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和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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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纽约画商库茨来到了巴黎，他一直是美国先锋派画家戈特利布、马瑟韦尔、巴希奥尔等的经纪人。有一次，戈特利布对他说：“如果能买一批毕加索的作品，你的实力将大大加强，地位也会大大上升。”于是，库茨这个立体派的门外汉只身来闯巴黎。

　　当时，毕加索的作品正被美国佬一再贬抑，毕加索为了尊严，曾要求画商肯韦勒提高他的画价，但遭到拒绝。库茨的到来，对毕加索既是一种安慰，又为他提高画价多了一块砝码。库茨在价钱上没有任何考虑，只要毕加索给他画就行。他们还进行了一项物物交换，毕加索的一幅静物画换来了库茨的一部“克莱斯勒”白色汽车，他的那部老“西班牙轿车”就可以退休了。肯韦勒见库茨在毕加索那里备受青睐，十分狼狈，只好按毕加索定的价格在合同书上签字。

　　夏季，毕加索和弗朗索瓦还有一群其他朋友来到了高尔富·胡安的海滩上玩耍，有人不经意地提起，附近的瓦洛利镇上有一家“马杜拉”制陶厂，由制陶师拉米埃夫妇经营着。毕加索倒是把这句话听在心里了，因为上十年他就和艾吕雅到过那里，他冥冥中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崭新的领域在等待着他去开拓。

　　瓦洛利早在古罗马时代就以出产陶制品闻名于世，大量的陶制品从高尔富·胡安港口向地中海沿岸各国运送。瓦洛利含有“黄金”的意思，其实陶土里并没有黄金，这只是喻指小镇的富庶。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战争的损害使瓦洛利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如今，这里的年轻人懒散无聊，老年人则窝在咖啡馆或田头草地，靠咀嚼回忆打发日子。

　　拉米埃夫妇年约40上下，从前在里昂的一家丝织厂工作，太太是图案设计师。战后的里昂生活费用高，食品匮乏，他们就来到了瓦洛利小镇开办陶器厂。他们见到毕加索，高兴极了，愿意把自己的工厂作为画家的试验场。毕加索仔细考察了制陶的程序、工艺和成品，他认为这些产品的设计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说：

　　“在中国和日本，陶瓷从来就是一种艺术，他们的生产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他们甚至不重复同一种形状。这里的土质不错，关键是处理得还很不够。”

　　拉米埃夫妇请他留下来进行改造，并答应尽可能地提供人力物力为他服务。毕加索满意地笑了，他立即开始动手设计，以双耳细颈陶瓶作为基础再加以变形。拉米埃夫人警告毕加索说：“这种实验品不合格，放在火里一烧就会失败。”

　　毕加索可不信邪。拉米埃夫人亲眼看见这个矮个子捡起陶工工长阿加刚刚扔掉的花瓶坯子，在瓶颈上捏几下，再使劲地挤压，又扭转，那件废品便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只优美、轻盈的鸽子。他一边哼着自己作词、谱曲的歌，一边做工：“要做一只鸽子，就得先捏它的脖子……”动作越来越快，把拉米埃夫人都给迷住了。毕加索还经常进行这样的表演，眨眼之间，一个一码多高的花瓶就变成了亭亭玉立的漂亮少女。

　　工长阿加对毕加索十分仰慕，有一天，他围着毕加索转，总是盯着他的手看。毕加索很奇怪地问他是不是想要什么。他说：

　　“我是在看您的手，经历过那么多艰辛粗糙的劳动，皮肤居然还这样白皙光滑，真是罕见。”

　　毕加索举起自己的手左看右看，说：

　　“你不提醒我，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件有趣的事。的确，我这双手什么东西都碰过，木材、石膏、泥巴、颜料……”

　　在一旁的伏波特补充道：“还有，女人。”

　　毕加索两手一摊，耸了耸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女人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弄得伏波特十分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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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索瓦完全占据了道拉·玛尔以前的位置，现在伏波特尚构不成威胁，但还有一个人却不能忽略，那就是毕加索的结发妻子奥尔佳。自从她与毕加索分居后，就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跟踪。毕加索走到哪里她都如影随形，毕加索住在旅馆里，她就住在附近的另一家旅馆，她不吵不闹，只是也不付旅馆费，要他们去找毕加索好了。

