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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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原谅了她，为了避嫌，她还是住回外祖母家去了。她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来奥古斯丁大街。有一天恰好是雨后，弗朗索瓦的腿上溅了不少的污泥，毕加索笑着说：“这准是一种新潮化妆品。我年轻时，女孩子一个劲地往脸蛋上涂脂抹粉，现在可倒好，时兴往腿上抹泥了。”他们就这样在欢笑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最艰苦的时期。

　　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嗖——”一颗子弹从距他几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嵌进墙里去了。他赶紧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

　　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毕加索返身入房，取出一只旧法国军号，上面缀着红、白、蓝三色的绳子。他原来每天都要吹几声的，这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吹来麻烦。憋了好久，趁着群情激奋，他一鼓作气吹了30响。

　　嘹亮的军号声经久不息。

　　巴黎解放，美国兵帮了很大的忙。当他们赶跑德国鬼子拥进巴黎城时，他们的心里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登上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就是瞻仰毕加索的画室。

　　枪炮声刚刚停止，就有人奔向奥古斯丁大街。头一个爬上狭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握着她的手，热泪盈眶。

　　解放后的那几周，毕加索的画室里挤满了身穿美国军服的年轻人，摩肩接踵。毕加索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这些从战场上把命捡回来的小伙子实在太疲劳了，许多人一跨进门，就躺在角落里睡着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多人睡在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他们主要是大洋彼岸的作家、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旅游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名流，《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海明威即是一个。1937年，海明威来欧洲参加某艺术代表大会曾见过毕加索，那是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服对方的天才和对生命的理解。巴黎一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到毕加索的寓所。遗憾的是，毕加索正好去看泰勒母女俩了。那幢楼看门的妇女是个厚脸皮，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拜访者总要留下不少礼品，比如火腿之类的稀有食物，毕加索每次都分给她一些。这回海明威来了，看样子是条“大鱼”，所以，当海明威说想给毕加索写张条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先生，您不打算留点儿礼物吗？”海明威一眼看出了妇人的小肚鸡肠。他二话没说，就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箱手榴弹，放在门房里，还贴上一张纸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妇女待他走后，好不高兴，偷偷打开箱子一瞧，妈呀！她夺门而逃，再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人把那箱手榴弹弄走。

　　毕加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在抵抗运动的画家、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的风头盖过了那些穿行于枪林弹雨的勇士谋臣，他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作画，因为他已经成为不畏暴力、战胜压迫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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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9月，也就是解放后的一个月，罗兰特·潘罗斯从英国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正碰上艾吕雅在那里。他们一起畅叙友情，欢洽异常。艾吕雅附在潘罗斯的耳边低声说：“我向你发布一条重大新闻，一个星期后毕加索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潘罗斯虽然听说毕加索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还是不相信他会加入党派。他对艾吕雅说：“你开这样的玩笑，毕加索会不高兴的。”毕加索在一旁马上接了过去：“这不是开玩笑。”

　　“你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严肃。我非常思念我的故乡，我总是在他乡流浪，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对我张开了手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我最敬重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我在8月的那几天所看到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兄弟们中间了。”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展览会在巴黎掀起了激烈的论争。具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们认为这种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法国画家；那些被纳粹扭曲了眼光和灵魂的评论家们则不但不赞成他的艺术，还对他加入共产党冷嘲热讽，说他是因为艺术能力愈来愈低下，才不择手段地牟取政治资本。展览的那几天，用心险恶的、不谙艺术的、无聊滋事的一大群人包围了画廊，他们要求组委会取下毕加索的作品，否则就要捣毁它们。组委会严辞拒绝。这伙粗暴者真的从墙面上摘下了毕加索的几幅画扔到了窗外。

　　这一恶劣行径激怒了热爱毕加索艺术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巴黎费内隆国立中学的一群学生决定专门为此事采访一次毕加索，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费内隆之声》上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

　　但这些孩子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都只知毕加索其名而未谋其面，而听说毕加索一向是不屑跟记者们啰嗦的。因此，在校园里长大的他们胆怯于这样的场面，在好一阵互相推搡之后，有人提出了抓阄的办法，得到一致同意。结果，“倒霉”的是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热纳维埃芙·伏波特。她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项任务。

　　当天下午，伏波特就来到了距学校不远的毕加索的画室。不巧，她的采访对象出门了。她把在门口遇到的西班牙诗人萨瓦特斯当作了毕加索，虽然很害羞，但她还是从诗人的口里得到了毕加索的线索，明天中午可以见到他。萨瓦特斯诗才不高，他一度自暴自弃，幸而毕加索看在老乡的份上，让他权门托足，他于是以一系列诸如《石版画艺术家毕加索》、《陶制品艺术家毕加索》等介绍和研究毕加索的文章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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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波特觉得接下来的一天真是漫长。她坐在课堂里无心听课，脑海中总在想着明天的采访。毕加索是什么样子呢？照片上他很慈蔼哩。他会不会接见我这么一个女中学生的采访？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伏波特胳膊下夹着书包，包里有一份最新的《费内隆之声》报。

