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二十五
　　日本早已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以后内阁频频更换，日益成为军部的傀儡，他们疯狂地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梦想重演“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因而正直、反战的政治家不断遭到杀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这话句句说到了沫若的心里，他相信中国这座“崖”如同铜墙铁壁，而今四万万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筑新的长城，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筑城的行列。
　　眼看战争的确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为了推进抗日，当他听说丰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扰已决定回国去广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请颇受桂系军阀重视的她的父亲转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蒋、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一桩奇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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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回国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动身之前，有两件事需要当局预先办好：一是取消通缉的手续，二是汇上足够的旅费。达夫原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还未见音讯。弟弟、妹妹都早已风闻并来信询问，叫他如何回答是好？为了使亲人们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说“出处进退我自有权衡，请不必为我过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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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见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沫若叫别人不要过虑，而他自己却忧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风俗，附近农村每家的空场上都竖起了旗杆，上面挂着用红布和黑布做的鲤鱼，小的有几尺长，大的长达一丈多，一遇风便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儿在游泳，这大概是象征鲤鱼跳龙门。孩子们嚷着要爸爸带他们去看“鲤帜”，可是说什么沫若也提不起兴致。接着又是梅雨季节，天总是那么黄沉沉地摆着一副不阴不阳的面孔，周围的空气好象在融化着的黑铅，分外的闷人。报上载着，苏联和日本在黑龙江边发生了什么纷争，据说日本兵打沉了苏联的一艘炮舰。只要国际上一有这类风吹草动，沫若就不得安宁，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宪兵轮番来探询，简直把他当作苏联间谍似的。他想起前几天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寄来的一封信，便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对沫若深表关切，并以雨果相期许，说雨果亡命英伦时，一个人在多维尔海峡的半岛上遥望他的祖国法兰西，那种情景是何等雄伟而豪放；遥想先生远在东洋独个儿出游于海岛或沙滩之上，对于母国怀念的情绪必定不亚于当年的雨果。出于家乡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动心？他谦恭地写了回信，并应师生们的索求为他们作了校歌。他含着热泪，在信中说：
　　你们以法国的雨果期许我，我是敢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中国又快满十年，离开我们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国族，想起来，实在是很惭愧。不过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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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双鲤鱼》，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3期。

　　归国的事尚无着落，“七·七”事变的消息却赫然载于报端。为了看到真实的报道，几天来沫若的床头堆着许多中国报纸，他当然不会轻信日本报纸上的歪曲宣传，说什么事变的起因在于中国驻军枪杀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报》上分明说，七月七日那天夜里，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要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辞拒绝，日军竟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即奋起抗击。沫若意识到此事非同凡响，实际上昭示着母国已经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时局吃紧得很，有许多日本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在街头巡行，请求过路人每人缝上一针，据说这密密麻麻地缝了“千人针”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作为前方将士避弹的护身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这些妇女或是出于对儿子的钟爱，或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脸上大都显露出悲苦、迷茫、抑郁的神情，显然她们绝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到他国去送死。街上还有一些在乡军人少年团团员，也在拦住行人输金募捐。沫若不愿看到这种种情景，事变发生以来他深居简出，然而眼虽不见，耳朵却不能摆脱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这是寓所附近航空学校的学员，正在日夜不停地驾机演习。最讨厌的是，刑士、宪兵和警察上门纠缠更勤，他们无端地追问沫若对这次事变的意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天，一个刑士又来盘问：“这几天蒋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样，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话头，然后从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这几天很糊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刑士听了他的话，高兴地点点头、耸耸肩，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这时日本当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向，是因为他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已经宣布对日作战。
　　在沉闷难耐的空气中，幸有金祖同常来扣访。七月十五日，祖同又来了，师生两人随便交谈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沫若说：“事情很有扩大的可能，因为这里天天在报纸上宣传中央军胡宗南部、商震部、陈诚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骗他们的人民，从而可以调动自己的大军，实现并吞华北的阴谋。”祖同看见沫若一脸的怒色，声调也越来越高，待他略微镇静了一些，才又发问：中国军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沫若绝对主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祖同十分关心老师个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他担心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了，那时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笼鸟槛猿，再也脱身不得。沫若很感谢弟子的好意，但又说：“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是的，沫若不能不为自己走后家属的生活无着而踌躇。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谁都麻烦，单是摆脱日方的严密监视就不容易。他在猜测，这些日子刑士和宪兵来得特别频繁，就是怕他逃离日本，一旦他们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会弄死他。于是他想到了要写遗嘱，祖同愣了好一会，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为之磨墨润笔。沫若从书堆里抽出一张日本稿纸，沉思片刻，就决绝地挥毫疾书：
　　遗言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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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已佚，此系金祖同据当时记忆录写，见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言行社1945年版。

