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的历史
开会”的历史
在专制时代，"开会"曾经成为一种展示和炫耀权力的机会。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专门用来举行朝会的富丽辉煌的前殿，就是规模极其宏伟的大会堂，据说"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以坐万人"朝会的殿堂，象征着这位用武力"并一海内"的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无上威权。近年来考古学者发现，这座前殿当时并没有完工。如果秦始皇时代真的开了万人大会，那么中国就又拿了一个世界第一了。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儒士叔孙通为他设计了朝会的礼仪，经过多次演习之后，举行了正式的朝会，在极其严正肃穆的气氛中"开会"，贵族群臣无不"振恐肃敬"，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的。唐代诗人卢纶的《皇帝感词》诗所谓"山呼一万岁，直入九重城"，就反映了朝会隆重庄严的气氛。
后世各种各样的"会"，往往有形式主义的痼疾，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
皇宫朝会常常有礼仪大典的性质，但是也往往以议政作为主要内容。于是开始出现了"会议"的说法。汉代朝臣"开会"有确定的日期，称作"会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曾经说道，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每朝会议"，都只是一一分析诸事原委，预想出各种可能，让皇帝自己进行决策，"不肯面折庭争"，决不和皇帝直接发生正面的争执。他曾经和公卿大臣事先协商，有了一致的意见，但是一到朝堂上，看到皇帝的脸色，却又违背原先的约定，以顺应天子意旨，"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可见，这种"天子与公卿议"，"天子问群臣议计"，"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的所谓"会议"，往往"会"而不"议"。如东汉学者蔡邕《独断》卷上所说到的，每当行政有"疑事"的时候，即"公卿百官会议"，看起来似乎是采取了群议、集议的形式，但是最终的决策，实际上还是定于帝王一己，并不能改变政治决策专权独断的性质。到了明代，甚至经常发生因为在"廷议"、"廷辩"有违"圣意"，以致用"廷杖"的方式严刑惩处言官，杖责于殿阶之下，往往当廷毙命的情形。
后世许多"开会"的程序，甚至以"民主"为标榜的会议，其实都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非民主的实质，就是因为遗传千百年的专制形式的基因，一直在影响着政治生活的缘故。事实上，在许多时代，开会已经没有"公开会合以辩难"，"议于大庭"的形式了。
历史迈入近代，"开会"的形式愈益纷杂繁多。这反映了在一种特定政治形态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开会"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密集，有时候是以政治热情的空前高涨为背景的，也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需要为背景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开会"是要有人组织和主持的。毛泽东引述了当时人形容农会的话:"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毛泽东说，"的确不错"，当时城里、乡里，"确实是委员世界。"以"开会"为专业的人员逐渐增多，是特殊的历史现象。于是我们看到，频繁的"开会"，和行政机构的繁复重叠以及行政领导的人浮于事形成恶性循环。 "开会"，后来成了一些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又继续要求别人再"开"更多更多的一系列的"会"，接受关于各种各样的"开会"的报道，以及关于各种各样的"会"的传达。下层必须按照一级一级用"开会"的形式布置上层的要求，通过"开会"的形式，来学习、领会和落实上层某次"开会"的精神。多少人的年华，被无穷无尽的"开会"消磨耗蚀。"开会"的名义多种多样，"开会"的形式形形色色。也许可以说，"开会"，可以导致公共空间的扩张，但是又造成对个人空间的压迫。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报纸上发表《开会迷》，尖锐讽刺了那些以"开会"为专业的官员，得到了列宁的赞赏。列宁说，我们确实处于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的状态中，应当指出这是很糟的状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艺术家马三立的相声《开会迷》，也讽刺了同样的现象。又过了30多年，在被誉为"春天的故事"的邓小平1992年南行，也传达了这样的清醒的意见:"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其实，以"开会"为形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开会"除了有利于造势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统一认识。可惜，历史上有许多次"开会"虽然有"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宣传，却并未能真正地将与会者的心和力"合"起来。历史在演进，随着社会的进步，推想未来的"会"应当是形式比较合理，内容比较紧凑，功效比较突出，从而对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也比较明显的社会活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