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院落的老阍人”。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水牛”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银杏亭”。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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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芍药及其他·下乡去》。

　　其实沫若自己就是一株银杏，也是一头水牛。在云遮雾障的山城，“银杏”始终躯干笔立，生生不息，“水牛”永远任劳任怨，耕耘不止。一九四三年七月，“热气团”袭击重庆，沫若中暑发烧，于病中还在惦念答应于怀（即乔冠华）为《群众》周刊撰文论述墨子的事。近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外研究历史蔚然成风，以新史学的观点纂述的古代史或古代学术思想史，不断地有鸿篇巨著问世。朋友们的这些努力和劳绩，对沫若说来不啻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也使他越发想恢复周秦诸子的研究。“人生如登山”这句老话，对现时的他却产生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就是这样永不歇脚，永不满足，以顽强的毅力从一个高峰攀登上另一个高峰，他认为这是“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这一年的七月底，沫若的烧刚退，就匆匆挈眷下乡，重与水牛山和白果树为伴了。下乡的第二天，他从研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开始，接着温习了几天《墨子》，即执笔为文，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草成《墨子的思想》，打响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炮。落霞把全家院子染得一片金红，他捧着手稿徘徊在白果树下，低声细心校读：“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这样写是否太“偏恶”了墨子？朋友们不免又要说我“袒护儒家”了。他们可知道，在我是有我的客观依据的，我是平心静气地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一番，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把他们各自孤立起来，凭主观臆断去任意加以解释。他不知在树下已经兜了几圈，经过了又一番过细的思虑，终于心安理得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对吴起的同情。读《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辅助悼王变法，而在悼王驾崩时，他亦被一些反动贵族所射杀，这些贵族中就有墨家门徒在。从这里，沫若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即决定作《述吴起》。八月二十日开始动笔，夜间略睡片刻，又起身于菜油灯下继续奋战。吃下立群为他准备好的一碗冰藕，精神显然更加振作。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第二天午后，这篇一万二千字的论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实的资料论定“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当与孙武、商鞅并称，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虑到时下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因陈、吴失败，故墨家灭亡。这是一大疑问。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后儒者的动向，却适得其反，证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农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为最多，因而沫若认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为意外收获，于是又写《秦汉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刚搁笔，他的兴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音乐上面去了，遂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诞生。这之后，他读《吕氏春秋》，发觉吕不韦实为一非凡人物，忽尔意动，想写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斗争。接连几天反复钻研《吕氏春秋》，并用抄本将有关资料分类摘录下来，细加考述，力图确凿可靠。在写作过程中，得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揭载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尽快完成了《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洋洋洒洒，四万余言。怪不得他的部属要说：“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质上是诗人，连写文章、考古，也多用诗的方式。长江大河，飞沙走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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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后，沫若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韩非子身上。《韩非子》篇目窜杂，翻来复去不知读了多少遍，可确定为韩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论，愈读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记中写着：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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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十批判书〉后记》。