　　落款后又加盖了一枚刻有“沫若”二字的阴文印章，即交给金祖同，郑重嘱托：当他万一遭到不测，能替他带回国内发表。
　　过度的烦恼和心焦折磨着沫若，夜梦乱纷纷，白昼昏沉沉，他已难以掩饰在此邦不可一日安居的神态，然而又怎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安娜一时还没察觉沫若的行色，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她每天在焦急地读着报纸，探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消息，咒骂发动侵华的军政当局早日覆灭，一心期待两国的和平。她说这些话时毫无顾忌，即使有刑士和宪兵在面前也不回避。夫妻情深，相依为命，而今劳燕不能双飞，叫沫若如何向安娜开得了口！
　　友人钱瘦铁（字叔厓，1897—1967）也竭力主张沫若以快走为上策，他认为看上去南京不象没有诚意，并表示愿意为沫若张罗路费。走，当然要冒风险，但不走，也得担风险。
　　“走，或许可因而脱险”，沫若觉得还是金祖同说的对。回国的意念既已确定，要走就得赶快走。当时中日之间有好几条航线，其中来往于温哥华和马尼拉的加拿大航线可以避免日本警察的干扰，只要乘上这条航线上的路经日本横滨和中国上海的邮船“皇后号”，船一启碇，驶进公海，就算是安全出境，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了。沫若选定这条航线，他托祖同去打听最近几天的船票，约定寄明信片通知他，为防当局检查，信中用青年会空房间的号码暗指船期。祖同的信来了，说：“青年会生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沫若想预订二十四日船票，即赋诗夹隐语复金祖同，云：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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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一）》

　　可是写好了又不免有些犹豫，终未投邮。经与钱瘦铁和金祖同再次面商，最后仍决定二十四日动身，由祖同陪伴回国。
　　走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了，就这样瞒着安娜不告而别吗？实在于心不忍。船于二十四日从横滨出帆，二十五日沫若将由神户上船。再也不容迟疑了，这天晚上他终于向家人作了暗示：“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不过他很谨慎，没有透露确切的日期。安娜明白了他有走的意思，觉得并未出乎自己的意料，只是两个大的儿子感到有些惊愕。她思忖了一会儿，深情地带着告诫的口吻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细细品味安娜的话，沫若自然问心有愧。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他虽然说不出什么忏悔的话，但也深为自己的生性浪漫，有时给妻子带来的烦恼而悔恨。特别是三、四年前，他曾不慎染上某种不名誉的性病，并且传给了安娜，一时痛苦异常，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①还有，前不久他与于立忱的一番风风雨雨……真是越想越对不起安娜。他在心底里暗暗“立定大戒”：从此决心“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夜深了，他仔细端详着枕畔安娜熟睡的面庞，腹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讲。预想到三天后返抵上海将投入抗日洪流，他于枕上吟成七律一首，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韵脚：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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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3年10月31日致小野寺直助信，原件为日文。
　　②《战声集·归国杂吟（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半钟，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好好学习做人；给最小的儿子写的一张纸，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见安娜已醒，正怡然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似乎未曾察觉他的用意。沫若顾不得身上只穿了一件居家的和服，赤着脚套了一双木屐，默不作声地离开卧室走下庭园。再见了，洁白的栀子花！再见了，斑斓的大莲花！再见了，孩子们心爱的金鱼！再见了，亲爱的安娜、温暖的家，我们相见不知在何日？请原谅我如今既是归心似箭，又似万箭穿心。抹不尽腮边的泪啊，不！这不是泪，这是涌自心头的血，一步一洒，一步一回首，……他沐着残月的青辉，踩着带露的田畈，无限依恋地慢慢走到了看不见家门的最后一步。在日前约定的灌山车站，他与钱瘦铁、金祖同会齐，然后一同折回钱家，换上了瘦铁的灰色哔叽西服以及袜子和皮鞋，打了领结，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手中拿着一根司的克，肩上还背了一只圆筒形的旅行袋，与平时完全判若两人，这才坐车辗转去神户。当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双方都不需要护照或签证，出境更无需检查，沫若和祖同就混在旅客队伍中，于当天傍晚在神户港上了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船。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跻身天堂，遗憾的是妻子儿女无法同行，沫若神思恍惚，心中总在惦念：安娜和孩子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可知道从此将堕入地狱？
　　晚上九点正，起航的铃响了。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孔窥视码头上送行的人们，钱瘦铁早已离去，只见有些人按照日本的风俗，为了表示惜别之意，正在往船上抛纸卷，送别者与远行者各持彩色纸带的两头，顿时在码头与船体之间的空中形成了蔚然可观的缨络。随着船只的离岸，纸带慢慢被拉长，最后被拉断，于是船上又有人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岸去，岸上的人也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船来，然而终于坠落在中途的小筏子上。此情此景，勾起沫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他对先后居住了二十年的岛国倒没有什么留恋，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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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三）》，原题为《黄海舟中》。

