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二十八
　　香港，对郭沫若说来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来过，而今旧地重游，“兴亡增感慨”，情绪大不一样。他住在六国饭店的三楼，房间临海，从骑楼上远眺，烟雾迷茫，九龙对岸的浅山影影绰绰，宋皇台依稀可见。呵，一见到这由三两块巨石堆积成的宋皇台，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初宋朝、明朝都是在这儿送终的，这可是不大吉祥的预兆，难道现在又临到了宋末、明末那样的时代了吗？不能忘了“有责在肩头”，让历史重演就意味着犯罪！他想到贸然去南洋募款恐无把握，有些后悔南下，还是应当与周扬等人一同北上延安为好。这难以排解的矛盾心情，只有借诗来渲泄：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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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南下书怀四首（四）》

　　正当沫若踌躇、惆怅之际，他在大街上不意遇着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本来在上海时，立群接受了沫若的劝告，与朋友相率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然后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因而他们比沫若早到香港。惊喜之余，他们便从海陆通旅馆搬到六国饭店来与沫若同住。这一下可改变了沫若的原定计划，他把刚申请到手的出国护照暂搁一旁，准备先去广州提前恢复《救亡日报》，这样既可以在华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垒，又可以解决朋友们的工作问题。将《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这原是党组织于沪版终刊时作出的决定，当时夏衍曾向沫若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沫若毫不迟疑地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①而现在沫若又亲自过问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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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香港虽是个小小的岛市，救亡工作并不亚于内地，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沪文化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针对目前抗战形势，提出要克服军事的悲观、外交的悲观和历史的悲观，鼓励大家自觉肩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却越发嚣张，居然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国际会议，沫若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立即恢复《救亡日报》，好向民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宣传。
　　在香港只住了一星期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沫若就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乘“泰山”轮前往广州了。船上有个音乐工作者刘雪庵，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是朋友，他们意外相逢显得特别高兴。他新近创作了一首表现东北人民惨痛遭遇的《流亡三部曲》，郁风特地跟他要了谱子，边看边大声唱了起来。歌声惊动了船舱里的郭沫若，他走到船边来看望，刘雪庵喜出望外，赶快恭敬地将歌谱送到他手中，并又唱了一遍，请他提意见。沫若听完之后，十分诚恳地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刘雪庵当即修正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再叫郁风唱了一遍，沫若随即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①
　　轮船抵达广州码头，没想到会有一群文艺界的朋友来迎接，其中有五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原“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林焕平。朋友们见沫若虽辛劳数月，又经长途跋涉，而仍英姿潇洒，精神焕发，爱国激情溢于眉宇，觉得非常兴奋和喜悦。沫若笑问焕平：“你是广东人，你们广东的抗战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焕平不无感慨地回答道：“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策源地可以变为反革命策源地。经过‘四·一五’以后的十年‘围剿’，广东民生凋敝，文化凋零，到如今民气还是比较消沉的。”沫若沉思了一下，说：“要发动民众，要发动。民气是可以振奋起来的。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文艺界人士，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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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雪庵：《〈流亡三部曲〉与〈屈原〉的音乐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3辑。
　　②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初到花城，沫若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高雅的亭台，清静的楼阁，丝毫不能使他的心情平复。回想十二年前从这里出师北伐的往事，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成诗一首：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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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广州郊外》

