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与上海 -陈丹燕

作者:佚名 字数:13379 阅读:311 更新时间:2009/03/08

我的写作与上海 -陈丹燕

主讲人简介:

  陈丹燕,女,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1996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1年,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2002年,《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等单位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

  内容简介: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海?原因有二:第一,它没有历史;第二,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概。陈丹燕在小时候也是老想着,等长大以后逃离上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德国人自己演绎的原汁原味的贝多芬的音乐,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家旁边的一栋房子使得陈丹燕开始对上海产生兴趣:从对建筑、街道这些东西的兴趣,到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书随之诞生。

  上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陈丹燕认为,它是一个混血的城市。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判断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探讨它,再慢慢地认识它。她觉得,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

  她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她觉得,她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坑里去一样自然,这个就是她的位置。她觉得,她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世事;她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她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上海这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我们欢迎陈老师上场!

  陈老师被誉为是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以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见长。从1998年到2001年连续四年,她每年出一本以上海为题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作家》。有人说,如果你熟读陈丹燕的作品,你会喜欢上海;如果你喜欢上海,你一定会喜欢陈丹燕。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就请她为大家讲一讲,她的写作与上海的关系。我们欢迎!

  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写作跟上海有什么关系?然后,在这个写作当中,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其实,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北京的,我父母那时候在北京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从北京到了上海,所以,我就跟他们到上海,我在上海开始上小学。说起来,北京是我的出生地,上海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家里刚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我的哥哥比我要大很多,要大11岁、12岁这个样子。他们那时候是思想开始发育的人,他们非常讨厌上海。包括我家里住的那个环境,我住的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大概住户有五分之四的人是从北方迁移到上海去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面,那个院子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人很小气,然后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北京的孩子比较喜欢英雄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上海的市民生活是非常隔膜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大家都不说上海话。因为是迁移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很多上海当地的亲戚什么,所以,跟市民的生活是隔了一层。在这个情况下面,就对上海市不太了解,而且也并不喜欢,就觉得这个城市,第一个,它没有历史;第二个,它没有孩子喜欢的英雄气。在我小的时候,老觉得等我长大了,有一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生活不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可以有战争,然后有很多浪漫的故事,不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

  在我第一次觉得我对上海有兴趣的时候,是已经很长时间,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作为一个作家了。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欧洲,我去的是德国的一个青少年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为图书馆推荐,参加世界儿童书展的评奖的中国书。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欧洲旅行。在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去德国,然后我旅行的时候去了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奥地利。那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就发现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事情。比如,我认识到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是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西化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才会这样认为。对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有了一个很深的怀疑,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周末,我去听音乐会,是一个贝多芬的音乐会,在一个15世纪的城堡里。因为我住在那个城堡的楼上,所以这个城堡里所有的音乐会,我都可以免费去听。它们就在我的楼下有一个大厅,它们在那里有音乐会,因为那个城堡有两个塔楼,所以,声音非常好。我从小就一直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交响乐,也喜欢歌剧,所以,我觉得我很熟悉它。当时,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听这个音乐会,因为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德国人,在德国演绎的德国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每一句的声音都是碎的,感情是不能进去的。后来我就出来了,就到我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塔楼旁边,所以坐在塔楼里同样可以听到音乐会,而且声音还更好,因为它声音是往上走的。然后,坐在一个人呆的塔楼里边,是没有灯的,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别的听众的。然后那个音乐开始能够人(的感情)可以进去了,可以听进去了。就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我想像的那些东西和我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支持我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都不是真正的欧洲的东西,而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面,由那些碎片组成的那些东西。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因为在此之前,我非常肯定,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我可以理解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很多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我产生怀疑。