　　沫若在船上化名杨伯勉，籍贯假托湖南长沙，处处小心谨慎。第三天清晨，舟过黄海，他兴奋地口占上述那首七绝，表示为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而甘愿毁家纾难，于公私、生死他早就作了安排。

二十六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沫若终于逃出了虎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皇后号”轮安全地停靠在上海公和祥码头边。沫若手执司的克，故意挺胸凸肚，好象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不慌不忙地踏上跳板。天空黑烟弥漫，巡警的吆喝，卖苦力的兜揽，做小生意的叫喊，声音嘈杂得令人耳噪心烦。“十年不见了，上海的情形原来还是这样！”他好象自言自语，又好象是在与身旁的金祖同交谈。他不便东张西望，只好嘱咐祖同留意接客的人丛中有没郁达夫。没想到迎面却走来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他是奉命专程从南京赶来迎接郭沫若的。“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他恭敬地向沫若鞠了躬。沫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经他自我介绍，方才弄清楚眼前的对象是什么角色。当他提出“想与先生谈谈并解释国内和南京的情形意旨”时，沫若便以“我现在先得去看一位朋友”为托词，暂时回绝了何廉。于是沫若和祖同雇了一辆汽车，直驰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丽园九号孔德图书馆。
　　沫若受到了孔德图书馆馆长沈尹默的热烈欢迎。老朋友对他回国后的处置十分关心，坐定后就商量他的出路问题：是在国民党里谋职呢，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尹默对这两条路都不赞同，他说：“我们还是静观时局的发展再决定一切吧！”言下之意，他认为目前沫若不宜从政，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沫若心中暗自忖度：“到了这里之后还是那么地不积极，不就等于同没有回国一样吗？”这时，杂文社同人姚潜修、创造社旧友张凤举和李初梨也闻讯先后赶来，在图书馆的三楼参加了这次座谈。不一会，郁达夫和施蛰存等人也跟踪而至。达夫是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报，连夜从福州赶来的。刚才在船埠上，他们不巧与沫若失之交臂。沫若见了达夫，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家仍旧热烈地谈论着沫若回国后的种种问题。当晚由达夫作东，在来喜饭店为沫若洗尘，尹默、初梨等人作陪，彼此豪饮畅谈，直到深夜。
　　第二天，沫若搬到沧州饭店，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人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简直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八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公寓里居住。夏衍看他只有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枝笔。”的确，他这次回国就是要用这枝笔，为神圣的抗日战争谱写气壮山河的洪波曲。
　　郭沫若回国成了一条重要新闻，被公认为一件带有神秘意义的事情，以致人刚上岸，他的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就在上海滩上广泛传开了，张菊生、沈尹默等人还写了和诗，各家报纸、杂志争着刊载，一时好不热闹。更有许多文化团体以及新朋旧友邀宴，备致赞佩。在八月二日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答谢后深情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挥泪朗诵了那首步鲁迅原韵的诗，婉转陈词，满腔忧愤，合座为之感奋不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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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两文化团体昨宴郭沫若》，1937年8月3日《大公报》。

