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三十七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石凌鹤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一天，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①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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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杨铭庆：《郭老二三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四号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恰好面对沫若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每当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郭家或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不但周围的特务们要全体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得紧急动员。有趣的是，在郭家的二楼住着的重庆卫戍司令部通讯营营长李奈西，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保持着联系。他本是国民党授意监视郭沫若的，可是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保护郭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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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①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既然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于通过，那么不妨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记录”，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周恩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领导戏剧工作者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问题开展讨论，并建议《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了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沫若自己也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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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二）》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当该剧于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公演的时候，演员江村等人怂恿沫若以屈原的事迹为题材再写一个剧本，这可真是正中下怀，他慨然允诺。消息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恩来知道了，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①沫若会心地微笑着，他在想：屈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今天尽管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类似的悲剧依然还在重演，眼前就不乏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呵：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江南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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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中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1期。

　　“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真是愉快。”①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枝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劚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整个写作过程完全突破了原先的构思，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各幕及许多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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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2年1月11日日记，见《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一月十一日夜，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沫若，仿佛看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
　　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
　　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
　　——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什么也不觉得。剧本结尾让婵娟死掉，实属异想天开，尤其是她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月光，更是初念所未及，他确实感到满意。可是睡了一觉之后，突然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赠婵娟以《橘颂》尚未交代，便又产生了新的想法：索性用《橘颂》作祭文，和第一幕相呼应，使坚贞的橘树形象贯穿全剧，这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了。他马上作了修改。至此，全剧本来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这实在是“意想外的收获”！
　　《屈原》脱稿后，沫若如释重负，接连轻松了三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好象变成了小孩”，总喜欢自告奋勇地把稿子拿出来朗诵给朋友们听，每每四、五个小时都不感觉疲劳。一天傍晚，他把导演陈鲤庭，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邀到家中，恩来也在座。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剧情梗概，然后连念带解释地朗诵剧本，只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低声吟哦。到了剧情高潮，屈原被楚怀王囚禁在东皇太乙庙里，沫若更以凛然的气势在怒吼：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他全身心陶醉于这段《雷电颂》中，就象屈原陶醉于自己的诗篇那样。这一场原就是从《天问》篇得来的暗示，那里面有“薄暮雷电”句，由此幻想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屈原在前几幕中逐渐激化了的愤懑，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且在这之后终竟遭了缧绁，作者存心使屈原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就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朋友们听了沫若的解释，连连顿首，恩来满意地笑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①猛然一阵掌声冲破“蜗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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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沫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架，神彩奕奕地继续往下念。当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得到卫士的同情，逃出樊篱，踉跄奔上神殿，匍匐在屈原的膝前，误服南后阴谋放置的毒酒，为能替代恩师受害，自己含笑死去的时候，沫若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亲人呐！”在他看来，婵娟是“诗的魂”，是“道义美”的化身，是使屈原得到安慰而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因而他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铸造了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人们抹着腮边的泪水，沉默地思考着剧作者深邃的话语。就在当天晚上定下了角色：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因而实际上是“留渝剧人联合公演”。
　　听说《屈原》完稿了，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沫若为了便于演出，便于斗争，特意与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打交道，将剧本交给了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位朋友提醒他当心稿子被“扣压”，他回答道：“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还得给我发表剧本。”①说完哈哈大笑。这位朋友当然知道，所谓“花瓶”，是指国民党把郭沫若这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当作装饰品空摆在那里，以标榜民主。沫若早就想“摔碎这个花瓶”，可是必须顾全大局。果然如沫若所料，有关当局只好让《屈原》连载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七日《中央日报》副刊。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然而其社会影响已无法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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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三月初中华剧艺社正式开排《屈原》后，斗争更加复杂。国民党反动派起初一再阻挠，甚至妄图下令禁演，可是经不住人们的质问：“《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继而他们又威胁国泰影剧院老板夏云瑚，要他把中华剧艺社从戏院赶走，幸好夏云瑚能明辨是非，终以不演戏无法赚钱维生作为借口予以顶住。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一座破旧楼房的院落里，沫若也常来观看排练，不时给予指点。累了，他就请大家到前面的茶馆里坐一下，喝一杯热茶，再顺便说上一段戏。有一次在金山家里聚餐，沫若酒后一时兴起，忽然跳到主人的床上，又满怀激情地朗诵起《雷电颂》来。洁白的床单因此遭了殃，金山却说“值得，值得”，因为他又一次受到了启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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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炼虹：《忆〈屈原〉，念郭老》，《西湖》1979年第6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了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四月三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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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屈原〉附录·〈瓦石札记〉》

