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翌

    年一月发表的《我是猫》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

    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岁。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这之

    前，他只零碎写过俳句，也没有形成风格。漱石四十九岁病逝，生命不长，创作经历更

    短，前后不过十年。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一般说，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要有构思的过程，有的甚至还有个小说提纲，

    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说来奇特，《我是猫》成为长篇小说，却是另一种情况。

    漱石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子规死后，《杜鹃》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鹃》同人组织的“山会”上，他朗读了《我是猫》，颇得好评。

    《杜鹃》杂志载于新年号，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在下是猫。还没名没姓。”以演说姿

    态开始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我”的原文为“吾辈”，后来成为小说的题

    名。“吾辈”、“余辈”、“我辈”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强调用猫的眼睛观

    察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有嘲讽的意味。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冻饿不堪，命运

    是不幸的。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

    《猫》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进一步让猫

    观察下去，二月号《杜鹃》发表了续篇，四月号发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号完成最

    后一章节第十一篇。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

    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惭构思的，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既像抒情的

    “写生文”，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作者后来说，它“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

    尾的海参似的。”

    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

    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

    一九○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最郁闷的一段时

    间。

    回国后，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要求妻子

    以他为绝对权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漱石作

    俳句：“病妻室内灯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见，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镜子的

    精神病已经很严重。漱石留英期间，曾给镜子写信，倾诉自己很孤独，责怪妻子不写信。

    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时传说他疯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护

    送回国的电文。回国后，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夫妻间的关

    系也越来越紧张。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一次四岁长女将

    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动手打了女

    儿。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请医生做过诊断。漱石的急躁、愤怒和越轨，反映了他对镜

    子的期望破灭。

    回国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工作亦不顺利。“英国文学概说”前任教授

    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后讲“文学论”，同样不受欢迎。

    他情绪低落，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绝少出门。碰上好天气，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

    池边度过。他一度想要辞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

    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

    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

    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

    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

    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

    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

    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

    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

    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

    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

    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

    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

    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

    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

    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

    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

    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

    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

    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

    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

    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

    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

    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

    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

    “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

    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进一

    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

    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

    “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

    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

    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

    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作家对

    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我是猫》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

    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

    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一九○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

    孔对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

    别。”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

    《我是猫》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金权社会”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即“利

    害”、“正邪”、“善恶”、“不安”、“空虚”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

    揭发者与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讽和评断。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

    人的感叹和兴味。

    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无法指明克服维

    新不彻底性的办法。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那就是

    推进“内发的”变化。不过，漱石所说的日本的“内发”，与欧洲也不同。他认为欧洲

    的文明也是失败的，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日本的另一条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

    “则天去私”。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在《猫》中，铃木藤十郎的“狂”、

    甘木医生的“死”和八木独仙的“信”都演绎着“则天去私”的观点。漱石虽然也嘲讽

    独仙的东方的“自然法”的修养，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

    “则天去私”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

    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说，“权力的威压”、“金钱的诱惑”会导致危险的

    后果，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一个人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我毫无

    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国家主

    义”不是背反的，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他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

    主义，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就像寒

    暑表的升降一样。”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

    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世界观的认识，

    是打开《我是猫》的门户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

    《猫》的译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诗人、编审，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我们在

    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现在他要我为《猫》写序，我高

    兴地答应了他。是为序。

    吕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