　　八月七日，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的多幕剧《保卫芦沟桥》在蓬莱大戏院开演，为了欢迎郭沫若回国和救国会“七君子”出狱，特地临时加演一场。座落在南市区的蓬莱大戏院，虽然条件不及“大光明”和“兰心”，场子小、座位挤，周围都是碎石铺的小路，但这里是真正的华人区，附近住着的大多是典型的贫苦的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外国巡捕的棍棒，有的是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沫若应邀观看了演出，观众们对他的出席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书上印着几天前他为这个剧本所写的亲笔题词，可以说是为广大观众点明了这出戏的主题：
　　芦沟桥已经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
　　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
　　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
　　芦沟桥虽然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国民党达官贵人亦摆出姿态，接二连三地开会、设宴欢迎郭沫若。在一次会上，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致词，谈到“目前的中国，就象一列火车，国民党就是这列车的火车头，蒋委员长就是火车司机”。沫若听了，微微一笑，随即在答词中说：“能当司机当然很好，问题在于司机称不称职，或者他喝醉了酒，或者他开的方向不对，那么，全列车就跟着遭殃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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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殷：《记一次难忘的亲切会见》，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不过对沫若说来，此刻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了。在《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诫蒋介石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民主；他大声疾呼“政治是国民生活的权利”，应当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国”。白天，他常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处发表讲话，觉得忙碌、充实。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势，他又感到茫然、空虚。就在回国后的第六个深夜，他独自坐在公寓里，瞻仰当初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1877—1925）先生的遗容，不觉泪下，感喟“奈何随先生之终而三策亦殉葬矣”，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没，人民涂炭，怎生是好？他轻声念着廖仲恺的名字，题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最末一句是：“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
　　沫若多么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华，然而在蒋介石统治下，金台寂寞，故国苍茫，正是“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他确实有点失望。一天，刚随军调到上海的张发奎将军来访，沫若问他会不会开战，他说这要看最高当局的态度，连他也吃不准蒋介石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点：“我看日本军阀是决定要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次中国也不会示弱，倘若真打起来，日本免不了要吃苦头。”
　　盼啊盼，盼到八月十三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当地驻军奋起反击，终于推动全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夜晚，沫若从公寓的窗口清晰地看到，中日两方的铁鸟在空中决着雌雄，大炮轰鸣，机关枪声密集，炸弹声彼伏此起，火光映红蓝天。多么伟大而神圣的战斗呵！“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再生。”沫若无比兴奋，心律随着战声或紧张或弛缓，他几乎不加思索，诗句便涌上笔端：
　　战声的一弛一张关系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主人？
　　站起来呵，没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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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战声集·战声》。

　　“国亡与亡，国存与存”，沫若磨拳擦掌，誓为民族的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与夏衍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自任社长，由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他不但亲笔题写了刊头，而且撰写了不少评论、杂感、诗歌和战地通讯，广大读者争相购阅，以致报摊上常有人不说买什么报纸，而只讲“买郭沫若”。《救亡日报》大大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情绪，广大读者纷纷送来丝棉背心和各种慰劳品，要报社转交前方抗日将士。一时间，《救亡日报》所在地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四楼成了抗日军民的联络站，各界人士主动与报社通信息。九月二十八日，薛祚光旅长从宝山罗店来信，对郭沫若自称“敬慕先生的战友”，报告该旅坚守西南阵地，与日寇“大小战不下十多二十次”的情况，表示“我们所恃以抗敌的，是牺牲精神”，这是“永远无限止”的，因而敌人准会溃败。①十月初旬，诗人任钧自镇江来信，详述在京沪间的要冲所见所闻。②《救亡日报》大量刊载这类实际采访的战地通讯和特写，而从不刊登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了与其他报纸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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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7年10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见1937年10月12日上海《救亡日报》。