　　七日，沫若送票邀请黄炎培观看《屈原》。日前黄炎培已读过剧本，现在又看了演出，禁不住击节赞赏，率成七绝两首以赠作者：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
　　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别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
　　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沫若接读后，感慨系之，即于十一日步原韵奉和两首，由衷地向老友吐露创作《屈原》的真实心境：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薋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藉？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候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四月十二日《新民报》头版以《〈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的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从此，这类诗作不断见报，形成轰动一时的大联唱，持续了约半年之久。应和者有知名人士、文坛老将、社会贤达、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学生，如沈钧儒、柳亚子、陈铭枢、张西曼、沈尹默、田寿昌、潘梓年、华岗、龙潜等。“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①这些唱和诗使沫若觉得和含笑在九泉之下的三闾大夫一样，自己三十年来研究屈原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安慰。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四月二十日演出最后一场，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便相率一同看戏。这天敌人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也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好象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②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握着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沫若感激地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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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汐集·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二）》。
　　②参阅炼虹：《忆〈屈原〉，念郭老》。
　　③夏衍致田汉信，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愈是欢迎这出戏，国民党顽固派就愈加惊恐和愤恨。一方面，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其他御用报刊上，大肆诬蔑、攻讦《屈原》“粗暴”，“对于史实是歪曲，对于艺术欠忠实”，说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吹捧“战国策派”文人陈铨为汉奸辩护的《野玫瑰》，强迫一些演员演出这个剧本，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令给奖。这些本是沫若预料之中的，《新民报晚刊》不是说“《屈原》冒险演出”吗？没有这点“险”，也就看不出作品的真实价值；不“冒”这点“险”，也就表现不出演员们的劳苦功高。为此，沫若用《屈原》上演税宴请剧组全体人员，当作一次庆功会。大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操场上吃了一顿午饭，并一同摄影留念。①沫若还做了十六首诗，分别题赠演员们。其中《金山饰屈原》一首云：
　　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又，《张瑞芳饰婵娟》一首云：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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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访问张瑞芳同志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②均见《汐集·赠〈屈原〉表演者十六首》。

　　《屈原》的成功是文艺界空前的收获，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可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些日子曾有人造谣中伤，说郭沫若“已经衰老了，不能够再有任何创作”，早就“失去了创造社第一期的光辉”，如今他们看到这一新的巨著的问世，“瞠目”的同时虽不愿“结舌”，但是空前的演出盛况总是抹煞不了的。谁说“江郎才尽”？事实恰如田寿昌所说“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文艺界的朋友们看了《屈原》的剧本和演出，纷纷上门祝贺，欣喜之余他们开了个玩笑，说要与沫若夫妇客串一场。于是七嘴八舌地拟了一个演员表，由沫若自演屈原，于立群饰婵娟，马彦祥饰宋玉，夏衍饰更夫，陈白尘等人跳九歌，老舍、曹禺等人也都登台。后来不知被哪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事情发表了，消息传到桂林，一时成为朋友们谈笑的中心，田寿昌有诗记其事，云：“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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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当时，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颇为《屈原》的事感到头痛，他们别有用心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招待会”，不但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还安排了一帮御用文人参加。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他那长着白癣的脸都气红了。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赶紧跟着他的主子狂吠起来，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同时肉麻地为《野玫瑰》捧场。潘公展当然表示同意。话音刚落，潇洒自如的沫若便率领演员们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驳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①好事禁不绝，天下知音知多少？《屈原》无法在重庆继续演出，中华剧艺社就应北碚民众邀请，奔赴那里去献艺。沫若也欣然随同前往，他还将自家收藏的一只古铜色大磁瓶抱去当道具。临行前，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沫若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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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三十八
　　沫若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虎符，是他去年八、九月间从一位轿夫手里买来的，原物主不得而知，据说轿夫得自于轰炸后的废墟。这是一种伏虎形的青铜器，三寸多长，对剖为二，战国及秦汉时代就靠着它调兵遣将。那虎符古气森森，绿霉斑斑，而且很重实，用来镇纸是再好不过的，沫若十分喜欢它。尤其叫它兴奋的是，它还是历史剧《虎符》的催生符。早在二十年前，沫若就想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戏剧化了，一直延宕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戏剧运动的活跃，也由于桌上的虎符在不声不响地催促，他才决心提笔实现夙愿。
　　二月十日傍晚，《虎符》即将完稿。沫若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节拍，为全剧哼成主题歌一首。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又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喜不自胜，觉得这更能体现剧本的主题。立即趁热打铁，将昨晚作的主题歌修改一过，定为：
　　信陵公子，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
　　千秋并耀，万古流芳，
　　大公呵无私，仁至呀义尽。
　　事情也太凑巧，正月二日沫若开始写《屈原》，于十一日完成；二月二日他又开始写《虎符》，又于十一日完成。而且同是五幕历史剧，时代也相差不远。他不否认，他写这个剧本也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安釐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剧本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尽管中国万岁剧团早就决定上演该剧，由王瑞麟执导，江村饰信陵君，舒绣文饰如姬，孙坚白饰魏王；排练期间，沫若也曾应邀去剧团讲《虎符》的时代背景，并一一分析了剧中人物，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开台，然而有关当局就是迟迟不让公演。经过多次交涉，方才准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抗建堂作短期演出，在这次演出之后便再也不能重演了。
　　而且正式演出《虎符》时，不得不用国民党当局审查过的本子。沫若打开一看，只见原稿中的“赵国人民”、“魏国人民”这类字句，其中“人民”都被审查老爷们用朱笔改成了“国民”。殊不知“国民”本是现代新名词，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还有，更发噱的是“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等字眼，居然都被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左”和“右”还保留着，否则简直不知如何指示演员们上、下场哩！①沫若不禁为党老爷们的神经脆弱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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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对于国民党所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沫若极为反感。当《虎符》公演的时候，他写了专文，寓意深远地指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①这要求把人当作人的呼声，当然也包括给作家以自由，而要获得这种自由，那是必须经过流血斗争的。早在《虎符》脱稿之后不久，沫若在中苏文化协会所作的题为《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中，就曾大声疾呼仿效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法制，“主持文艺政策的人要着眼远处，给文艺作家以更多的空气，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养料，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发展”。有关当局当然是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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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自由不是祈求得来的，必须依靠韧性战斗。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着手创作五幕历史剧《高渐离》。为了考定筑这种乐器的形制，他几乎翻遍了自己用四个木箱垒起来的简易书柜。六月十四日午后，他抱着刚满半岁的儿子世英，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白渠水，何清粼，秋风吹槐槐叶落，又何人，扫为薪？……”一遍又一遍，也说不清是唱还是念，最后只听见他在呜咽……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同样也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即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秦始皇的处理有失公正，不过这并不违背他的历史剧主张，因为他“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①。在他看来，历史剧创作与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因而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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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②《〈沸羹集〉历史·史剧·现实》

