注（４）。这里所引的话见《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

　　（９）安特莱夫（UaijkJJ，１８７１—１９１９）俄国作家。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１０）《新潮》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不久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伦等赴欧美留学后，该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１１）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花匠》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九年四月）。（１２）罗家伦（１８９７—１９６９）浙江绍兴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客。这里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１３）易卜生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１０）。他在《娜拉》和《群鬼》中提出了婚姻和家庭的改革问题；在《国民之敌》和《社会柱石》中提出了社会的改革问题。《娜拉》和《国民之敌》曾译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一九一八年六月）。（１４）杨振声（１８９０—１９５６）山东蓬莱人，小说家。曾任北京大学、武昌大学教授。他的短篇小说《渔家》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描写在渔霸剥削和警察勒索下的渔民的悲惨遭遇。（１５）汪敬熙（１８９７—１９６８）浙江杭县人，小说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这里所说“好学生的秘密”，指短篇小说《一个勤学的学生》，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苦人的灾难”指短篇小说《雪夜》，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后来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号（一九二五年五月）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瘸子王二的驴》等。他的短篇小说集《雪夜》收作品九篇，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１６）欧阳予倩（１８８９—１９６２）湖南浏阳人，戏剧家。《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曾发表他的短篇小说《断手》。

　　（１７）叶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和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１８）《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主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这个杂志的主要成员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原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１９）《玉君》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现代社发行，《现代丛书》之一。作者在该书《自序》的末尾说：“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

　　按邓叔存即邓以蛰，陈通伯即陈源，胡适之即胡适。（２０）《新青年》月刊于第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年九月）起，设编辑部于上海，由新青年社出版（以前该刊系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２１）《新潮》最末一期第三卷第二号是《一九二○年名著介绍特号》，于一九二二年三月间出版。

　　（２２）《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编，共收杂文八十四篇及附录三篇，一九二○年十月出版。蔡孑民，即蔡元培。（２３）《点滴》周作人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年八月出版。

　　（２４）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指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指创造社等。

　　（２５）弥洒社文学团体，胡山源、钱江春等组成，一九二三年三月在上海创办《弥洒》月刊，共出六期。弥洒，通译缪斯，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２６）胡山源江苏江阴人，曾任世界书局编辑。他的短篇小说《睡》和《碧桃花下》（文中误作《樱桃花下》）分别发表于《弥洒》第一期和第三期（文中误作第一期）。

　　（２７）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英语：灵感。（２８）陈德征浙江浦江人。一九二七年以后依附国民党右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２９）“垄断文坛”创造社为《创造》季刊出版刊登的广告中有这样的话：“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

　　（３０）唐鸣时浙江嘉善人，翻译工作者。赵景沄（？—１９２９），浙江平湖人。他的短篇小说《阿美》发表于《弥洒》月刊第一期。方企留，应为张企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曹贵新（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后），江苏常熟人。

　　（３１）钱江春（１９００—１９２７）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弥洒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方时旭，笔名云郎，浙江绍兴人。（３２）浅草社一九二二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办《浅草》季刊，一九二五年二月出至第四期停刊。

　　（３３）冯至河北涿县人，诗人。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浅草》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蝉与晚祷》。

　　（３４）《沉钟》周刊文艺刊物，沉钟社编，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共出十期。一九二六年八月改出半月刊，中经停刊复刊，至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第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除原浅草社同人外还有杨晦等。

　　（３５）吉辛（１８５７—１９０３）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著有《文苑外史》（ＮｅｗＧｒｕｂＳｔｒｅｅｔ）、《四季随笔》（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ＨｅｎｒｙＲｙｅｃｒｏｆｔ）等。

　　（３６）“径一周三”即直径与圆周的比。语出《周髀算经》卷上汉代赵君卿注：“圆径一而周三。”