　　沫若自己亦常亲往前线访问、慰劳抗日将士，陆续写了不少通讯和访问记。“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他不畏迅霆，迎着血风，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东奔西走。想当初参加北伐南征，到如今“十年退伍一残兵”，归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入阵营”。早在八月间，他就领衔与杨朔、孟十还等四十余人发起“投笔从军”宣言，这一消息曾轰动了不夜城。①之后，他风尘仆仆地一会儿往浦东慰问张发奎部属，一会儿又去昆山扣访陈诚（字辞修，1896—1965）、冯玉祥（字焕章，1882—1948）、薛岳、黄琪翔（1898—1970）诸将领，就抗日斗争形势和部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交换了意见。冯玉祥希望郭沫若做一篇文章，谈谈为什么当年北伐军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援，而现在的国军却遭到冷遇。沫若说：“这正是我跑来想要跟你们谈的问题。”他从北伐时代国共合作尚未破裂谈起，说到那时候军中政治工作和后方民众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形之下，“目前的民众是效命有心而出力无路，他们并不是冷淡，只是有所期待。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及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及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情吧。”老将军连连点首，颇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慨。沫若还应张发奎、陈诚等人的要求，分别为他们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一个由钱亦石任团长，另一个由袁文彬任团长，成员都是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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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4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听到了这些消息，沫若和全上海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他不辞辛劳地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设计委员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曾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的沉痛宣言》，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请全世界人民协同防止战祸蔓延；曾为唐瑜、丁聪创办的《民族呼声》题签刊名，为汪馥泉所编《中日战争预测》题签书名，为洪深（1894—1955）、金山率领的救亡演剧队书写队旗；曾往国际电台作题为《抗战与觉悟》的演讲，鼓动军民认定“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沫若的心总是牵挂着前方的抗日将士。九月初旬的一云，他随四川旅沪同乡会救护队和文艺界战地服务团一同去宝山罗店前线劳军。满是弹坑的公路，低空盘旋的敌机，不时发出死亡的威胁：机枪俯射，炮弹开花，天地旋转，气浪袭人。沫若的耳朵虽背，却能清楚地听到周围正在弹奏着的“命运交响曲”，中华民族将不遗余力与命运之神恶战。伤脑筋的是，他穿的白衬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能和大家一同奔上前沿阵地抢救伤员，他不顾同伴们的劝阻，权且借了一套米黄色童子军装紧巴巴地繃上身，就向那炮火深处冲去。①前些日子夜晚的茫然、孤独、伤感骤然消失，他感到当自己融汇在这支抗日大军中时，便又象是当年鏖战武昌城下、流沙境内的年轻的将领，浑身充满了对血战到底的渴望与力量。由于沫若经常出现在前线，并频频与众多抗日将领接触，以致日本当局一时摸不准他的真情实况，居然在广播中说什么：郭沫若“带了五万兵和中央军联合在上海前线作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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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兰畦：《犒军去》，1937年9月7—9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郭沫若谈军中故事》，见上海杂志公司汉口总店1937年10月版《上海抗战记》。

　　自淞沪抗战爆发以来，不知有多少同胞流离失所，沫若的眼前总抹不掉那一幅幅惨不忍睹的难民图，幸好有各种社会团体在负责收容和遣送。当他听说法租界马斯南路（今茂各南路）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是救济难民最有成绩的地方，便专程前往看望了一次。所中老弱妇孺居多，看到那些孤儿天真烂漫，却已永远失去了他们幼年时代最珍贵的父母之爱，听到那些孤老鳏寡悽切的抽泣，想到他们失去了晚年最大的家庭欢乐，沫若不由得一阵阵辛酸。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怎么好，厂棚内臭气浓烈，栅顶篾片稀疏，似乎只能蔽日而不能遮雨，沫若不禁黯然神伤，他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老天爷不要下雨。
　　在这个收容所里，有几个工作人员是沫若的朋友。其中的于立群（1916年7月7日—1979年2月25日），乃是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结识的挚友于立忱（1912—1937）的胞妹。于立忱原系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记者，她与郭沫若彼此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在沫若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一株“大山朴”，他“喜欢它那叶象枇杷而更滑泽，花象白莲而更芬芳”。后来立忱比沫若早几个月回国，没想到她竟于五月间自缢身亡，留绝命书云：“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对于她的死，沫若悲痛欲绝，歉疚交加。他回到上海后的第四天，曾与朋友一同去中国公墓凭吊立忱，不久即由林林等人介绍与立群相识。于立群曾演过戏、拍过电影，艺名黎明健。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晒得黑黑的面孔，显得朴素而又大方，第一次见面就给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①当她将姐姐所作思念沫若的遗诗转交给他时，沫若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想：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②自此以后，两人常常见面，她对他——敬重，他对她——爱慕，可谓一往情深。
　　立群曾多次与沫若一同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天晚上去东战场劳军后，沫若因事前往昆山了，立群仍折回上海。当她乘坐的车经过大场时，正遇敌人大举进攻，她几乎成了炮灰，沫若为此虚惊了一场，而立群却满不在乎。他们愿携手共赴国难，即使真的成了炮灰，也算是尽了做子民的责任。大场失守后有不少人感到忧虑，立群却从沫若的新作中得到了另一种解释：
　　前线的旅进旅退是战术上所必有的事情，
　　在未参加作战的我们倒可以不必过于关心，
　　所当关心的是抗战到底的决心究竟有没有十成。
　　我们持久抗战的决心要十二分地坚定，
　　我们从“屡败屡战”，剩到最后的一个士兵，
　　剩到最后的一珠血，都要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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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四）》
　　②据谢冰莹：《于立忱之死》，1984年6月15日台北《联合报》。又据笔者1984年9月8日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③《战声集·所应当关心的》