　　从结局来说，由于上述原因，《高渐离》比《虎符》惨得多，送审时就未能获得通过，等于被禁演，以致没上演过一次。
　　自《棠棣之花》到《高渐离》，沫若已经写了四部历史剧。说来也真够有趣的，它们各自的情调和故事发生的季节，恰好排成了春夏秋冬：《棠棣之花》里桃吐丹霞，春光和煦；《屈原》里桔柚已残，时当初夏；《虎符》里桂花盛开，正逢中秋；《高渐离》里寒气逼人，冬云惨淡。沫若心中有数，这些原是不经意间偶然的巧合，然而都取材于战国时代，这却是有意识的抉择。后来他在一次专题报告中曾说：
　　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②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收获再来写一个剧本，一面表彰王坚、张珏之忠义，另一面则描写王立、熊耳夫人之谲诈，似这样忠奸对立，以构成一个悲剧的结束，这实在是一部天成的戏剧资料。回来后，他把这个意思跟夏衍、阳翰笙、郑伯奇等人说了，还写信给翦伯赞，说是要“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他们也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的题材。遗憾的是，结果这出戏未能形诸笔墨，这次旅游倒被传得满城风雨，有关当局居然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州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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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八年来之历史剧》，1946年5月22日《新华日报》
　　②《汐集·钓鱼城怀古》。

　　时届仲夏，天气正和政治气候相反，一个酷热，一个阴冷。沫若象往年一样，仍率家眷暂去赖家桥全家院子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待到雾季来临再回城。他也顾不得国民党特务又在放风，说什么“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一心只想坐下来认真做点事。全家院子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办公地点。在这所宽敞的农家院子里，沫若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物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就成了自家住的一个小小的院落。这里真的可以避暑吗？其实未必见得。不过这无关紧要，沫若本来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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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芍药及其他·丁东草》

