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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
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
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
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
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
97
年到
04年下降了
24％；西弗杰尼亚州
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
了
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
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
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
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
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
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
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
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
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
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
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
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
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
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
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
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
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
64万，而在另一
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
生在中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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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很多事都觉得新鲜。其中有一样，就是电视里的药品广告。除了宣传
药品的功效以外，广告里都有长长一段话，交代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和风险，也就是刚说完这
个药如何让你从此免受关节炎之苦，然后突然来一段：“吃这个药可能引起头晕、恶心、拉
肚子，增加心脏病的概率……”当时我一看就乐了――这样做广告，能卖出去药吗？谁敢买
啊？
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如何广告没有用，厂家会傻到去做广告吗？据统计，
美国药厂
2005年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广告费用就高达
48亿美元，加上针对医生的
70亿广
告费，可见美国医药广告行业烧钱的火势之猛。药厂当然不会做赔钱的买卖，有统计表明，
药厂每在广告上花费
1美元，就可以从消费者身上挣回来
4.25美元。
这么多钱砸进了广告，会不会把药效吹得天花乱坠呢？暗示性的吹嘘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
如，电视画面显示，一个病人在服药之前愁眉苦脸，在服药之后却欢声笑语，暗示该药翻天
复地的效果。不过，“吹”亦有道。按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1997年出台的“面向消费者的
广告行业指导”规定，药品广告必须对其可能的副作用做出说明，同时，电视广告中还应该
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显示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显示一个网址；提及一个印刷品或者资料册；
提及向医生咨询。所有这四个要素，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有机会获得该药的详情。总之，药
品广告要合乎“一个声明，四个要素”的模式。
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呢？后果当然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世界知名的默克医药公司，最近就因此狠狠栽了一个跟头。这个公司
99年研制出一种止痛
药
Vioxx并且猛做广告，03年销售高峰期该药销售总额曾达到
25亿美元。可惜好景不长，
人们逐渐发现，这个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两倍，而默克公司在初期广告中没有对此作出
声明。接下来是什么后果呢？消费者风起云涌的起诉。从
06年
4月一个
77岁的老人起诉
默克，声称
Vioxx导致他心脏病发作、并成功赢得了
450万美元的赔偿以来，默克就陷入
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07年
3月另一个消费者的胜诉创造了破纪录的赔偿额：一
个爱达和的邮局工人赢得了
2000万美元的赔偿额，同时默克公司还要为此接受
2700万
的罚款。判决的理由仍然是：默克公司没有在广告及标签中提供足够的警告。目前，默克仍
然任重道远：还有
28000个
Vioxx官司要一个一个打呢。
这点事在中国，一个医药公司也许可以和法官一餐饭或者一个红包“搞定”，但是在美国，默
克公司不得不为此接受“千刀万剐”。在这个背景下，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辉瑞医药公司会在
06年放弃研制一项降胆固醇新药了――虽然已经投入了
8亿美元，但是试验显示该药增加
病人的死亡率。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就是扔掉那
8亿，也不能被人民群众追杀得无处可
逃。
这样重大的商业事故，导致的不仅仅是医药公司从此更谨小慎微，而且也给制度改进提供契
机。Vioxx出事以后，就有议员
05年提案“药品广告责任法”，要求一个新药必须在试用三
年之后才能开始面向消费者作广告。事实上，有不少社团干脆要求政府下令禁止针对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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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药广告。提出这一主张的社团表示，巨额的广告费提高药品成本和价格，又容易误导公
众，得不偿失。
当然，增加药品安全，不仅仅是广告监督的问题。广告监督仅仅是药品安全监督的一小部分，
其他更重大的环节包括药品的严格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的资格认证、对消费者申诉的处理机
制、司法机构的独立裁决等等。
那么，美国对保健品广告，又是如何管理呢？首先，保健品不是药品，根据法律规定，它的
上市不需要经过药检部门的审批，但是在药品说明书上必须注明它的功效“没有得到食品药
物局验证”。同时，在广告中可以宣传它对身体“结构或者功能上的好处”，但是不得宣称自
己能够“治疗任何疾病或情况”。其次，即使是保健品，一切广告信息都必须是“真实的、没
有误导性的、有科学依据的”，而且这个科学依据必须“有力而可靠”：由专家以公认的方式
研究试验；数据结果不能有选择性，产生数据的附加条件不得隐瞒。尤其被强调的是，个人
经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算作科学依据。再次，与药品广告相同，保健品广告中必须交
代此药的副作用和风险，而且这个交代必须以醒目、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比较有意思的
是，法律还规定，不仅仅是产商，而且“产品推广中任何有关方面，包括广告商、发行商，
零售商、电视台等等
”，都有义务确认广告的真实性和科学依据的充分性。
最近，中国
315晚会曝光了藏秘排油，批判其误导性的广告，其代言人郭德纲也因此受到
批判，据说一个老头还打算起诉郭德纲。这事怪不怪郭德纲呢？中国的法律我不太清楚，但
是如果按照美国法律“任何方面都有义务”的说法，这个老头儿起诉郭德纲不是全无道理，当
然他更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起诉厂商、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不过，虽然这
事郭德纲有点责任，但主要肯定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警察不抓小偷，
还能怨路人不见义勇为？消协与其苦劝明星们不要滥作广告，不如劝国家药检机构强化管理，
劝人大增加相关立法，劝法院为民作主，劝这些权力机构追问吹牛不打草稿的厂商：你有什
么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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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管得着吗
有一次看美国某地方选举的电视辩论，主持人问几个候选人：你们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什么？
我当时一愣：好大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似乎所有人都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但对它的回答及争论，实际上
构成一部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史。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就是给自由的
市场竞争提供一个法律的保障；比如，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会认为，政府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
道德的教化；比如，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控制资源的流动来保证社会
的平等。
当时有一个候选人的回答，最贴近我的想法，他说：政府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暗合了我的主张：一方面，它主张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给公众“喂饭”，而是通过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来帮
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说历史一场演出，那么公众应该是舞台上的演员，政府则应该仅仅是
搭舞台的、打灯光的、放音乐的“服务人员”而已，既不能通过直接参与演出来“与民争利”，
也不能通过对演员指手画脚来干扰演出。
但是，政府真的能够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更重要的是，政府真的应该仅仅做一个“服
务人员”吗？最近美国发生的几件小事，引发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是
06年
12月纽约市通过一项法令，限令餐馆
08年
7月之前停止使用“反式脂
肪”烹饪食品。“反式脂肪”是一种氢化了的植物油，口感好而且易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