　　这时候沫若的诗文“都是在抗战中热情奔放之下，匆匆写就的，文字之工拙当然说不到，但是有一点却可供读者的借鉴，那便是抗战的决心”①。立群所珍惜的，正是这样一颗在字里行间跳动着的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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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沫若抗战文存〉小序》。见上海明明书店1938年1月版《沫若抗战文存》。

　　在上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郭沫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点连国民党政府亦不否认。他回国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接到陈诚转交的蒋介石的来电，命往南京晤面。要沫若此时此刻会见曾经通缉过他的蒋介石，感情上未免很别扭。到底去还是不去？周恩来劝他一切以大局为重，他听从了。

二十七
　　中秋过后的石头城理当秋高气爽，可是沫若莅临后的感觉却是钟山深锁，天色昏蒙。不过这倒是他的幸运，因为阴雨天敌机很少出动。听说敌人早就扬言，九月二十一日正午以后要把南京化为灰烬，结果古城依然无恙，沫若却在这里喜闻八路军于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他高兴得逢人便讲，好让朋友们也能尽快知道抗战以来首次取得的辉煌胜利，以分享这一大欢乐。
　　抵南京后的第二天傍晚，沫若被接到蒋介石的住处，刚进厅堂，穿着深灰色袍子的蒋介石即远远由左首走出，笑脸相迎。“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平日号称有威可畏的蒋介石，对待郭沫若却格外的和蔼，沫若握着他的手也觉得分外的温暖。看他的气色，似乎比北伐时丰润多了，尤其眼睛特别有神，因而沫若打消了原来的疑虑，感到他的眼神已经表示了抗战的决心。联想到日前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以及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不管他是否被迫，这总是值得欢迎的。蒋介石对郭沫若从事金文和甲骨文研究深表关心，他看了一眼在座陪同接见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1890—1948），想起了芦沟桥事变前后，陈曾捧了一大迭郭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书来给自己看，并说这些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记得当时曾随手翻阅了一下，表示同意陈的意见：抗战可以借重郭沫若这样的人物。①现在他问坐在自己面前的郭沫若，对古文字今后是否还有继续研究的兴趣，沫若回答说只要有材料和时间，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不过沫若自己心里非常明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对于那些研究好象已经隔了两个世纪，如果再沉潜在里面，实在是一种危机。蒋介石仿佛有所觉察，便转换了话题，先请郭沫若推荐担任宣传工作的人才，后来，又提出希望他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并说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沫若赶紧回答道：“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沫若知道不便再说什么，又约略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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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陈布雷和郭沫若》，1985年9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南京期间，沫若还拜访了叶剑英、叶挺、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孙科、汪精卫、张群、邵力子、陈铭枢（字真如，1889—1965）等人。叶剑英和叶挺是北伐时代的老友，剑英如今留在第八路军后方办事处工作，叶挺正在负责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沫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不少陕北方面朋友的消息，真想飞到那里去和他们并肩战斗。前不久，在上海遇见一位来自延安的友人，说成仿吾缺少生活用品，沫若曾特地拿出一百元，托他买了一条绸面丝棉被子、两套毛衣裤和一支派克钢笔，请带交仿吾。①临离南京前，沫若专程往郊外汤山公路，凭吊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的邓演达。墓草凄凄，秋风萧瑟，他在墓前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演达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教训了我们，生与死，是与非，善与恶，民主与反民主，抗战与卖国，在这中间决没有妥协微温的道路。如有人幻想有这种道路的存在，请睁开眼睛再凝视一次邓演达的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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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53—154页。