　　如果一一考证各篇的真伪，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账，诗人的气质和兴趣根本不容许他写那样的文章。再这样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过了，他想摆脱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书斋去访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也拿了出来。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沫若觉得抱石的作品已经进步得惊人，遗憾的是他的经济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象傅抱石这样多才多艺的当代艺术家，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沫若心中好不纳闷、不平，他愿意向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多多推荐抱石的画。抱石挑了一幅《桐阴读画》赠送给他。这是一幅长条，七株大梧桐树参差挺立，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卷。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泻。桐树之间，补以绿竹。图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阔，气势苍沛。沫若觉得在这幅画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寒露过后天气渐渐冷了起来，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带着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阴读画》图，护着立群急匆匆进城了。至于中途抛了锚的《韩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节之前才写完。在此前后，一次偶然从友人处得见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记李自成、李岩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沫若的史剧创作欲因而又冲动起来，一度想结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可是不断面世的同行们的新史学论著，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他挑战，以前主张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现在依然故我，对于沫若的见解似乎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发表之后，几乎在史学界普遍地受到非难。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则起，他感到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结果史剧没有写成，反而坚定了他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
　　为了专心致志于写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妇将雏提前于五月底搬到了赖家桥。乡居的宁静有利于读书和思考。回想自己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前后已经费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又有哪些谬误，实在应当以今天的水准重新加以审查和评断。他足足酝酿了一个月，才着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获，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并阐明它是如何转化为庄园制的，同时论证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追溯了士民阶层的分化，还考定《考工记》系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没想到不久之后，沫若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应重庆市十八梯回教礼拜堂举办的回教经学讲习班和中国留学土耳其军校学生土文补习班之邀，讲授《中国古代史》，“学生听之均有所动”，因而受到军统局渝特区的秘密监视。该机关唆使特务搜集情报，称郭沫若为“左倾文化人”，所讲内容系“偏激之观点”，并诬蔑刊载他文章的《群众》杂志为“奸伪刊物”。然而，杜国庠读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觉得沫若既检点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树，确实可喜可贺，特赠七绝四首，赞誉他“井田新说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一则需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也不是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二则要勇于拓荒，辛勤耕耘。当沫若进一步从孔墨对立的关系中考察了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门，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传统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场上，维护腐败了的奴隶生产制度。这里，他不但依然反对墨子，而且愈加赞扬孔子，岂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绝不畏葸不前，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掌握了确凿的根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孔墨的批判》。
　　灯下不断耕耘，时有新的发现。八月十九日沫若读《管子》，忽悟《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说颇为接近，便作比较研究，愈觉如影随形，若合符契。无意之间得此发现，大快于心。宋钘和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在先秦诸子中应该算是重要的一派，它的主要动向在于调和儒、墨，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有了这一发现，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派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求得了他们的条贯。沫若信手拈得这一新课题，不仅写了《宋钘尹文遗著考》，而且为撰述《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创造了条件。
　　接着又写《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庄子》原是沫若幼年时代爱读的一本书，其中好多篇至今犹能背诵；荀子其人其事沫若本来就不喜欢，在《〈先秦学说述林〉后叙》里早就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轻率地诬枉古人与无端地偏爱古人一样，都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沫若要求自己批评古人必须如同法官断狱一样，一定要十分周详。法官判决是非依据的是法律，沫若评断善恶依据的是道理，即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荀子虽然已经逐渐离开了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这就是沫若对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别看沫若成天价在故纸堆里出没，尽与这样那样的古人打交道，可他一刻也没忘掉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国事纷扰不宁，日寇发动了中原大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快要得逞，衡阳国民党守军将领投降日寇后，桂林、柳州又相继沦陷，贵阳也已告急。沫若喟叹之声如蜩如螗，忧乱之心如沸如羹。时局维艰，似乎不能容许他再有余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手头的文稿该告一段落了。他很想赶写《名辩思潮的批判》，然而只开了个头，终因时间难以为济而不得不往后延宕。
　　下乡以来不知不觉六个月了，白果树的叶子已被寒风扫得零零落落，树下的白果却铺满一地。沫若半年笔耕收获不算少，加上去年同期的劳绩，可以编成两个集子了。后于一九四五年先后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大多数文章就都是这两年来在白果树下完稿的。沫若真想将来能有机会将这两个集子合印成一部，题名《白果树下书》，那多别致！

四十一
　　一九四四年是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也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恰好又逢甲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一月十五日，编辑于怀等人来天官府四号与沫若共商此事，即定下撰稿人名单，沫若当仁不让，另外还想发信约请“明史泰斗”柳亚子“开炮”。
　　为了搜罗有关史料，沫若到处向友人商借、求索。在参考书匮乏的情况下，他以《明史》和《明季北略》为依据，还涉猎《明亡述略》、《剿闯小史》、《烈皇小识》等多种书籍，反复研读，再三思考，直到成竹在胸，方始动笔。这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纪念文字，写来可谓呕心沥血。沫若紧紧抓住一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兴起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总结了这支革命队伍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他好象含着泪在跟李自成促膝谈心：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从三百年后的今天来观照这场大悲剧，民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当事者的功罪还须明白判断。因而沫若毫不留情地指出：“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于三月十日脱稿，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即于十九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二十四日，《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诬蔑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甚谬种流传”，而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朋友们纷纷写信或登门，对沫若表示支持，同时为他愤愤不平，他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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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四月十二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十八、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随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不久，林伯渠从延安来到重庆，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沫若。八月下旬，沫若又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他一面回味领袖含义深长的话语，一面摩挲边区人民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心中充满了阳光，既感觉欣慰，又受到了鼓舞：自己的文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这可是最大的荣耀。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在此期间，与林伯渠同道来山城的何其芳（1912—1977）和刘白羽，他们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刘白羽先说：“毛主席的讲话，根本是两点，一点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点是怎样服务的问题……”他把讲话内容概括地讲了一遍，接着由何其芳介绍了延安文艺界讨论讲话的情况。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朵背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他的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尤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的这一论断，更加击节赞赏，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那天，于立群特意用周恩来托人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了一大锅稠稠的粥招待大家，每人一碗，黄澄澄、红艳艳、热呼呼、香喷喷、甜蜜蜜……。沫若与朋友们一面吃，一面回味何、刘二人的讲话内容，好象自己也到了延安一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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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臧云远：《在重庆学习毛主席〈讲话〉》，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时令已是冬天，可是冬天里也有春天。十一月十一日晚，沫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洗尘，适逢周恩来由延安飞回重庆，他亦赶来参加。出席的尚有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1879—1946）以及沈钧儒等人。席间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消息振奋人心，宾主兴奋得又痛哭，又狂欢，饭后还到对面四号沫若家里去唱秧歌、扭秧歌舞，从来不跳舞的沫若也跟着恩来扭起了秧歌，小小“蜗庐”春意盎然。①沫若有诗记其事：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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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②《汐集·双十一》