　　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办公室内的电风扇累得摇头晃脑。没想到在这样炎热的季节，傅抱石依旧不肯放下画笔。他也住在金刚坡下，离沫若寓所不远。一天，他抱了一迭已经裱好的画来请沫若题跋，说是将在秋天举行一次个人画展。中国画的题跋原是特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沫若懂得，好画还需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题得不好，那可是佛头著粪。因此他颇为踌躇，时时展开画卷读了又读，力求自己的手笔与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词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画像》，如《渊明沽酒图》，如《与尔倾杯酒》，如《张鹤野诗意》，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沫若颇有同感，他细细玩味《张鹤野诗意》，深感意象幽远，仿佛抱石心境殆已复活于自己心中。张鹤野系明末遗民，其诗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抱石放笔点染，成水墨画一幅：右侧隅画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树，下示水涯，杂生草木。左侧峭壁挺立，向右倾欹，与右侧危崖如相敬礼，上有浅松数株，枝条远出。右上四分之一处一带远近山影，隔断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芦获丛生之状。右倾岩端附近，一渔翁舣舟水中向岩垂钓。沫若读后，犹觉水墨沉重，不胜余痛，遂复和鹤野诗二绝以为题词：
　　画中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
　　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将心血未成空，画在诗中诗画中。
　　纵令衣冠今古异，吾侪依旧主人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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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汐集·题傅抱石画八首》。

　　前后费了三、四天工夫，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沫若终于把抱石的画题完了。九月三日，刚刚感到秋凉，他便又执笔创作历史剧《孔雀胆》了，想写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本来他是打算在今年的暑期把“钓鱼城”抗元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许多关于元代的文献，不料见到了不少象《阿盖公主传》这类史料，以致在中途他的兴趣忽然被阿盖吸引住了。他知道阿盖的名字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回故乡，在他年轻时所读过的书籍中，有幸找到了《国粹学报》第六十四期，那里面所刊载的《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他的旧梦，他便把它带到了重庆，常常喜欢翻出来吟哦。他曾一度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无奈生平没有去过昆明和大理，一点都不熟悉那儿的风土人情，因此不敢写。现在采取戏剧的形式，好把布景的责任推给舞台工作人员去，这就可以免除那些烦恼。
　　《孔雀胆》是沫若迄今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不过写作之前的酝酿、调查却颇为费力，摘抄的资料比剧本本身的字数多过五倍。剧本草成后，他象以往一样，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反复作了修改，这才刻成油印本，中华剧艺社准备以最快的速度闪击演出。周恩来仔细看了剧本，原打算亲自与沫若交换意见，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只得托张颖去郭家传话，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沫若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听完之后又请弦颖重复了一遍。他沉思了一会，反复捉摸恩来的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孔雀胆》可没办法了，要演出啦。”①他心里明白，因为自己太同情阿盖公主的遭遇，就用很多材料来烘托她，而且连带把她的丈夫段功也写得很好，可是段功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怎么办呢？待演出后看看专家和观众们的反应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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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十二月五日，沫若写信给《孔雀胆》的“助产者”翦伯赞，对他愿以史学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表示欢迎，希望能及早执笔。翦伯赞于同月三十一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孔雀胆〉》一文，赞扬郭沫若第一次将元代历史搬上舞台，在历史剧的发展上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沫若相信老朋友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内行话，他从这里稍稍得到了点宽慰，但是正式开演后到底会引起什么反响，他仍放心不下。
　　回想这年自一月以来的劳作，且不说散文《芍药及其他》、《银杏》、《钓鱼城访古》，诗歌《水牛赞》、《感怀》、《气朔篇》，文艺论文《历史·史剧·现实》、《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论古代文学》等等，等等，单历史剧就写了四大部。有的朋友说，这证明郭沫若的“第二青春”真的来了，他确实很高兴，但愿能够把握得着这长驻的青春。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轻，“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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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无题》

　　一九四三年来临了，沫若在《文学创作》月刊上发表的《新年献词》里，预言这“大概是和平破晓的一年”，热切期望“高举起文艺的军号来寅宾这和平的曙光”。可喜的是，由应云卫导演的《孔雀胆》果真于元旦在国泰影剧院开演，观众反应相当强烈，常常对善良的阿盖报以真诚的嘘唏。然而演了八天，评论家们竟不置一辞。这少有的冷遇颇使沫若恍惑不安，他向来不怕骂，而最怕“冷”。在专家们的多数沉默之中，好不容易盼来了徐飞的评论文章，这就是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刊载的《〈孔雀胆〉演出以后》。徐飞说：
　　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
　　沫若觉得这些话好象画龙点睛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点活了，也替剧本“点醒了主题”。这恳切的批评使他又提起了精神，将《孔雀胆》重新润色了一番，并于二月下旬再度公演。
　　与前面几个剧本不同的是，《孔雀胆》毫无任何“含沙射影”的用意。尽管作者如此坦然相告，重庆仍有许多神经过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在里面找，有一位居然宣称找到了，他说作者“写的首长和政治当局都是昏庸坏蛋，这是别有用心”。嗳呀，不得了，连古代的“黑暗”都不好轻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把一大半过往的当局都写成了昏庸坏蛋，岂不要烧掉一大半吗？呜呼！这叫沫若怎能不惊诧？
　　无论在沦陷沉，抑或大后方，历史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几年来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好作品，对此沫若不但有所闻，而且有的还是先睹为快的。一九四三年早春，剧本创作取得丰收的于伶从上海到达重庆，夏衍、胡绳等人为庆贺他三十七岁诞辰，联句作诗一首，请沫若为他们写成斗方。原诗是：“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每句都嵌一于伶所著剧本名，即《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沫若写就后说：“稍觉情绪低沉了一些。”立即挥毫又写了一方：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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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沸羹集·人做诗与诗做人》。