　　“戎马书生”今犹在，往事如烟追不回，要紧的是必须正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不能沉浸在怀古思旧的惆怅里。鉴于此行主要为了办报，沫若不得不违情逆性去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交涉，想争取他们的资助。可是大失所望，市党部主席吴铁城一下就“关了门”，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也一毛不拔。结果几经周折，才征得广东军阀余汉谋的支持，愿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报》经费。沫若赶在年前做好了复刊的准备，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表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①一九三八年新年伊始，《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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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经受国民党十年法西斯统治的广东，本已生机萧条，现在又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跳动了，抗战的大风暴把消沉了的民气重又开始鼓荡起来。沫若亲眼看到，高悬在马路两旁电线杆上的横幅标语，被风吹得鼓鼓的，斗大的黑字在上面跳跃：“军民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卫大广州！”沫若亲耳听到，加紧操练的广州士兵，每天都雄赳赳、气昂昂地放声高唱：“对准敌人开枪，前进。不要内战，忠于人民。”的确，广东的民众毕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动员他们、武装他们；问题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运动。这次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却多次参加民众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在广州学生举行的“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高呼“我们应该担当起第二次北伐的任务”，去讨伐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讲话把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鼓动了起来。会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沫若被大家拥着走在最前列。十天后他又应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之邀，往市无线电台作播音演讲，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他指出广东现在虽然还是后方，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几乎是我国唯一的海口，敌人觊觎已久，随时都有成为前方的可能，因而“武装民众的事情，在广东尤为必要”。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大街小巷。广播大会结束后，沫若再一次走到群众中去，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他被请去站在队列前头横跨马路两边的大幅标语旗帜之下，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群众用广东话齐声唱着，沫若兴高彩烈地略带四川口音和着，他与广州的民众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为了社交的方便，沫若已于年底搬到城内新亚酒楼居住。一天，绿川英子（1912—1947）的丈夫刘仁慕名来访。他原是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进步青年绿川相爱并结婚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两人自愿相携来华，想去汉口参加对日广播或其他抗战工作。刘仁向沫若叙述了他们夫妻在日本遭到迫害的经过，沫若感同身受，他低声说了一句：“悲剧！”就默不作声了。①他联想到不久之前在香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03—1982）曾托人带信给他，说自己和妻子池田幸子受敌人迫害，生活无着，希望能帮助想些办法。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发挥这些日本进步人士的作用，不久即帮刘仁、绿川英子夫妇顺利地到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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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见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绿色的五月》。

　　沫若为《救亡日报》和朋友们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仍想下南洋，不料又被一通突如其来的电报阻止了，这是元旦那天陈诚从武汉拍来的，说“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一时也不知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在赴南洋之前先去武汉会会阔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邓颖超，倒也不错，听说他们已在那里筹设八路军办事处。于立群获悉郭沫若要去武汉，特别高兴，因为她转道武汉往陕北的主意一直没有改变，这一下路上可有伴了，为了行动方便她索性也搬到新亚酒楼来住了。
　　立群生性文雅、娴静，成天价只顾呆在房间里读书写字，累了的时候就抬头看看高高的天花板，或俯首瞧瞧脚下镶设几何图案的磁砖地。由于从小受家庭的薰陶，她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正宗的颜体。沫若见她悬肘走笔，正楷端庄雄伟，行书遒劲郁勃，可谓已悟得颜真卿笔法的妙诀，真是惊喜不已。俗话说“字如其人”，颜字的严肃性正和她容貌端整、言不妄发相一致。是出于对她的爱慕抑或关心，说不清，反正他身不由己也陪她写了几天大颜字。他们一起临摹《颜家庙碑》，一笔一划紧相连，一举一动传真情，广东话把男女手挽手地在街上走叫“拍拖”，此时此刻的沫若和立群在精神上紧紧地“拍拖”着了，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她不是有志赴陕北吗？他当然有心成全，且预先以小诗一首以代临别赠言：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一块。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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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汐集·陕北谣》。

　　该启程去武汉了，日前已拍了电报催夏衍速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夏衍于一月五日抵穗，沫若细致地向同人们交代了一切，并把自己的图章留下，让大家随工作需要而用他的名义，盖他的印鉴。六日中午，他应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之邀往该校演讲后，即于当晚偕立群登上粤汉路火车。来到黄沙车站送行的朋友很多，夏衍不止一次握了沫若的手，最后又握着立群的手，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对她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引起众人一阵爽朗的笑声，沫若赪然，立群嫣然，双颊蓦地升腾起两瓣红晕。