　　更使沫若喜出望外的是，十二月间收到了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亲笔复信，其中写道：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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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见信如见人，十多年前与毛泽东在黄鹤楼分手时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偃旗息鼓，到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他俩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永远是相通的，怎不向往着能再重新见面呢！沫若读信后也深感以天国春秋为题，好好写一写太平军的经验，确是有益的尝试，理当遵命，但目下资料奇缺，争取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亲手呈献故人。还是主席说得对，比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此次抗日战争应该算是成熟了的，看来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是的，沫若获悉的不仅仅是延安的近况，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党中央的最新战略部署：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为中心口号。近年来，国民党政府迫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不得不假惺惺地宣布“放宽言论尺度”，甚至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发表广播演讲，侈谈“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这当然是骗局，实际上根本没有兑现。同年一月间，当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周恩来飞赴重庆，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议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并与国民党商讨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时，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主张集中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沫若也在为此事积极奔忙：一月二十五日午后，周恩来刚到达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沫若就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赶去听他作报告。二月六日中午，又往棉花街五十八号李绍涵家聚餐，与陈铭枢、杨虎、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柳亚子、马寅初等人畅谈时局，周恩来、王若飞亦在座。“磐磐大器共金樽，涤荡陪都万丈尘。”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济济一堂，系祖国安危于自身，英光正气，豪言慨歌，争民主、争自由，斗敌顽。哪怕雾压江城，寒凝大地，早有人带来春天的信息。“今日域中谁是主？春回冻解雁来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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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磐磐大器》

　　在这场斗争中，文化界是一支生力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王若飞建议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时局宣言。初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文化界一部分朋友看了初稿后，觉得意犹未尽，且有不够确切之处，便又推郭沫若重行执笔。沫若即与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人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进行讨论，拟订了提纲，然后再由他挥笔成文。①沫若汇万众气于笔端，锋芒直指蒋帮政权，气势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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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翁植耘：

　　《文化堡垒》，见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三“巧言文饰”了。
　　内部未能团结，政治含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
　　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全国的人民都在焦虑，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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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收入《沸羹集》时，文字有改动。

　　如何“改弦易辙”，挽救中国的危机？办法是有的，那就是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时局紧迫，空言民主只是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当务之急在于切实保障民主的实现。为此，沫若等在宣言中提出两大纲领：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个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战时政治纲领；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政治纲领。同时还针对有碍于民主的种种现象，提出六条要求：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尅的政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义正词严，名正言顺。最后呼吁“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宣言草就后，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立即秘密地、广泛地征集签名。二月五日上午，他冒着凛冽的寒风，带着恩来托送的小米和红枣，亲自去磐溪看望徐悲鸿（1895—1953），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见到了这位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画家，可是却贫病交加，浑身浮肿，这更激起沫若对戕害人才的独裁政府的痛恨。他们亲切地围着小炭盆谈着病，谈着文艺界的情况，谈着当前的时局，沫若的话在悲鸿的胸膛里也燃起了一盆火，悲鸿的病容好象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当他们谈到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时，沫若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了宣言文稿，悲鸿接过去读了一遍，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他毫不犹疑地拿起笔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廖静文也签了名。夫妇二人热情挽留沫若吃了午饭，沫若即席挥毫，给主人留下了“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的诗句。悲鸿真想为今天的情景画一幅纪念画，可惜病中手腕无力，不能如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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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廖静文：《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文艺报》1978年9月第3期。