  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被打破了,不是像我也遇见过一些中国人是觉得,在欧洲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获得很多,建立起很多。为什么我是觉得被打破很多,碎裂也很多,失去很多东西?后来,我就等到我的工作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开始,怎么去找,然后通过什么东西,通过跟谁谈话去找,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夏天,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在最不能找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应该去看书,就是可以从书里边找到一些东西。后来,我就去了上海的档案馆。那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整个上海的题材是属于低谷的一个,大家不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够在图书馆的书里边找到关于上海的故事。所以,后来我去了档案馆。我其实想去档案馆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旁边有一个房子,我从小看它,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式样的房子。后来是在西班牙的时候,突然看见,噢,这个房子是西班牙式样,因为西班牙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然后,我就想,在我的生活里边,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建筑,不光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来自于西方的小说和哲学,或者说是散文,或者说是音乐和电影,还有很多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后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房子的故事,或者说是设计图。后来就去档案馆找这个房子的材料,后来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去接触旧上海的故事,上海形成的这样子的历史。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心得的,是一个人慢慢去找她的背景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背景不是你有意识地得到的,而是这生活一点一点给你的,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开始写作。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把它写成小的散文,当时(台湾)《中央日报》有一个专栏,我为这个专栏写作。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编辑来说,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吧。这个专栏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就说,叫《上海的风花雪月》,后来这个书的名字其实是当时《中央日报》专栏的名字。当时就在《文汇报》上也不要这样子的专栏,因为上海的故事,那时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故事。只是我个人对这个有兴趣、有心得才这样做。当时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因为慢慢慢慢写得多了,看看能不能做成一本书试试看。这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在这个书以前,我对上海真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不了解并不是表示,它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它是影响到我的成长,影响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形成。这个跟我的成长的年代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整个青少年,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结束是完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来引导你的成长的,全是小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拿到什么,看到点什么,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后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翻译作品,然后看很少的中国古典,或者说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听很多的西洋音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中国的音乐可以听,反而可以找到的是西洋音乐,是可以听到,用大盘的录音机,可以听到那样的音乐。然后,是会有种种的小的机会,然后让你一点点引导你去,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慢慢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面。但是,那是非常感性的,不是形成什么就是一个理性的结构跟我要这样,这是慢慢这样形成的。后来大家都认为,跟上海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很深的关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欧洲的旅行和我开始上海城市写作的原因。

  然后,我想要说,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后来写这样子的上海的故事,我写了四本书。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是一个散文集,另外两本是传记的小说,是两个上海的人的生活,一个有80多岁,快90岁,她从一九零几年出生,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去世;还有一个是在一九四几年出生,1975年去世,两个上海女性的故事。还有一本书也是散文书,是最后的一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就说从建筑,从街道,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慢慢想到我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有兴趣,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

  通过写作这四本书,都是非虚构类的书。我觉得,这个和我的自己的形成有关系,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因为我需要真实材料,真实的东西,才能够明白我自己。所以,用的是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我也觉得,用这种形式大概是最能够让我自己受益,因为这跟我自己想要了解真实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主题的开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自己对某些东西的怀疑和好奇。还有,就是想要了解它,知道它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写完这四本书,我对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就在我没有写这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其实是一直停留在7岁或者8岁,我到上海我哥哥跟我说的话,说这是一个太物质的城市,你不要学习它的任何东西。我哥哥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说上海话,他不会说上海话,他说的还是一口北京话。但是我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个认识里。

  但是通过这四本书五年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混血的城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但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诞生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混血儿一样的,混血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它长得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个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惑。就是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在它身上可能有这个地方人的优点,和那个地方人优点,也同时带着这个地方人的缺点和那个地方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混血性,其实让这个城市有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它跟纯粹的英国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混乱的气氛,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气氛,充满了机会的气氛。然后,充满了非道德性,就是文化混杂以后的那种不知所属带来的没有约束感的气氛。

  我看到,就是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王储或是王子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然后他说的话是,他觉得,英国人在这里实在太胡作非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本土连想都不敢想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犯罪在这样的城市里边,然后有很多由于脱离了文化,脱离了文化和道德的背景带来的那些放纵,人性的放纵以后,他会出来很多很多他原来在制约下面不可能犯的错误和做的坏事,都会有。但同时它也激发了人很本能的热情,因为这地方充满机会,有很多很多一夜致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做一次坏事,然后成了富翁,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慈善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样的城市里边会出现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梦想来到这样子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边,它的本身的形成,是跟正常的单一文化的形成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我觉得是宽阔的气氛。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地方。我后来也觉得,当时我没有较深的体会,那时候有很多人学世界语,在上海。然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什么文化,属于上海的文化。后来,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非常真实的地方。慢慢地在这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文化和这样子的生活里边,它会滋生出一种它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跟世界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它的是非观开始变化,它不再以一种文化里边的是非观来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它会觉得,世界上还有一种标准不是民族的标准,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认同,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我们还存在这样一种标准,我觉得,这种标准有的在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是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比如,上海的银行的兴起,跟平遥的钱庄的没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经济状态的没落,带来了上海外滩那条线上面的繁荣。其实这个城市如果从这样的是非观来讲,它的发展是很不道德的。沿海的一条线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有机会有生机的地方,然后平遥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悲伤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子的是非观,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够在上海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肯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它慢慢会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非观,来支持自己。这是一个在上海的史学界是一直争论的。有一派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上海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城市在中国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沙船港,然后在租界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化的都市。