二十九
　　北上途中经过的大小车站，许多都是北伐旧战场，沫若一一指给立群看，她感到新鲜，他则每每陷入深情的回忆之中。三天的行程，在平时会使沫若感到多么漫长而心烦，如今有了立群在身旁陪伴着，他非但不觉得寂寞，相反感到说不出的甜蜜，就象火车噙住铁轨一般，他愿永远挽着立群，在人生道路上共同前进。就自这儿起，沫若开始正式与立群同居。
　　他们是与孩子剧团同一天到达武汉的，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傍晚。孩子剧团的存在，沫若早在上海期间就有所闻。这个由二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自愿组成的剧团，积极宣传抗日，事迹十分动人，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叶挺、王明（即陈绍禹，1904—1974）、叶剑英、博古、邓颖超、潘汉年等人特地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他们举行欢迎会，郭沫若也出席了，他望着这群活蹦乱跳的孩子，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一个个高兴得在使劲地鼓掌，把一只只小手都拍红了。当他们齐声同唱自编的歌曲《流浪儿》的时候，恩来难过得低下了头在擦眼泪，沫若的双眼也湿润了，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宗教家说“儿童是天国中之最伟大者”，难道儿童不就是“中国之最伟大者”吗？因而他在致词中说，今天是自己回国半年来“最快乐的一天”，并称赞和鼓励孩子们道：“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王明接过沫若的话，含义深长地说：“沫若先生丢掉他亲爱的妻子儿女回国参加救亡工作，是中国人中的做爸爸妈妈的模范；同时，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离开父母温暖慈爱的怀抱来努力救国工作，是中国人中做儿女的模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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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

　　沫若刚到武汉，正逢《新华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报纸。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新闻界自然十分注意，常有记者登门访问，不是谈广州、武汉观感，就是谈目前抗战形势，而且还要题词。在沫若看来，作为当年北伐会师的重镇武汉，沉睡了十年之后，现在似乎又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虽然都已搬到重庆去，但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以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汇合到这里来了，可以说武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笔者）的精神保卫大武汉”，沫若给《新华日报》的这一题词，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愿。
　　重来武汉，能与北伐当年的一些老朋友晤面，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沫若和立群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叶挺就把他们从旅馆接到太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筹备处去住。当沫若与叶挺、陈铭枢、黄琪翔等人欢聚时，大家叙旧议新，滔滔不绝。陈铭枢以自己的字“真如”分作上、下联的首字，征求用梵语作嵌字对联，他先吟得下半联：“如是我闻，佛说如来”，沫若即顺口说出上半联：“真有人对，谁即主宰”。大家拍手称绝。他们还一同合影留念，沫若戏题为《五光图》，并系以七绝一首，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诗云：
　　将军主任何辉煌，仿佛当年克武昌。
　　十载风流云散后，惟余棍子五条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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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田汉：《迎沫若》，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就是这位当年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而今又有人要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宣传工作了。叶挺和黄琪翔首先向沫若透露了这个消息，此即陈诚邀他来商量的“要事”。原来军事委员会新近撤销了第六处，成立了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四厅，目前正在物色人选。为了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恩来也赞成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可是沫若并不愿意，他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如果能让自己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那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更有效力。当时，沫若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公开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的，其实他一回国就已经恢复了党籍，现在作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与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本来就有点不满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如今再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恐怕连青年们都不会谅解，因而他向恩来请命：“让我住到长江局（对外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以公开党员的身份进行痛痛快快的工作嘛！”①恩来以老战友的情谊，对他慰勉交加，请他暂时得忍受一下“寂寞”，奉劝他还是接受三厅的职务为好，希望他在这方面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最后推心置腹地把话都说到了底：“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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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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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二）》

　　“歌德”略加思索后，即执笔步原韵奉和，云：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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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一）》