　　此外，沫若还曾和阳翰笙一同去北碚访老舍，并去北碚的对面复旦大学访马宗融、陈望道（1890—1977）和周谷城，他们也都当场签了名。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签名的人数竟多达三百一十二人，包括了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这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揭载，震动了整个山城和大后方，激起嘉陵江怒涛汹涌。蒋介石暴跳如雷，责成张道藩等人迅速查清原委，并设法消除影响。张道藩惊惶失措，亲自出马强迫华林、汤灏登报声明“并未参加”签名，而是被人“盗用”了他们的名字；同时另拟一篇反动宣言，硬拉了一些教授签名画押，刊载于《中央日报》上。他还派出喽啰威胁冰心、徐悲鸿等人发表同样的声明，均遭严词拒绝。朋友们的凛凛正气，铮铮风骨，令沫若敬佩不已，他为自己能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感到自豪。
　　当蒋介石查清这次签名运动风源来自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就是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再也不能容忍，终于露出狰狞面目，决意拔掉这根“眼中钉”，打碎这只“花瓶”。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如下消息：
　　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三十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
　　《新华日报》刊出时特意在这条消息后面加了编者按，表彰郭沫若归国以来的贡献，以及第三厅和文工会的成就，其中说：“几年以来，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对于沫若说来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想摔碎“花瓶”，放开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好得很。“平生四海惯为家”，走到哪里都可以战斗。然而，舆论界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反应十分强烈，重庆各方中外进步人士均极表惊异和关切，登门慰问沫若的人不计其数，有新闻记者、律师、医生、青年学生以及苏联等各国驻渝使馆人员。新华日报社亦不断收到慰问郭沫若的信，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光未然、吴晗、沈从文等五十余人自昆明驰函说：“‘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同你们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是不孤立的。”①朋友们的知心话温暖了沫若的心，使他浑身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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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

　　四月一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原第三厅部分人员在天官府七号举行聚餐纪念晚会，参加的还有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沫若在签名纸上题词：“昙华林纪念。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①，勿忘今日。”文工会是武汉昙华林时代第三厅的继续，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第三厅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文工会解散，恰好七个年头，值得纪念。会上，沈钧儒、翦伯赞等人发言，谴责了国民党当局无理解散文工会的卑劣行径。沫若则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更自由了！”②金山又一次为大家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从这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伟大交响乐中，人们仿佛看到三闾大夫手持长剑在不断劈开黑暗，人们也好象看到郭沫若挥舞如椽的巨笔在披荆斩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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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发表时改为“摔掉花瓶”。
　　②1945年4月2日《新华日报》。

　　沫若的确并不孤立，他有党组织的关怀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在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为他和原文工会人员举行的慰问宴会上，左舜生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表示：“郭先生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我们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王若飞也致词说：“郭先生是国家的至宝，中国人民需要他。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万一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或解放区去。”沫若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他回顾了七年来的工作，自歉没有什么成绩，深感内疚，只求将来在工作中报答大家：“文工会是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真正开始工作。”他想到回国的时候曾做过一首诗，说到“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自己的生命不是赚来的吗？今年五十四岁了，也可以说“五十四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最后，他恳挚地向大家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在诸位先生鼓励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就是死了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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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5年4月9日《新华日报》。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赖家桥还留下一批朋友暂时未作安排，沫若放心不下，便和立群、翰笙、乃超等人相率去看望他们。全家院子里一片寂静，办公室空空如也，桌椅及一切用具都已点交，连礼堂里的总理遗像和遗嘱也已撤销。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家眷都闲得无聊，他们见沫若等人来了，立地聚集拢来，说这道那，不知有多少离合悲欢。晚上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五年春事倥偬过，独倚南楼怅晚风”，沫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夜风风雨雨，梦东梦西。次日不得不跟自己熟悉的一切告别，白果树的无言留给他连绵的思念，他俯身拾起一枝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枝丫，想拿回城去放在花瓶中供养，没有想到那鸭掌形的碧叶中间，还夹着一个青青的果实。
　　回到天官府，沫若托朋友另找房子，他不想再在这里居住。朋友考虑到近郊黄山离市区不远，夏天也比较凉快，想在那边为他物色住处，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他，而他却毅然决然地说：“黄山我不去！那是皇帝住的地方啊！”①原来黄山高处有一所别墅，蒋介石经常住在那里。
　　天无绝人之路，郭沫若自有他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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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