  这里边牵涉到很复杂的、不同的是非观的碰撞产生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心里边是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就是不要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论是非,是要从一个公众,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去论是非。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但是上海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常常被斥之为,是一个有洋奴习惯的人和地方才有的这种观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起来像三元里的人民反抗?我们需要是非观,需要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大的一个是非观。为什么广州的工匠是不敢给外国人修房子?因为他们会被杀掉。如果按照外国人的图纸修房子,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你上海的工匠这么热衷于给他们修房子?修了这么多新式的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阻拦,还被认为是趋时的,是时髦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一直是上海一个很基础的冲突,一直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上海人在心里边是喜欢外国人,是洋奴的。

  我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在上海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以争论的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很奇怪,就是它管它存在,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我就是这么支持。即使像我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的这一代人,父母叮嘱你学英文的热情是丝毫不减。我见过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英文,后来用《英语900句》学英文,后来用最早进来中国的《New Concept》学英文。每个人学英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情,学不好是很丢脸,这个传统一直还是存在在那里,它真的是比较少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用这件事情的本身质量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

  当然,也存在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外国的牌子,喜欢外国人,然后就是一开国门,大家都急着往外跑,就觉得,随便什么事情都会去的。这个也是上海的一个共识。它可以去到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它不肯离开上海,他不会说,我去到苏州生活。它市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就觉得,在这种了解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慢慢让我了解到,这个城市从生出来,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一定存在很多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的问题,是由城市化带来的,而且是由殖民地带来的,而且是由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交流带来的。所以,它在很早的时候,遇见了很多城市将要遇见的全球化的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然后没有自己的根的那种,其实是焦虑的,而且是浮泛的,那种在心里边很深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不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遇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很多很多城市都要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海是遇见了,它这么做了,它这样做法就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地方是不能接受的,什么地方才是它一条,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的一条出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调查当中我获得了什么东西。

  第三部分,我想要说在调查当中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它当中有很大的秘密和它内在的东西在里边。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想要去搞清楚,而且想要去表达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前面的非虚构的形式可以完全表达的,所以要用一些虚构的形式加进去。我想,大家肯定每个人都知道,上海有一个公园是在外滩,我们小时候都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公园的门口有一块碑,碑上面写的“华人与狗不能入内”。从前这个公园叫“外滩公园”,后来叫“黄浦公园”。

  但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说:“很多事情,你写上海的故事,有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去调查,让你的眼睛看见你才写,因为这里边的历史并不是被非常准确地记录,所以你不要轻信。”因为那时候我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已经卖得很好。“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在你的书里边写错误的东西。否则,你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从那个事情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调查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碑已经没有了,你现在看不到那个碑。但是,那个真的碑到底是上头写的什么,有一张照片留下来,那张照片非常不清楚,你能够看到那个碑,但是你看不到上面字。所以说,这需要去调查,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对这个事情也很有兴趣,所以说我去查了很多很多的书,查下来是有七八条游园的规则:第一条,骑自行车的人不能进去;第二条,带狗的人不能进去,狗是不能进去的;第三条,衣冠不整的,穿拖鞋的不能进去。就像我们地铁上面有个规定;的确有一条,华人不能进去,华人非陪伴西人者,华人如果没有陪着外国人,你不能进去。”其实是这样子一块碑,我们把它接起来就是“华人和狗不能进去”,把它放在一起。

  从这个公园开始到这个公园最后开放,经历了60年的时间。这60年其实上海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上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第一个公共的游泳池,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游泳,有第一个公共的菜场,在此以前就是乡下人挑担子到各家各户去,不是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去买菜,有了第一个菜场,有了电话线,然后有了电灯,然后有了路,然后有了租界和华界交通的电车轨道。其实就是现代的城市的基础的建设是一点一点开始的。