　　蒋介石接见郭沫若的消息很快登了报，沫若自己也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朋友们都说这是郭沫若的一大胜利。他高兴地对夏衍说：“照恩来同志的话做是不会错的，这样跟蒋介石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确实是一个胜利。”①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沫若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的，诸如庆祝双十节，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与周信芳（1895—1975）、高百岁、金素琴、田寿昌、欧阳予倩（1889—1962）等人商讨旧剧改革，桩桩事情都与抗日救亡有关。就说戏剧创作吧，他坚决主张“旧瓶盛新酒”，大胆采用最近抗战中涌现的热烈悲壮的故事来编剧。他向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这是新近在南京听陈铭枢说的：旧十九路军有位团长与一个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十分美满。“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向日军射出了第一发子弹，这也正是他们的长子诞生的时刻。该部云散后，他曾游历过欧洲、日本等地，后来回到广州工作，这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七·七”事变以来，他坐立不安，终于得到妻子的支持，决心毁家纾难，上华北的最前线去。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教导他们承继你的志气，永远做中国的好儿女。”……沫若涔着泪水越说越激动，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一下双颊，又补充了一句：“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
　　他希望能有人将这类故事写成悲壮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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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沫若的希望没有落空，有些戏剧工作者很快就从现实斗争或历史事件中撷取有关题材写成了剧本。在浦东大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他看到了赵景深创作的大鼓《平型关》立即给作者以充分的鼓励。之后不到一个月，欧阳予倩编导的历史剧《梁红玉》也在新光大戏院开演。一天晚上，沫若由田寿昌等人陪同去观看。名演员金素琴扮的主角表演非常出色，把观众完全带到了规定的场景中去了，只见南宋大将韩世忠与金兵大战于黄天荡，其妻梁红玉亲擂战鼓助威，打得金兵抱头鼠窜，终不得渡。这很容易引起人们联想，大大鼓动了抗日爱国情绪。沫若、寿昌不断拍手喝彩，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看望了全体演出人员，沫若还当场题五绝一首：
　　昔有梁红玉，今看金素琴。
　　千秋同敌忾，一样感人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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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看〈梁红玉〉》

　　继大场失守后，这时闸北、江湾等阵地也因战略需要而转移，前沿许多工事都遭到破坏，淞沪战局濒临更为艰难的阶段。沫若从十月二十三日晚上起，一直到二十九日止，几乎每天都在前线驱驰。他先后走访了叶伯芹军长、罗卓英（尤青）将军等高级军事人员，并对广大士兵发表演说，官兵们都很愿意多和他见面。三十日，《救亡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田寿昌、罗卓英这次晤谈时唱和的手迹：
　　敌机镇日绕城飞，虎帐新成破阵诗。
　　十万健儿齐肉搏，东南此战决安危！
　　嘉定军次赠尤青先生田汉
　　报国精忠古岳飞，满江红浪泛罗诗。
　　一心运用君诚妙，狂寇已如累卵危。
　　廿六年十月廿五日访尤青将军于嘉
　　定军次，寿昌即席吟赠，余亦效颦，工
　　拙在所不计也。郭沫若
　　民族高潮已怒飞，蘸将热血写征诗。
　　管他倭寇来多少，杀个光儿国不危。
　　战地畅叙，田汉先写诗，沫若先
　　生和作，余亦为此。罗卓英
　　廿六、十、廿五、
　　十一月初，叶伯芹军长转来他部下一位士兵做的题为《后死感言》的诗：“弹雨淋漓转空气，阵前木叶如蝗飞；同仇敌忾卫祖国，为争生存狮展威。”作者在短跋中说：“昨闻郭先生沫若驾临军部指导，因赋此，请转斧正！”沫若读后很受感动，觉得诗虽不佳，但那弹雨淋漓、空气改色、木叶蝗飞、伤亡枕藉的壮烈景况，写的都是实感，出自一个普通士兵之手，实在难能可贵。不应当辜负这位士兵兄弟的厚望，他字斟句酌，将那首诗改为：
　　弹雨淋漓风改色，阵前木叶如蝗飞，
　　同仇敌忾拼生死，狮吼摇天万里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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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一位广东兵的诗》。