四十二
　　“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摆脱了羁縻已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机构，沫若想更自由自在地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开始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阳翰笙仍做他的副手，曾一度代理他的工作。中一路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协所在地，一对活泼的石狮子蹲在门口，伸出大半截舌头，歪首嬉笑着，好象是对新来的研究委员会主任表示欢迎和敬意。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五月初希特勒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自杀了），德国随即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沫若应新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之邀，出席了使馆举行“的胜利酒会”。五月二十八日晚，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参赞登门造访，带来苏联科学院一封信，邀请郭沫若和丁西林（1893—1974）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该院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会期为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这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多年的心愿得到了这样意外的满足。可是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见时只表示准予赴苏，而旅费却分文不给。沫若先是通过翁泽永的关系，向中央银行借了三千美元，后又得到友人、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支援，拨来民生公司文化基金委员会资金一万美元供他使用，沫若随即将三千美元退还给翁泽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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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李萱华：《郭沫若在北碚》，见重庆文联和社科院编、1985年9月版《重庆市郭沫若研究论文集》，并参阅笔者1983年5月访问翁植耘谈话记录。当时郭老在苏联十分节俭，只化了四、五千美元，余款于回国后悉数奉还卢子英。

　　朋友们都为沫若能去苏联而高兴。在中苏文协为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暨庆祝苏联红军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沫若竟成了大家谈话的中心，宋庆龄和邵力子一再和他干杯，预祝他顺利完成访苏使命。邀宴、欢送活动更是应接不暇，临行前一天下午，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联合举行欢送会，沫若含泪答谢朋友们的盛情、厚谊和嘱托，说：“中国人民和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实是一个‘差使’而已，但愿能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
　　六月九日，沫若由费德林、安南略、戈宝权、于立群等人送往九龙坡机场，国民党人员不但莫名其妙地一一调查了送行者的姓名，而且硬要沫若去外事局补办什么出境许可证，这显然是有意纠缠和刁难。一直折腾到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沫若才获准登机，匆匆与立群等人握别。他乘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后，转道印度、伊朗，途中几经勾留，二十五日才到达莫斯科，纪念大会已经开了十天，地点也转移到列宁格勒去了。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然而无可奈何，谁叫中国的科学技术这样落后，要仰仗别国的交通工具往来，就连做客也做不到别人那样称心如意，沫若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辛辣味。好在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莫斯科，平常只能在照片和电影里看见的红场，现在是如此真切地展现在面前，克里姆林宫高耸的尖塔，塔顶上的红星在夜晚闪耀着欢乐的色彩，好象一个巨人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着宾客。沫若幸福地下榻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
　　第二天，沫若即由苏联外交部齐赫文斯基陪同飞往列宁格勒。号称苏联第二大城的列宁格勒，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上。这是一座英雄城市，沫若参观市容，已看不出战痕，外表上显得异常肃静，似乎当初破坏得并不厉害。但这一切，是不知流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德寇曾围困两年，市民紧紧配合红军卫城，伤亡惨重，据说单饿死的就有十七万余人。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在拉多加湖结冰期保证汽车安全运输的办法，这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战胜野蛮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跑到近郊看看，普尔科夫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的天文台已被完全摧毁了，大小弹坑比比皆是。沫若觉得这里的山川草木和祖国的江南一带相仿佛，象这样激烈战斗的地方在江南也不少，可是至今八年了，日寇还没有被赶走，同胞们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在钦佩苏联红军和人民的同时，痛恨国民党政府不把枪口对内改成枪口对外。
　　列宁格勒市长宴请苏联和各国两千专家和学者，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即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作战的地方。在宾主云集的厅中，沫若第一次见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威，这是一位研究奴隶制的专家，他对沫若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成为例外。”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对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全被他所通晓，这更增加了对他的敬意。承蒙司徒鲁威的邀请，沫若出席了东方学院学术讨论会，主席在开幕词中特别介绍了他。会议中间沫若作了临时发言，说自己是抱着唐僧上西天取经的精神到苏联来的，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他将要带回中国去。