　　诗的情趣一下子变了样，孕含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笼之意，大家一致称妙。
　　当晚，沫若邀了于伶、夏衍等人去临江门吃四川特产“毛肚开堂”。于伶告诉他《大明英烈传》是“假历史剧”，剧中只有三个人名于史有据，所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全部是杜撰的。沫若说：“这当然瞒不过我啰。你们，杏邨和你，身处上海租界孤岛，剧本上演必须逃过反动派的几道审查关。搞搞借历史讽日伪，励观众，有何不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武器嘛。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在搞，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联想多于影射而已。为了战斗，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剧，反正又不是历史教科书唦，管它则甚！”说完哈哈大笑。①山城江边，春寒料峭，浓重的花椒与辣子作为毛肚的佐料，吃得晚风飘着热气，额头汗水淋漓，话也愈吃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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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特殊战场上确实需要进行特殊的战斗，“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历史剧已被郭沫若、阳翰笙、于伶等人证明是有效的战斗武器。沫若想起了去年三月间，曾准备把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事迹戏剧化，人物和分幕都已经约略拟定了，结果却足足停顿了一年，现在应该是完成它的时候了。他从三月半写到四月初，改而又改，写坏了百多张稿纸，才算比较满意。全剧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鉴于坊间已有《夏完淳》剧本，沫若便以夏完淳的最后一个诗集《南冠草》为剧名。剧本先交《戏剧月报》，编辑部安排在第三期发表，可是送审时却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了下来，潘公展纠集御用学者逐字逐句挑剔，前后审查了两个多月，需修改处竟然开列了三、四十条。编辑部请示处理办法，沫若回信表示：为了争取发表，一部分可斟酌把对话改得隐晦一些，但有关题旨的决不能动，要据理力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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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精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奸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春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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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精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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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①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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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袒护了儒家”，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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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的洋书透彻地“驳议”了一番，大长了中国学者的志气。沫若收到了鲁实先赠送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后，即回赠《满江红》词一阕，抒发了内心无限的喜悦和欣慰，正是：“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他多么希望众多的“奇才异质”能迎着抗战的风暴脱颖而出。短短一首词似乎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又作长达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云：
　　方今国步遭播迁，天南天北弥硝烟。
　　健儿流血数百万，坫坛零落绝椠铅。
　　何期得此金玉编，枢纽辟阖如玑璇。
　　…………
　　尤望继兹次第传，庶几有史以来国步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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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气朔篇》

　　煌煌华夏屹立于东方，有为的青年学者突破滚滚狼烟，将继续为国争光，诗中满怀着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号常有青年登门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沫若表示，在这战乱的年代，生活动荡而穷困，既无当学者的心情，也无这种物质条件，只是觉得在中国搞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沫若对他这种想法非常赞许，每次都热情指教，有问必答，还常常通过书信帮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关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历史，沫若就曾走笔飞札给予指点，说明“殷周都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铁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汉以后始盛行”，“甲骨文字的刻镂有人用青铜小刀试过，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铁刀才行”。①信中述及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获，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徐敏。只要对青年的成长确有帮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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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说沫若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学习历史，指导社会青年叩开史学堡垒的大门是为了练兵，那么需要向敌人出击的时候，他也会以笔作刀枪亲自上阵的，而且在特殊战场上更加讲究战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门揖盗，“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噪甚嚣尘上。为了转移广大青少年的视线，向他们灌输不问政治的奴隶主义，大人先生们便居心叵测地提倡中、小学生读经。本来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经书并非不可读，问题在于不能以此消磨年轻一代的大是大非观念和斗争意志。沫若巧妙地接过“读经”的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写《论读经》的文章，表明“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但是“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这一闷棍，打得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口难辩。
　　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左派”，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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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为了“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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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变”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①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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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中原”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文稿，一概“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中原》出了没有？”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潘公展只得敷衍道：“当然，当然。”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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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①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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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