　　淞沪战局终于不可挽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不夜城成了一片漆黑，刺骨的寒风从那鲜血还未干透现在已冰冻的地方吹过来，真不是滋味。文化工作者似无继续大批留在这里的必要，大家都在考虑并计划着怎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或者转移到大后方去。十九日早晨，阿英来高乃依路寓所商量撤退问题，一进门就见沫若面窗默坐，忧心忡忡。原来沫若接到了安娜的来信，得知她因他出走而被拘禁月余，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亦常遭无赖欺侮。他拿出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苦颤。读罢，阿英一时口讷，无言以慰，两人相对木然。翌日清晨阿英再来，沫若已赋就七律一首遥寄安娜，刚书成立轴，墨迹尚未干。诗云：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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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8年5月10日《杂志》月刊创刊号。

　　分明知道妻孥陷入魔掌，可是无法援救，沫若好不伤心。他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求设法予以营救，并让他们回到中国来，然而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根本不准她自由行动。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妻子，她就不可以热爱自己丈夫的祖国吗？在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安娜愿意跟中国丈夫走便是“间谍”，应骂为“野狗”。安娜无视这些胡言乱语，她明白表示：“我是‘野狗’，我就是热爱中国！”日本军部还要她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籍，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她以孩子们都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她相信，有朝一日总要带着子女回到中国来的，这当然也是沫若的愿望。
　　随着大上海的瘫痪，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往日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街头巷口的书报摊，如今都偃旗息鼓，《救亡日报》当然也无法再在这孤岛上存活。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沫若为《救亡日报》写“沪版终刊致辞”，不免有些忧伤，但一想到三个多月来听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听着遭遇了敌人轰炸的无辜老弱的血啸，听着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哀号，听着百万健儿们在火线上冲锋陷阵的绝叫，便又精神百倍，信心十足。我们失掉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对，就以这个做标题，他下笔如有神，向上海的广大读者倾吐自己的一片真诚：
　　……同胞们请相信，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并不是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们目前所失掉的并没有什么，只是做奴隶的镣铐而已。
　　日寇占领上海以后，又沿着长江、沿着津浦线和苏嘉路向南京猛扑。沫若已经办完了该办的事情，决定离开孤岛，想转道香港到南洋去，向侨胞筹款办报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早，他从公和祥码头登上了一艘挂有红十字会旗帜的法国邮轮，同船的有何香凝、邹韬奋（1895—1944）等各界知名人士。这是党组织为确保大家的安全精心安排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对于悬挂红十字会旗帜的交通工具不得轰炸。不料黄浦江上突然飞来一架敌机，耀武扬威地绕邮船三匝而去，沫若怒目而视。
　　轮船起锚远航了，沫若与韬奋在二层的甲板上并肩踱来踱去，他俩难得相聚，这次有缘畅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沫若知道韬奋到过南洋，便向他打听那儿的情况；韬奋寄希望于桂林和新疆，他想从边疆着手来促进神圣抗战的全面化。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祝愿能尽快实现各自怀抱的理想。他们还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极为赞赏苏联仅仅花了二十年工夫就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韬奋想到日前曾在《救亡日报》上，读到沫若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写的社论，便说：“还是郭先生的大作《后来者居上》那最后一段说得好……”沫若淡淡一笑，他在心里重温了那段话：“我们也要算是枉路走得太多了的民族，迷落在八阵图里面，因而确实地落了后。但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觉醒了。捷近的路是摆在那儿的，只要我们肯驾起飞机冲出自己的前程，我们敢保证，努力的‘后来者’一定又可以‘居上’。”
　　前面的航道开阔了，邮轮满载着觉醒了的、肩负着抗日救亡重任的知名人士，已经安全地出了吴淞口，自由地驶向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