　　（３７）“世纪末”原指十九世纪末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呈现颓废现象，在此时期出现的具有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世纪末”文学。（３８）王尔德（１８５６—１９００）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夫人的扇子》等。

　　（３９）波特莱尔（１８２１—１８６７）法国颓废派诗人。著有诗集《恶之华》等。

　　（４０）“沉自己的船”是《浅草》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所载高世华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写水手们因不堪船上北洋政府士兵的凶暴，把船撞沉，同归于尽。这里所说绝处求生，是指小说结尾沉船时，水手们唱着歌：“不若就地齐下灰（水）……齐向死里去求活……”

　　（４１）“春非我春，秋非我秋”语见《汉书·礼乐志》中《郊祀歌》之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４２）莎子原名韩德章，天津人。这里说的托辞小草，是指他在《沉钟》周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白头翁底故事》，写一种名叫白头翁的小草，开花后经风雨摧残，花冠雕零，只留下白色绒毛，自以为还是青春少年，却被同伴们讥为“白发老人”，因而感到悲伤。按沉钟社中有一些四川作家，但冯至和莎子都不是。

　　（４３）陈炜谟（１９０３—１９５５）四川泸县人，小说家。《炉边》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小说七篇，卷首有Ｐｒｏｅｍ（英语，序言或小引的意思）一篇。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出版。

　　（４４）这是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剧本《沉钟》里面的故事。（４５）冯文炳（１９０１—１９６７）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小说家。《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作品十四篇，一九二五年十月新潮社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我开始做小说，在一九二二年秋天……都可以说是现在的产物，我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４６）冯沅君（１９００—１９７４）河南唐河人，小说家、文学史家。《卷劝》，《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书中所收小说四篇，都先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过。（４７）陆侃如（１９０３—１９７９）江苏海门人，文学史家。冯沅君的丈夫，曾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

　　（４８）《春痕》中篇小说，冯沅君著。内容是“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五十封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４９）彼兑菲（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约翰》等。

　　（５０）《晨报副刊》北京《晨报》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停刊。《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政府，但其副刊在孙伏园编辑期间（一九二四年十月以前），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五年十月以后，改由新月派的徐志摩编辑。（５１）《京报副刊》《京报》是邵飘萍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京报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闭《京报》时停刊。（５２）蹇先艾贵州遵义人，小说家。《朝雾》收《水葬》等短篇小说十一篇，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水葬》写贵州乡间一个穷人因偷窃被人抛入水中淹死（水葬），而他的老母天黑后还在倚门等候着他回家的故事。

　　（５３）裴文中河北丰润人，考古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戎马声中》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晨报副刊》。（５４）李健吾山西安邑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晨报副刊》。（５５）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丹麦文学批评家。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题为《侨民文学》（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关于几位流寓国外的法国作家的评论。

　　（５６）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小说家。《故乡》，《乌合丛书》之一，收《父亲的花园》等小说二十七篇，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短篇小说《石宕》是《故乡》之后的作品，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写几个石匠在山石崩裂下丧生的惨剧。

　　（５７）“虽有忮心，不怨飘瓦”语出《庄子·达生》：“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

　　（５８）王鲁彦（１９０２—１９４４）浙江镇海人，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柚子》，收《秋雨的诉苦》、《灯》、《柚子》、《华丽的头发》等十一篇，一九二四年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爱罗先珂（blmGnJjLG，１８８９—１９５２）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所作童话剧《桃色的云》曾由鲁迅译成中文，其中的主角是一只地下的土拨鼠。

