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２）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３）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４）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为例——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天津《大公报》的《小公园》，八月十八日。）“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斗争’。）”云。
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读者，大约一定也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之感。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５），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６），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７），现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们有作品。但中国也有的。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８）；——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问。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９）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兑飞（１０）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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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３）“不隔”见王国维《人间词话》：“间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又：“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４）炯之即沈从文。
（５）关于古典主义者与罗曼主义者相骂，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观众中支持古典主义的顿足、起哄，拥护浪漫主义的则狂热喝采，双方的喧嚷声混成一片，甚至引起斗殴。罗漫主义，今译浪漫主义。（６）左拉（m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国作家。一八九四年，*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莱孚斯被诬泄露军事机密罪判处终身苦役。左拉于一八九七年对此案材料作了研究后，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德莱孚斯辩护，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侵犯人权，以致被控诽谤罪而逃亡伦敦。在这一事件中，法国报刊不断刊载攻击他的文字和漫画。直至左拉死后四年（１９０６），该案终于真相大白，撤销原判，德莱孚斯恢复军职。（７）一八九五年马奎斯指摘王尔德与其子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恋，道德败坏。王尔德在道格拉斯的怂恿下，控告马奎斯诽谤自己。因证据对王尔德不利，结果他被判两年苦役，于一八九五年五月入狱。出狱后流寓国外，死于巴黎。
（８）指新月社的人们。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９）“死的说教者”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６）。（１０）彼兑飞即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这里所引是《我的爱——并不是……》一诗的最后两节。鲁迅曾译有全文，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九、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