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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
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
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
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
文章中大放光芒。从
5月份开始，《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
这个
30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 他们说---- 这个老头是美国
“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
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
“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
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
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
Leo Strauss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
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
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
说，西方国家不但要
“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
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是
2003年----施特劳
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 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
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
“新世界”---- 人们急需一种
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
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
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 据说----
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
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Paul Wolfowitz---- 他是美
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
Allan Bloom的学生，而
Allan 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
政策委员会的主席
Richard 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
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
Irving Kristol
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著名的杂志
National Review，Commentary，
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
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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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
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
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
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
“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
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
Wolfowitz把握要职，
而要说他
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
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
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
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 更孤
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
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
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
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
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
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
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
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 通
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 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
“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
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
赖“德行”；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
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
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
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
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
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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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
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
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
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
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
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
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
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
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
在他死去
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
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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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奸“克拉克”
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
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
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
“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
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
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
1927年，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
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
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
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
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
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