　　（６０）这里的一些话都见于王鲁彦的小说，如在《灯》中说：“罢了，罢了，母亲。我还你这颗心……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又在《柚子》中说：“托尔斯小先生说过：‘自由之代价者，血与泪也。’”又在《华丽的头发》中说：“她很有学问。她接着说了许多达我文的进化论的原理，又举了许多牛克司，克鲁屁特金等等的欧西名人的话来引证。”（按“托尔斯小”、“达我文”、“牛克司”、“克鲁屁特金”系对托尔斯泰、达尔文、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谑称。）（６１）指黎锦明在他的短篇小说《社交问题》（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晨报副刊》）中的话：“《小说月报》之《橘子》一篇作品，只觉得满目的油滑调，而且不曾感得一丝毫忠实的兴味……湖南人底头，橘子！杀人的事描作滑稽派小说，真是玩世！”（按这里说的《橘子》，即指王鲁彦的《柚子》，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期。）

　　（６２）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他的短篇集《烈火》收《轻微的印象》等小说十篇，一九二五年开明书店出版；又《破垒集》收小说八篇，一九二七年开明书店出版。

　　（６３）斯忒林培黎（１８４９—１９１２）一译斯忒林培克，通译斯特林堡，瑞典作家。他是一个轻视妇女解放论者。所著短篇小说集《结婚》，对妇女解放持嘲讽的态度。黎锦明的《社交问题》是写一个女青年追逐虚荣、对爱情采取轻率态度的小说。

　　（６４）“磊砢山房”清代文学家屠绅的书室名。屠绅（１７４４—１８０１），字贤书，别号磊砢山人，江苏江阴人。著有长篇小说《瞫史》、笔记小说《六合内外琐言》等。

　　（６５）显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兰小说家。著有《你往何处去》、《火与剑》等。

　　（６６）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６７）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等。这里说的“出轨之作”，指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的《酒后》，写一个年青的妻子酒后要求丈夫同意她去吻一下酒醉的客人。

　　（６８）川岛章廷谦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月夜》。

　　（６９）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著有诗集《蕙的风》、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等。

　　（７０）莽原社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鲁迅、高长虹、韦素园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办《莽原》周刊，由鲁迅编辑，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止；次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发行；八月鲁迅去厦门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二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７１）高长虹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６）。下面所说的“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指高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的总题为《幻想与做梦》的小品。

　　（７２）魏金枝（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嵊县人，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后收入短篇集《七封书信的自传》。（７３）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小说家。他的短篇集《荆棘》收小说十一篇，是《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他在《刺的文学》一文中说，“文学家……的作品也不是只为浮在面上供一般吃了饭没事干的人赞赏的奶油”。（７４）这里是指黄鹏基的两个短篇：《我的情人》和《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分别发表于《莽原》周刊第三十一期和第二十五期，后来都收入《荆棘》。

　　（７５）尚钺河南罗山人，小说家、历史学家。他的短篇集《斧背》收小说十九篇，《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八年五月泰东图书局出版。

　　（７６）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飘渺的梦》收小说十四篇，《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引在这里的几句话，就是这本小说集的题词。他在题为《野花》的一个短篇中说：“我深深忏悔，向已经失去的童心，忏悔那过去的往事，儿时的回忆，稚子之心的悲与欢。”

　　（７７）《我离开十字街头》向培良的中篇小说，《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光华书局出版。他在这书的《前记》里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反抗者，虚无的反抗者……但是我非常爱他，因为我在他强有力的憎恨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来。”

　　（７８）“末人”尼采著作中的用语，与“超人”相对，指平庸猥琐、浅陋渺小的人。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序言》第五节中说：“‘我们发现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目夹着眼。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据鲁迅译文。）（７９）巴札罗夫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主角，文学作品中最早的虚无主义者的典型。沙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沙宁》的主角，虚无主义者。

　　（８０）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角，无政府主义者。

　　（８１）未名社参看本卷第６８页注（２）。

　　（８２）韦素园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２）。（８３）李霁野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所著短篇小说集《影》，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其中《嫩黄瓜》篇中有这样的话：“手抚摸着藤叶，我可以清清楚楚摸出它的叶脉来。”

　　（８４）台静农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他的短篇集《地之子》收小说十四篇，《建塔者》收小说十篇，二书都编入《未名新集》，由未名社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三○年八月先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