　　但是，弗朗索瓦的出现使奥尔佳不能容忍了。她经常赖在毕加索的住处不走，恶狠狠地对弗朗索瓦说：“这是我的家，我丈夫住在这里，你给我滚开！”最后发展到了双方推打的局面。毕加索看见不好收拾了，就请拉米埃先生帮忙，偷偷地把家搬到瓦洛利。那里有一处合适的宅子，在加洛瓦，一个袖珍村庄。

　　搬家的那天下午，毕加索情绪很坏，他忿忿的咕咙着：“我怎么还得应付这种事！要是每次女人打架我都得搬家，我会有那么多时间吗？”

　　这句话加重了弗朗索瓦的委屈，她杀出一个回马枪：“你不是特喜欢观赏女人打架吗？像头牛一样，多有味。”

　　“不是我喜欢看女人打架，而是女人自己喜欢打架。如果她们打架不会耽误我的工作，我当然愿意看的。”

　　这次争吵也宣告了他们蜜月的结束。稍后，毕加索就收到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信，邀请他参加在波兰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波兰驻法国大使馆也派人来找他商谈出发事宜。毕加索要去波兰有许多麻烦，比如签证，他是西班牙人，必须由佛朗哥政府签发护照，而毕加索一提出申请就等于与他的“死敌”妥协了，他是不会干的。

　　深知底细的波兰人民显示出了特有的灵活和大度，他们允许毕加索没有护照进入波兰，他们热切的盼望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光临他们的国土。“毕加索”成为波兰全国上下共同的话题。

　　毕加索要马赛尔开车把他送到巴黎，在巴黎会同艾吕雅一道乘飞机前往波兰。临行时，他还随身带了一把法国的泥土。

　　毕加索还在机场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盛情，鲜花，掌声，亲切的呼唤，“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工人的朋友”、“我们的好兄弟”等等，不绝于耳。爱伦堡亲自迎接，这位著名小说《暴风雨》的作者忘情地拥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巨人。

　　会议期间，传来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被无理监禁的消息，毕加索向全世界发表抗议声明，给智利的专制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聂鲁达和毕加索一样，他们都是匡扶正义、追求和平、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家，具有极大的国际号召力。聂鲁达最要好的朋友都是西班牙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和法埃尔·阿尔贝蒂，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深表同情，他一气呵成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加以声援。他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金、中国宋庆龄国际和平奖金；1971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与毕加索同一年逝世，那是世界文化史上遭受重创的一年。

　　在波兰，毕加索也受到了他意料之中的挑战。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直言看不懂毕加索的画，他的口吻颇为严厉：“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些使人无法理解的形式呢？”毕加索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派头很看不惯，他反戈一击：

　　“大概你的老师在课堂上只教会了你如何发音，而没有教会你怎样识画，你当然是不能理解的。”

　　写过《青年近卫军》的法捷耶夫还算是有风度的，他苦笑一下，承认了自己的僵化。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在结束宴会上，大家站起正要干杯，某苏联代表借酒发难，大声斥责毕加索：

　　“你如果再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画风，将会没有任何出路。你的那一套‘印象—超现实主义’得赶快收场了！”

　　其他人随声附和，本来友好谐和的气氛被冲得烟消云散。这些人不仅用政治的手掌抽打艺术的脸庞，而且根本暴露出对艺术的浅薄无知。因此，他们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强盗的拦路打劫，或是暴徒的私设刑堂。毕加索数十年沐风栉雨，韬光养晦，他从来就不想在公开场合谈论艺术的是是非非，正如他所言，艺术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艺术就是要受到排挤和逼迫，艺术的自由就是冲决一切阻拦与围困的自由。但是今天，既然他们的发言要乖离出艺术的轨道，他作为公认的一代大师，就必须维护艺术的尊严，让他们在歧路上止步。他语调威而不高、激而不乱，直击对方要害：