  我觉得,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讲,它的确是对自己的判断不像其他的城市来得这么自豪和这么容易,因为它有过这样一个混血的关系,所以,对它的判断就是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然后来探讨它,然后慢慢地认识它。我觉得,就是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我到现在已经12年了,我从开始对到上海有兴趣,到今年是2004年。12年时间里边,我想,我的收获是很小,但是是很切实,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需要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上海,然后我可以看懂更多。

  我最后想讲一点,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我自己觉得,我非常高兴,因为有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很多朋友是作家,他们会跟我讲,开始写作的时候要坐到那个桌子前面,是很痛苦的事情。一个长篇小说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看见那个凳子真害怕,就觉得坐下来就是要开始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那个坑里去,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是喜欢的。我想,如果我不生活在上海,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开北京,我生活在北京,我想,我也一定会最后成为一个作家的,就是在北京写作。但是,我生活在上海,上海使我成为了一个,大概我在北京不会成为的这样子类型的作家。我觉得,我的兴趣,就是跟上海这城市带给我的有一个很根本的联系,就是我非常关心这个文化的开放性和它的混杂性。我一直对这个文化的混杂有很大的兴趣,而且从心里边是觉得混杂的文化的地方,让我觉得我比较自在和舒服。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在美国我要写一本美国的书,然后我在美国的很多小城市走来走去,然后走到一个西海岸的城市,叫桑特巴巴拉。这个地方原来是墨西哥的地方,墨西哥从前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后桑特巴巴拉后来就变成了美国的地方。但是,它们留了很多墨西哥的和西班牙的建筑和建筑的风格,包括讲话的方式,有一些对东西的叫法,还有吃的食物,还有整个城市的气氛。我去桑特巴巴拉,我真的觉得舒服极了。我不是喜欢美国的人,我不喜欢美国的气氛。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我看到我拍的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桑特巴巴拉,很可能你可以说它是西班牙的某个地方,它有那种混杂带来的突然的放松和自由,你就觉得,我可以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不用什么事情都顺着美国人的规矩。然后,我可以有一个缝隙,可以是另外一部分东西。我想,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就是混乱的,但是可能性非常多的这种混杂的气氛。我觉得,这是上海给我带来的。所以,我会成为这样子的作家,会关心这样子的问题,会一直揪着身份认同不放。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因为遇见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对你的身份产生了非常根本的怀疑,这个怀疑在很多人的心里边曾经有过。但是,如果他不是以写作为职业,不是以天天想为职业的话,他可能会把它放到更加后面去,在有空闲的时候才想一想。但是,我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一直想要表达。而且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来讲,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不喜欢一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有定论了。我想,上海跟我的关系,不是我要描写它的一个关系,就是它让我成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一个作家,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我觉得我搞清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作家。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带给我的。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不像福克纳跟他的那个写作小城市的那种关系,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是福克纳的世界。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是我要去搞清楚它,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是我内在的东西,我搞清楚它,然后我想把它尽量真实地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跟它是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是一个外面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是就喜欢这样的位置,我觉得我这个“萝卜”就是在这个坑里边,我觉得,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成熟起来的,会通过对这些东西的调查,自己慢慢地成熟起来。我也知道,一个人的成熟和他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人会到70岁的时候,他不成熟。有些人会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是很成熟。我觉得,我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很练达、很懂世事,我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我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一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但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足够大,它能够容纳我去一点点走进去,如果这个房子只是一层历史,这个人只是一生平缓地过去的,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多波折,我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子好的一个东西它来帮助我。我说的就完了。谢谢大家!

  我们在现场听陈老师讲上海和从她的书里读她写上海,有没有感觉都是一样的舒服。或者你还会得到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一旦进入历史,你可能会发现,你所了解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应该有的样子,或者说,你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它原来的历史。一件小事,你一旦重新认识了它,你可能就重新认识了历史。陈老师是非常关注上海的旧事,上海的历史,往往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入手,然后放大了,给我们带来了上海的旧事,上海的记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等。那么,上海这座混血的城市,今天仍在以它的开放和接纳努力地成为世界的一流城市。不过,我自己对有一个口号似的标语,感到很困惑,就是说,我们要把上海建成“中国的纽约”,我觉得很困惑。上海就是中国的上海,何必非要是中国的纽约呢!最后,让我们向陈老师带给我们的演讲,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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