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副官 |
| 作者：刘若英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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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编者注：指爷爷)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
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掩饰。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的“家仆”。后来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公公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跟不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天起他的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在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莲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
我的公主床的后头是一个小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外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编者注：指奶奶)的声音：“易副官，不准这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然后我才起床。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地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褶皱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那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着海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显得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说，易帮我买了辆脚踏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辞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我——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副官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了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脚踏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大发雷霆没有休止的时候，易的声音突然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自己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姆。没几天，爸爸又离开了，我的脚踏车也被偷了。
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就是不太爱说话，还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都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就在那个下午他走了。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影中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沓沓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让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人们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惟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戴孝。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
(黎月婷摘自香港《读者文摘》 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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