　　众人围观、赞叹，站在一旁的茶房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一样！”“歌德”哈哈大笑，随手端起桌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手指尖都感到了酒意，便立地又草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当即被茶房讨去作为墨宝。
　　田寿昌的热情、豪爽，郭沫若已经不止一次地领略过，此次叨扰，又蒙多多关照，他几乎天天陪伴沫若寻幽揽胜。登上岳麓山顶，俯看湘江中的水陆洲，如同一艘长艇，特别引人瞩目。那淡淡点缀着的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颇有娱目清心之妙，沫若真想将来国难解除后能卜居此间，恐怕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忽听得游客中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壮烈的救亡歌声令人亢奋，沫若不由得对寿昌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总算稍稍地一吐了！”
　　长沙的名胜古迹实在多。沫若游罢岳麓山，又游玉泉山。他与友人特往民众俱乐部，参观南明爱国将领何腾蛟为抵御清军所筑的箭场，颇为壮观。在这里，沫若忆及自己的战斗经历，与同游者畅谈北伐战争时路过长沙的情景，说：“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友人索句，遂赠“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一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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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田汉：《沫若在长沙》，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但给予沫若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天气既不怎么忧郁，人情也不怎么忧郁。这里同样集中了不少文化人，除田寿昌、廖沫沙、张曙之外，还有徐特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他们为郭沫若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并公推他为文化界的领袖，沫若表示自己只能充当“大将出马以前”，先出场“打旗子替大家引路”的那种角色。他几次发表演说，指出“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殷切“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要自觉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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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为了答谢朋友们，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长沙有那么多逗人喜爱的山山水水，长沙有那么多情深谊笃的新朋旧友，可沫若的视线并没因此放松对时局的注意和警惕。二月十八日，汉水上空展现了我雄鹰与敌机搏斗的奇观；同月二十三日，我空中健儿炸毁台北日军机场的壮景，沫若耳闻如目睹，激情满怀，久不作新诗的他，禁不住再显身手，欣然草成《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表示甘愿“把心脏剔出”、“割下头颅作为祭品”。
　　时局在动荡，沫若的内心也在动荡。看来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对待频频发电或来函催促的武汉方面的朋友，怎能置之不理呢？何况离开了立群，沫若的精神上也有说不出的苦闷。二月二十六日，立群突然悄悄地出现在面前，她带来了恩来等人的亲笔信，明白告诉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恩来还邀请寿昌一同去三厅工作。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作为头二十年的老朋友，寿昌自然理解沫若的心曲，他诙谐地回答道：“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寿昌毕竟是寿昌，快人快语，说得痛快淋漓！沫若终于明确表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寿昌哈哈大笑，掉头对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立群涨红了脸，羞涩地埋下头。
　　这位突如其来的使者，在沫若的人生旅途中与他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立群是有抱负的，虽然她在武汉时已经接受朋友们的挽留，不再去陕北读书，但决不因此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她用自己的名字拟了一副对联，特请沫若书写后，作为她的座右铭：
　　立德立言乃是立功之本
　　群有群享须从群治得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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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30年5月版。

　　在长沙滞留了二十二天，春天渐渐苏醒了，沫若陪立群再次过湘江去游览岳麓山时，见百草已返青，四野充溢着清新的气息。然而人世间与自然界太不协调了，扼杀春天的日寇的铁蹄到处践踏，长沙也不时遭到空袭。二月二十八日，沫若在警报声中写好了《长沙哟，再见！》一文，警报一解除，便立即与立群和寿昌、张曙等人乘上了去武汉的列车。