　　六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国家饭店，丁西林刚从国内赶到，沫若与他同住一室。次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走进白色大理石的殿堂，金碧辉煌，酒肴果品极为丰盛。一会儿，斯大林（1879—1953）、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875—1946）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入席。斯大林穿着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灰白，沉着而严肃。望着这位领导苏联人民打垮了法西斯德国的英雄元帅，望着日夜向往有朝一日能谒见的中国人民的尊贵朋友，沫若感到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激动。当晚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讲话、干杯、观赏节目穿插进行，但斯大林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沫若觉得难能可贵，一位伟大领袖倒不在乎每次宴请宾客都要发表一通演说，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最后一个节目是红军舞，演出时间最长，演员们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去了，充分体现了苏联红军盖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一直陪坐到席散，已是子夜时分。
　　许多单位热情邀请沫若作报告。七月五日，去历史研究所讲《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由齐赫文斯基翻译。沫若主要谈了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考察，封建制长期停滞原因的探讨。听众颇感兴趣，后又应邀往对外文协作了同一报告。第二天，外文出版部邀约谈话，沫若即以《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为题，作了介绍。后来也应对外文协之邀，将同一报告又作了一次，并高兴地将讲话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此外，还去东方大学讲了《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实际上这是沫若想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提要。
　　沫若满心欢喜纪念大会为来宾们安排的参观活动。列宁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一代伟人的生平事迹具象化了，沫若不但得以亲眼目睹实物、照片和模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列宁的手稿，听见了列宁的声音，甚至感受到了列宁的呼吸。从那件一九一八年遇刺时穿的黑色大衣，在左臂和左肩间留下的弹洞，仿佛可以瞧见他的伤口。瞻仰列宁一九二四年逝世时，在一片红旗簇拥中的遗容，更令人热泪喷涌。沫若默默地拿起纪念册，慢慢地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代的伟人，
　　无产阶级的父亲，
　　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
　　你的遗像永远如生。
　　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
　　勋业，永远长存。
　　沫若还先后参观了莱蒙托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两位作家的博物馆。莱蒙托夫因为在吊唁普希金的一首诗中，痛骂反动统治阶级为“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以致被流放到高加索；一年后返回彼得堡，不久又因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再次发配至原地。沙皇政府更唆使流氓借口《当代英雄》揭露了他的阴私，而要求与莱蒙托夫决斗，终于对年轻的诗人下了毒手。面对诗人的光辉业绩，沫若油然起敬；而专制魔王扼杀天才、摧残文化的罪行，又令人发指。沫若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蒙馆长、奥氏夫人特殊照顾，让他坐在丈夫生前接待朋友的沙发上，听她诉述英雄战斗的一生。在人民革命风暴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尽管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党和政府还是千方百计鼓励、支持他发出了最大的光和热。两位作家的博物馆所陈列的一切，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对照：一是唯恐文艺家生生不息，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是用尽各种方法，要使文艺家多活几天。
　　沫若多么渴望人民的世纪早日到来！
　　七月九日沫若暂离莫斯科，飞往斯大林格勒作客。这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沫若在马路上走着，大街小巷至今遍体鳞伤，看不到一幢完整房屋，居民多住于原系三、四层楼房之底层或地下室，上无屋顶。据说当年德寇飞机来轰炸，一个月投下的炸弹就有三十三万枚之多。从街战、巷战到逐屋战、逐楼战，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为了不负“斯大林”的英名，如今全城男女老少又响亮地喊出新的口号：“我们保卫了斯大林格勒，我们要再建斯大林格勒！”沫若走到伏尔加河边，一位陪同人员举起双手深情地呼唤：“伏尔加，伏尔加，我亲爱的玛特西卡（母亲）！”他问沫若：“是扬子江大，还是伏尔加大？”沫若回答：“扬子江大。”对方有些失望。说实在的，伏尔加河也不算小，不过总不能和扬子江相比。他愈是向陪同人员介绍扬子江，就愈加勾起乡愁。有汽船把他们送到砂岸上，大家解衣跳入河中沐浴、畅游，然后在白桦林中举行了酒宴。归途夜色迷茫，沫若坐在船上晃晃悠悠，有新诗一首涌上心头：
　　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望着斜阳，
　　青翠的白桦林诱发着我的遐想。
　　…………
　　绛黄的流水在我眼前浩浩汤汤，
　　成阵的红霞不断的演变在天上，
　　我仿佛是回到了我自己的故乡。
　　亲爱的，你是伏尔加？你还是长江？
　　清快的，你是伏特加？你还是高粱？
　　…………
　　七月十二日，沫若又飞往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参观访问。帝俄时代乌兹别克原是一块受压制最厉害的殖民地，革命以后不到三十年，重轭解除，人民丰衣足食。此地与新疆接壤，遗憾的是国境线那边还是内忧不已、外患未除的国度。“天国非人间，人间正流血。”我郭沫若可不能象刘后主入魏那样“此间乐，不思蜀”，恰恰相反，我是“此间乐，愈思蜀”。
　　在塔什干，沫若参观了世界第一流的斯大林纺织工场，从这个“机器的海”、“社会主义的摇篮”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个新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也访问了第十八届共产党代表集体农场，体验了一下“葡萄美酒，当作茶汤；击掌高歌，震破土墙”的生活，亲眼看到了农民既会开拖拉机，也会欣赏近代音乐。
　　当沫若重新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已是七月十九日傍晚，这天早晨丁西林已先回国。塔斯社记者来访，畅谈了参观斯大林格勒和塔什干的感想。就在不断参观访问和接待记者中，沫若走出国门已经两个月了，心中时时牵记着亲人和朋友，牵记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回忆水牛山，三径谅已荒。狐鼠正纵横，徙倚断人肠。”①原曾打算这次赴苏后暂不回国，想把立群也接来同住一段时间再说。此事已取得苏联方面的同意，前不久费德林参赞已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原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翁泽永，说：“欢迎你伴同郭沫若夫人一起到苏联去。”②可是国内的斗争需要沫若及早回国，他怎能安心寄居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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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5年7月14日日记，见《苏联纪行》。
　　②翁植耘：《励志读书洁身藻德》，1985年8月《郭沫若研究》第1辑。