　　“我讨厌和某党派中没有修养的工作人员谈论艺术问题，包括我最敬仰的党派，任何集团里面都有惟命是从、飞扬跋扈的家伙，这并不值得奇怪。在德国，我被纳粹分子辱骂过；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我又被说成是一个犹太—马克思主义画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口吻。说我是‘印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纯属张冠李戴，如果你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至少得先学点正确的术语和有关知识。”

　　9月2日，波兰总统授予毕加索“波兰文艺复兴金星司令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业绩。

　　接过奖章，毕加索的孩子气又来了，他调皮地对艾吕雅说：“划得来，十天之内获两个奖，看样子我回去得准备一个专门装奖章的匣子。”另外那个奖，是指他离开法国前一天，由于他为法国所挣得的荣誉和光辉而戴上的“法国文艺复兴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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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阿拉贡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巴黎将承办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他委托毕加索为世界和平运动选一幅切题的宣传画。毕加索把他带进画室，让他自行挑选。阿拉贡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发现了一幅石版画，画面上是一只白鸽，毕加索最喜欢的小动物。这只鸽子羽毛洁白，宁静的站在那儿，望着前方，眼神里却透出一股执着和坚韧。

　　“多美的鸽子，这只从诺亚方舟里飞来的鸽子，正是和平的象征啊！”阿拉贡兴高采烈地喊道。

　　毕加索笑着走过来：

　　“诗人，小声点，莫让马蒂斯那老家伙听见了。这可不是从方舟飞来的，是马蒂斯送我的呢。年初我和弗朗索瓦去看他，发现他的鸟舍里有四只大米兰鸽子，它们与别的鸽子不同，连脚爪上都长满了羽毛，一直拖到地面，如同穿着一双白色高筒皮鞋。我觉得这几只鸽子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巧马蒂斯在背后说，要把它们送给我做模特儿。我就连笼子一起带回了瓦洛利。”

　　阿拉贡声音越来越低，却越来越激动：“太好了，那太好了。两位艺术大师都为和平大会做出了贡献，太难得了！”

　　《和平鸽》就这样高悬在巴黎普列耶宫世界和平会议的会场上，而后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

　　“和平的使者，美丽的鸽子……”这是从音乐之都维也纳传来的歌声。

　　“毕加索的和平鸽在飞翔，飞向世界各个地方，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们阻挡。”这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高唱。

　　它还飞到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所灌的唱片上，飞到了中国、印度的邮票上，飞到非洲黑人朋友的手帕上……

　　同年，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费拉德菲亚的艺术博物馆授予这幅石版画“泼奈尔纪念奖章”。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最为推重的东方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也得到了一张《和平鸽》的复制品。1950年，北京《人民画报》约他画一幅和平鸽，他凭印象画了一张，自己很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毕加索先生的水准。为此，他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鸽子，仔细观察它们的行走、哺雏、觅食、起飞等动作和神态，所得甚深。两年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白石老人花了整整3天时间，精心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大型图画《百花与和平鸽》送给大会，受到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老人也成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四位得主之一。上面提到的聂鲁达的好友、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怀着敬意写了一首长诗《向齐白石致敬》。热爱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

　　巴黎和平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即1949年4月19日，毕加索正准备要马赛尔送他去会场，却先接到了医生的通知：弗朗索瓦必须立刻住院，以保证安全生产。

　　毕加索这下急了，他一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一边是弗朗索瓦临产，一边是举世瞩目的大会。还是马赛尔有经验：“没关系，我开快些，顺路送夫人到医院。”毕加索咬了咬牙：“不行，你先送我到会场，再陪她去医院吧，我不能迟到。”

　　弗朗索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比约定的时间晚了3个钟头。晚：8点，一声嘹亮的婴啼划破长空，女儿出世了！

　　毕加索一到会场，才发觉自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思整个地都在医院里，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打去一次电话，焦急之情难以言喻。终于听到了女儿诞生的消息，他兴奋得跳了起来，立刻电话取名为“帕洛玛”（法文：鸽子）。毕加索匆匆赶到医院，捧着他心爱的“小鸽子”，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用尽了。