三十
　　国民党之所以要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去羁縻人才，装璜门面，表明他们煞有介事地在“改组政府机构”了，以掩盖其一党专政的真面目。郭沫若的出走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第三厅一直虚悬至今。眼下好不容易把他请了回来，陈诚即于三月一日晚上丢开重要会议，特地赶到太和街来与他晤谈。为了稳住郭沫若，他们只得让步，不但撤走了刘健群，而且完全依从沫若所提的三项条件，即：工作计划自己订，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不受其他限制；人事问题有相对的自由；确定事业费，预算自己提。
　　沫若着手筹组第三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是的，尽管仅仅掌握了这一点点政权机构，也必须充分利用它来体现党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路线和政策。多少个深夜，太和街二十六号灯火通明，沫若与董必武、周恩来、博古、阳翰笙等人聚在一起，仔细研究三厅的一系列问题，从任务、组织机构到具体的人员安排，都几经商讨，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要把第三厅建设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其中心任务是宣传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至于人员，则推荐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傅抱石为秘书。下设第五、六、七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处长为胡愈之；策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为田寿昌；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处长本拟请郁达夫担任，因赶不及而改由范寿康兼，郁来后则任设计委员。各处均设三个科，科长分别由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人担任。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郭沫若这样的旗帜，很快就把文化界的这些有生力量动员、组织在一起，除个别人之外，都陆续赶来报到就职了。这样的阵容，这样的速度，怎不叫陈诚惊诧！名单报上去，蒋介石看了也很高兴；传到社会上，人们都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
　　在筹备过程中，有一件事沫若最满意，那就是他亲自与陈诚交涉，在部务会议上排除了张厉生、康泽等人的刁难，由政治部收编了孩子剧团，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三厅一科。三月底，孩子们喜逐颜开地搬进第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沫若随即陪同恩来前往看望。跑遍每个宿舍，拍拍这个孩子的肩，摸摸那个孩子的头，问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还缺什么？……沫若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孩子们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消瘦的脸蛋，嘱咐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反映上来。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编的壁报，细心地为他们一笔一划地改正错字，并督促他们说：“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哟！”不久，即安排了一些教员给他们讲时事、戏剧和音乐知识，还派了老党员担任他们的指导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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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陈模：《郭老和孩子剧团》，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三厅的成员在不断充实，这时候沫若又想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要搞好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他把这个意思对陈诚说了，并且推荐了鹿地亘夫妇。通过种种关系，终于从广州请来了这一对日本友人，由沫若提议聘为设计委员，实际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昙华林内喜气洋洋，郭沫若在掌声和鞭炮声中宣布第三厅正式成立。当天，他与阳翰笙、田寿昌、洪深等人商量，准备举办扩大宣传周，名义上是应陈诚的要求，借此扩大政治部的影响，实质上是为了大规模宣传抗战的意义。宣传周每天一个重点：第一天为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第二天为口头宣传日，第三天为歌咏日，第四天为美术日，第五天为戏剧日，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为武汉三镇大游行日。沫若动员和组织了三厅的全部力量投入这一空前的宣传活动中去。开幕的那天是四月七日，恰逢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击毙万余敌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消息传来，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沫若先往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参加宣传周开幕典礼，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旋即又赶到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出席“广场歌咏会”，应寿昌邀致开幕词，即兴吼出了一篇《来他个“四面倭歌”》，可谓别出机杼：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
　　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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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沫若还主持了庆祝胜利大会和火炬游行，欢呼台儿庄大捷。大会结束后，他和战友们登上黄鹤楼，只见长江两岸数十条火龙在翻滚，映得春江红烂漫，救亡歌声和口号声响彻夜空，到处洋溢着万众一心坚决抗日的热烈气氛。他看着看着，眼前的盛况不知不觉幻化成为北伐时的壮景，心潮澎湃不能平息。他在心底里欢呼：武汉，这个大革命时期的首都，经受过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今天终于重又焕发出战斗的青春！
　　扩大宣传周的第一炮震得武汉三镇地动山摇，震得广大民众拍手叫好，彻底打破了政治部成立以来的冷冷清清的局面，朋友们纷纷跑来祝贺，一个个赞不绝口：“老郭的运气好！”
　　“三厅的运气好！”没想到却招惹了陈诚、康泽等人的忌恨，因为人民群众在不断发动起来，其声势之浩大令他们惊恐万状，同时恼怒万分，康泽在政治部部务会议上竟然叫嚷：“半夜三更还在那里喊口号，这叫什么宣传！”坐在他对面的郭沫若昂首望着窗外，表示不屑一驳。以后几天，陈诚他们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
　　宣传周的闭幕日又将有五六十万民众参加集会和大游行，陈诚、康泽他们不便公开反对，就在暗中策划了对付的花招。这天，虽然天公不作美，可是成千上万的民众冒着细雨，早就从四面八方向会场集合拢来。雨越下越大，群众依然精神抖擞，百般踊跃。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正要宣布大会开始，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奇怪，下雨天哪来的敌机？台上、台下自然不免惊愕、纳闷，但见康泽带来的宪兵团长已经急不可待地抢过话筒，声嘶力竭地嗥叫“解散！解散！”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就如此这般地被破坏掉了。
　　三厅成立以来还不到一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报上去的经费预算始终得不到解决，其次是政治部居心叵测地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规定一切对外文件须经该委员会审核后始得印发，紧接着的就是康泽以假警报解散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这一切等于捆绑三厅手脚的绳索，是可忍孰不可忍！沫若憋着一肚子气，实在不想再当厅长了，然而又难于向周恩来启齿。恩来对他一直有点放心不下，曾对阳翰笙说：“沫若老是清高，他不想当厅长，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去斗争。我们不是去做官，我们是去干革命嘛！你不干，我不干，那么谁来干？你和他关系深，要做做他的工作。”①这些话传到了沫若的耳里，不能不引起他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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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五月的昙华林，满坡榴花红似火，弦歌之声响遏行云，三厅附属的团队为上街头和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正在紧张地排练。沫若坐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放下刚为广州《救亡日报·“诗歌节”纪念特辑》写好的题词，激动地站了起来，望着院子里活跃的人群，觉得他们的行动和歌声好象是为他的题词谱写的曲子。他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他领导下的三厅也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这是开展群众性抗日宣传的大好时节，无奈康泽等人时时干预、事事争夺，他们把五月份各纪念日的宣传活动全都抢归二厅主持，说三厅只需从旁协助。可是他们包而不办，结果从“五一”、“五三”、“五九”直至“五卅”，除了一些官样文章的应景活动，简直无声无息。
　　这段时间，三厅的成员仍在猛干，沫若更是忙碌不堪。新组成的抗敌剧团已派往台儿庄、徐州等鲁南前线慰问演出，冼星海（1905—1945）、张曙等音乐家正在为指导群众歌咏团而奔忙，洪深、应云卫（1904—1967）等编导则为繁荣抗战戏剧而煞费苦心，连孩子剧团也在日夜忙着演出、开会和座谈。战友们都与沫若同心同德，当阳翰笙对洪深说：“洪先生，郭先生的意思让您到前线去，您觉得怎样？”洪深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问题。只要抗战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战了，我第二天就滚蛋。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你放心好了。你跟郭先生说，我一定尽全力干。”①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好的队伍！沫若感到欣慰，是他们的行动督促、鞭策了他，还有什么理由再离开自己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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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