　　先后从此间友人口中获悉，八月六日、八日美国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更可喜的是，苏联也已于同月八日正式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正在我国关东地区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势。沫若预感到时局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塔斯社记者请他就苏联对日宣战一事发表谈话时，他表示为友邦的这一重大决策“感到深切的喜悦”，相信这是“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败北的一种保证”。③在这样的时刻，沫若思归上心更不能自已。苏联对外文协特意选定对日宣战这一吉日举行公宴欢送郭沫若，出席的有赫拉普钦科、爱伦堡、西蒙诺夫、马尔夏克等著名作家，和司徒鲁威等著名学者、教授，中、苏两国大使也在座。对外文协会长凯缅诺夫在致词中强调：“今天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日子。苏联国家忠实于对盟邦的义务，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现在可以干杯，祝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到会的差不多每位来宾都热情洋溢地讲了话，爱伦堡的发言尤其新鲜，他赞美沫若是中国作家中的浪漫派，浪漫派是永远年轻的，他要歌颂中国的青春和沫若的青春。言词托心声，人情似酒醇，沫若恳挚地作了答词，他说：“我把各位的诚恳的鼓励，作为对于中国人民全体的说话而接受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独立国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自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是处在方生方死之间的，但我们决不让死的老是拖着活的。我们要使方死的迅速死去，方生的蓬勃成长。苏联和苏联作家是我们的模范，希望以兄弟的情谊，永远缔结着我们的文化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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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见1945年8月14日《新华日报》。

　　喜看战局急转直下，沫若想尽快回国，迎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没料到他还未来得及动身，无线电已经广播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八月十日的事，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事米克拉雪夫斯基正在高加索饭店为沫若饯行，服务员来报告这一特大喜讯，他们高兴得站了起来狂呼“乌拉”（万岁），不断干杯，最后沫若醉倒在椅子上。当他醒来时，才发觉自己已躺在苏联朋友家里。米参事一手把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便拥抱着对舞，由于酒酣后沫若的脚还虚飘无力，以致两人卟笃一声都跌倒在地……
　　八月十六日清晨，沫若告别莫斯科，登上了归国的飞机。他望着机场门口矗立着的列宁和斯大林的两尊魁伟的塑像，依依不舍，别绪萦怀。回想在苏联作客五十天，时间虽不算长，但所看到的恐怕比住了五十年的人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