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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结果得到了最高 
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 
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 
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 
97年的 
562个黑人下降 
到 
98年的 
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 
1045个下降到 
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 
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 
密歇根大学的 
Gratz/Grutter对 
Bollinger案。2003年 
6月 
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 
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 
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 
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 
1978 
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 
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 
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 
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 
6比 
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 
5比 
4惊险 
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 
“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 
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 
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 
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 
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 
30年 
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 
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 
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 
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 
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 
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 
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 
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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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 
“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 
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 
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 
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 
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 
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 
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 
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 
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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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悼念死者 


4月 
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 
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 
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 
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 
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 

可惜，这 
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 
院里同一天死去的 
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 
脱落 
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 
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 
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 
365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 
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 
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 
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 
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 
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 
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 
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 
20世纪初年均 
2000多个人死亡到 
50年代年均 
500多人死 
亡，再到 
90年代年均 
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 
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 
“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 
362个 
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 
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 
20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 
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人死亡，直接导致 
了 
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 
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 
1951年以来最大， 
78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 
1969年 
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 
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 
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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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 
40个小时的 
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 
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 
到 
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 
2/3。 


06年 
1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 
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 
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 
4倍；要求矿主必须 
在 
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 
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 
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 
1910年 
矿务局的成立，就是 
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 
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 
法”，就是 
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 
证了每 
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 
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 
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 
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 
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