　　周恩来早就提请大家注意，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里工作，必须时刻提高警惕：限制、破坏只是他们的一手，拉拢、腐蚀又是一手。果然，张季鸾（1888—1941）、王芸生充当国民党的说客来了，他俩在郭沫若面前唱了一曲双簧：一个闪烁其词地劝他多找张群谈谈，另一个则明目张胆地鼓动他放手倒向国民党怀抱。这一对不速之客的游说恰如一阵耳边风吹过，沫若又读到中央社一则通讯稿，其中有一条国民党恢复包括他在内的三十余人党籍的“最高决议”，联想国民党当局正在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滥调，这不是妄图“融化”共产党吗？对于这一切，他根本不予理睬。
　　沫若已于四月底偕同立群，从太和街搬到珞珈山原武汉大学的一幢教授宿舍居住。这儿，上一个坡就到达山顶，下一个坡便面临东湖。当此抗战时期，尽管工作很繁重，生活很艰苦，沫若却感到异常的满足。自从有了立群作贤内助：撰写文章或草拟文件时，查找资料常由她代劳；客人来了，又少不了她这位“财政部长”热情款待；工作累了，她还常常陪他去东湖边上散步，或者登临珞珈山巅，极目纵览武汉三镇的全景。更使沫若满心欢喜的是，不久周恩来也偕同邓颖超来到这里的另一幢教授宿舍居住。两幢房屋紧相毗邻，两家人家亲如一家。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贤妻，又有这样的好邻舍，沫若生平寄迹过的地方很多，当以这儿为最理想了。
　　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有利于开创斗争的新局面，沫若决不辜负亲人的关怀、组织的嘱托、同志们的期望，他要和战友们一同把第三厅建成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