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震荡与博弈（1998—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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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7/26
第四部分：震荡与博弈（1998—2002）（2）
〖庄家凶猛，股市怪胎成锢疾〗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首先，那些当年素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所谓的“壳资源”。其次，中国股市自创建以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存在很古怪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而且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2/3，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其结果是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极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现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代价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此时，时年70高龄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站了出来，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赌场”。他说：“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股市因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这位为人谦虚、和蔼可亲的老人后来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尽管股市问题充分暴露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年轻与幼稚，以及先天不足的制度性缺陷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整体看来，中国的经济仍充满活力，企业家们意气风发。
9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的年会在上海如期举办，300多名跨国公司领导人赶来，其中有60多位“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裁。美联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兴奋，时间、地点和议题都是。那感觉就好像是超级杯（美国职业橄榄球总决赛，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节目）现场，人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比赛。”跟务实的跨国公司领导人相比，与会的200多位中国企业家则表现得更加亢奋，他们迫切想从世界级企业家身上取到真经，日后很多人把这次年会看做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又一个好消息在1999年底传来，11月15日，一张真正的全球化“门票”终于预售成功了，这一天，中国与美国正式达成协议，后者表示支持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谈判一度在5月陷入僵局.5月8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媒体记者死亡。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点起蜡烛，为死难者守夜，转而冲向他们心中能代表美国的跨国公司。麦当劳被迫关门歇业一天，IBM大楼的玻璃被石头击中了，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紧张地在公司向员工发出安慰邮件，称“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关门，职员可以回家避难”。学生们的情绪很微妙，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在学校贴出标语——“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而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就在反美情绪如此高涨的同时，美国又与日本公布了以亚洲周边国家为假想敌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但危机终于过去，中美WTO谈判协议在1999年底戏剧性地达成了。也许所有伟大的时刻都充满了戏剧性。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