　　第二年，毕加索参加了在英国设菲尔德举行的第三届和平大会。会上，代表们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上了演讲台。毕加索在公众面前显得不善言辞，他只用法语讲了一分钟，讲父亲怎样教他画鸽子。可是他的结尾却强而有力：

　　“我主张活着，反对死亡；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再过一年，毕加索奔赴罗马第四届世界和平大会。众星捧月，毕加索又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演讲台上。这次他对演讲不再生疏了，他的演讲不仅体现了一位艺术大师的慈悲胸怀和威武气度，更体现了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理性认知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战争的罪恶在于杀人。战争毁坏了佛罗伦萨——这固然令人扼腕伤心，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它还残杀了那些有能力重建这一历史名城的人们。毁坏家园，这只是战争的一个局部，它只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身罹战祸而已；而亲人丧生，才会在人类心灵上留下永久惨痛的创伤。由此推及，人类倘有灭亡之一日，必是自相残杀所造成的恶果。到了那时，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都在灰飞烟灭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佛罗伦萨固然被毁于战火，但这并不决定战争贩子是否赢得战争。”

　　这是毕加索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法国了。他对集体活动一向没有兴趣和好感，但这几年却频频出访诸国，成为少有的参加了四届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他是无可争议的“和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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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和弗朗索瓦来瓦洛利不到两年，就重新开创了这个小镇的繁荣局面。

　　来自全国各地的陶工纷纷涌入瓦洛利一试身手；在当地，木工、面包师、理发师、渔民都加入到了毕加索的麾下。制陶业在这里迅速复兴。毕加索也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他很喜欢吃当地的一种传统面包卷，上面有四个尖，极像又粗又短的手指，人们就叫它“毕加索面包”。这样一来，镇上的人和镇外的人都以“毕加索面包”为食。至今，许多去法国旅行的游客都想走一趟瓦洛利，为的就是尝一尝“毕加索面包”的味道。

　　1950年8月，毕加索将他的雕塑铸像《人与绵羊》赠予了瓦洛利的市政府委员会。市政府盛赞了毕加索为该市经济腾飞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同时认为这尊雕塑将为瓦洛利的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毕加索谦虚地说：“艺术本来就是让人观赏的。我希望这尊铸像能够竖立在一个广场上，好让孩子们在上面爬来爬去，让狗不受阻碍地在上面小便。”

　　剪彩那天，瓦洛利隆重授予毕加索“荣誉市民”称号。三个月后，冷傲的苏联人也把“列宁和平奖”的奖章挂到了毕加索的脖子上。

　　这段时期，法国的许多地方当局盛行邀请著名画家对各地的古旧教堂进行重新装修。比如，莱热和罗奥已在阿西山区的教堂完成了这项工作；马蒂斯带病坚持为旺斯省的多明俄会教堂增添光彩；勃拉克也使第厄普附近的一所教堂旧貌换新颜。于是，瓦洛利市政当局想请毕加索为一座已还俗的12世纪的教堂，以他认为适合的形式加以装修。

　　毕加索一向对宗教方面的题材不感兴趣。几年前，他去旺斯省的梦幻别墅看望马蒂斯时，马蒂斯虽然病得倒在床上起不来，却依然为装修教堂不停地忙碌，他让秘书丽迪娅将纸钉在床头的天花板上，把碳笔绑在竹杆顶端，这样他就可以在纸上画多明俄的像和装饰室内的图案；然后坐着轮椅再把稿纸上的图案画到大方瓷砖上。毕加索见了颇不以为然，他问马蒂斯：“你这人是怪呢，还是疯了？你信不信教？要是不信，你又怎么能为一种你不信仰的思想做事呢？”

　　“这不全如你所说的，它也算得上是一种艺术创作。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上帝，我往往觉得我这个人更像个佛教徒。问题的实质是，要使自己接近于虔诚祈祷时那样一种精神境界。”马蒂斯的话说得很好。而毕加索是不轻易被打动的，他没有答应瓦洛利市政当局的请求。

　　1950年，美国军队入侵朝鲜半岛。毕加索愤然挥毫，画出了名作《在朝鲜的屠杀》。他利用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以一群机器人的形象讽喻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兵，在他们的枪口下，是赤身裸体的妇女和孩子，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似乎已经超过了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幅画1951年第一次在“独立沙龙”上展出；5年后，热爱毕加索的波兰人民将它的大幅复制品竖立在华沙街头，作为对苏联军队闯入匈牙利国土的抗议，使这幅作品因为它对战争的尖锐揭露和有力谴责而具有了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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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10月，毕加索七十寿辰。

　　瓦洛利的陶工们别有深意地在教堂的中殿为毕加索设宴庆祝。毕加索不时地抬头仰视破旧的拱形石屋顶，又看看工人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他顿时明白了这些纯朴乡民的良苦用心。他马上为自己将要发生的转变找到了很能说服人的理由：“我要装饰的，不是教堂，而是一座和平的庙宇。”

　　毕加索详细考察了教堂的构造，他认为重点还是中殿的屋顶。他把这块屋顶看成是一块大画布，如果能用一整幅油画把它完全遮盖起来，油画的一边表达战争的主题，另一边表达和平的主题，那就再好不过了。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愿意听从毕加索的调遣。毕加索并不需要那么多人，他叫当地最好的一名木匠为潮湿而粗糙的石板屋顶上了一层护板，这是油画的全部依托，所以质量一定要高。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足够大的画室，市政局面向全市征房，人们都希望毕加索能看中自家提供的房屋，然而毕加索不是要好的，而是要大的，他选择了濒临倒闭的香料厂的一间仓库。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巴蒂恩帮了大忙，他解决了灯光和搭脚手架的技术上的困难。

　　1952年夏天，万事俱备。毕加索发布禁令，除了他和儿子保罗，其他人一律不准走进画室半步。他还对保罗说，万一他偶尔疏忽，或心血来潮，批准什么人来看他的画，保罗必须以铁的原则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毕加索每天先去陶器厂，在那里制作两三个小壶，和工人们聊聊天，当感觉进入最佳状态时，他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只有吃饭睡觉才能使他出来。瓦洛利人太看重毕加索为他们做的这项工作了，画室的外面总是有人在等着，他们既不交头接耳，也不踮脚窥探，只是坐着，站着，走着，一忽儿去了，一忽儿又来了；一忽儿是这些人，一忽儿又是那些人。他们也许是怕毕加索太寂寞，有一天会撒手而去，所以来陪陪他；也许是渴望了解哪怕一丁点儿关于画的进度或其他消息。毕加索来来去去，嘴里含着烟卷，双手插入口袋，低头蹙额，无暇他顾，更为画室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

　　毕加索虽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其实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不忍心再让人们在外面苦等，10月的一天，作品已大致完工，他向瓦洛利的人们第一次打开了画室的门。室内凌乱不堪，满满的两木板油画，因为斜放着，距离又太近，看不出名堂；门口的桌上有一个闹钟和一册日历，每张日历上都安排着当天的进度；四壁全是草图和素描，下起地板，直抵檐顶，大约有两三百幅。毕加索后来对克劳特·洛伊说：“我画完了好几册素描本，还没有找到一张像样的图案。”他又说：“我还从来不曾以这样快的速度画过这样的巨制，这里的人民激励了我。我要求自己画得又快又好，在现代绘画上，每一笔都是一项精确的工作。”

　　这两幅木板油画先后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分开陈列展出，直到1953年秋天才运回瓦洛利。两幅画在教堂中殿的屋顶“终成眷属”，当它们拼在一起时，画中的接合毫厘不差。毕加索的画室里什么工具都有，惟独没有尺子，毕加索的眼睛比尺子还要精确。

　　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无疑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亦即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艺术品而存在，它纳尽世间万象，田园的和都市的，动荡的和宁静的，人性的和兽性的，历史的和未来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杜甫的《石壕吏》，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尼采的生命意志学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通俗易懂而意味无穷，让人直面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真理：战争不仅是残暴的，而且是愚蠢的；而和平就像惊险的杂技表演，总叫人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