　　又到了那一扇门前，伏波特一直翻腾的心潮渐趋平静下来，只有一丝丝向往和羞怯的浪涛轻轻拍打着青春的堤岸。

　　开门的依然是萨瓦特斯，他领着伏波特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

　　毕加索表示能与一名女学生代表会见，不胜欣慰。坦诚地回答了伏波特提出的各种问题，又将一些妇女人像习作、用中国墨汁绘制的线描画和最新创作的油画给伏波特看，一边解释创作时产生的某种意图和想法，并神秘地告诉她：

　　“创作的奥妙就是要惊人沉梦，发人深省；要一把抓住人们的衣领，并用力摇晃，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什么世界。”

　　毕加索十分喜欢伏波特容易羞怯的神态，那微微泛起红晕的处女的面孔宛若悬挂于枝头的红苹果，毕加索心醉神迷之余，还有了小孩一般贪吃一口的渴盼。毕加索的规矩是上午接待来访者，下午闭门作画，不见任何人。但为了单独会见伏波特，他打破了这个惯例，要她每星期三的下午四点按时来。告别时，伏波特还不忘虔诚地向毕加索请教：

　　“我一旦长到20岁，该做什么？”

　　她万万没有料到，眼前的这位画坛大师竟然幽了一默：“到时候要是遇上一位好小伙子，就爱他。”对这句发自真心的玩笑，伏波特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伏波特每次来，毕加索都要为她作一幅画，画完就送给她。加入法共后，毕加索的画在市场上大幅度降价，尤其是美国人，公开排挤他的作品。毕加索对此无动于衷，他的注意力全在画的本身，画出来一定得自己满意，至于它会值多少钱，到了什么人手里，他都不管。艾吕雅曾为生活所迫，出售了毕加索送给他的多幅画，可毕加索还是继续给他送。他认为，能解除朋友的困境，也算不错了。他对伏波特说：

　　“要是你的朋友中有人也向你大谈我给你的这些小画值多少钱的话，那么你就当着他们的面把它们撕个粉碎。”

　　也有些懂得其作品价值的精明画家，他们知道降价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便想趁机大量购进毕加索的作品，囤积居奇。美国画商雅克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到了巴黎毕加索寓所。毕加索早就看穿了这批人欲发横财的勃勃野心，他甚至不想搭理雅克，以免弄糟了情绪。但为了打发他出门，毕加索还是说了一通：

　　“你在我这里钻营得不到好处，我要价比你定的高得多。我建议你回美国去，在那里试试用我作品的战前价格买上毕加索的几幅画，看买不买得到。尽管发生了战争，但画的价值是与仍然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如此，我的画现在更贵了。”

　　毕加索和伏波特的每周一见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们两人都感到一周太长了，思念让他们在剩下的日子里无法静下心来做别的事。于是，伏波特就拥有了随时都可以来的特权，虽然他们的交往遭到了沙巴泰和马赛尔的一致反对。沙巴泰警告毕加索，不要玩火！毕加索回答说，有火就要让它燃烧嘛，否则会要自焚的。

　　毕加索与伏波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保持着一份互相依恋的感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已。毕加索在弗朗索瓦那里宣泄情欲，留给伏波特的是近乎父亲对女儿的那种关爱和体贴；而伏波特少女的温柔也常常能够熨平毕加索莫名的烦躁。愈到晚年，毕加索愈是感到生命的大限将要来临。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精力旺盛的艺术家，他对死也怀有一种恐惧，但不是常人所有的那种对死亡狰狞面目的恐惧，而是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停止一切”的排拒，正如他所说的：“我并不是怕死，死亡是一种美。我怕的是不能工作。”

　　死后还怎么工作呢？死后就没有时间了！这就是毕加索不安的本源，他谋求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多与年轻人在一起，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希望通过汲取她们的青春气息来充溢自己的元气；二是不浪费一点时间，工作是最重要的。当弗朗索瓦再也不能忍受和他一起生活时，他还异常坚定地说：

　　“人人都具有相同的潜在精力。一般的人都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各种琐事上了，我把我的精力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绘画。因此，一切都得为它做出牺牲——你、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弗朗索瓦在离开毕加索之后，还不得不说：

　　“我最敬佩他的一种品格，就是一生精力全部集中于创作活动。他从不重视生活表面的东西，只要能工作，什么样的房子他都能心安理得地住下去。他从不把时间用在娱乐上，我们没进过剧院和电影院，甚至与朋友的交往都有一定的限度，他仿佛总是在进行创作上的探索，每时每刻。他不为日常的生活琐事耽搁一分钟，这是指导他生活的原则之一。”

　　有人骂毕加索是“色情狂”，从费尔南多开始，他的生活中就没有中断过情人，这当然与他过人的精力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对艺术探求的痴迷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毕加索的一生有难以计数的情人，他却很少沉溺于情欲的渊薮，他好色而不耽情，无论天仙，还是泼妇，都不能把他从工作中拔出去。这也是他能轻而易举地活到90多岁的原因之一。也许，初恋的挫折给他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甚至使他不再相信女人。但有一点是根深蒂固的——绘画，艺术，这才是他的至爱。

　　身边没有缺过年轻女人，而且都是那么漂亮，有活力，有才气；但又要把自己封闭在“工作”的王国里，让那些女人都成为这个王国里的顺民忠臣，毕加索想得太天真了。他反复自问：“中国的皇帝都做得到，我为何做不到呢？那些皇帝要多蠢有多蠢哩。”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还应该加上一句，他更不了解女人。

　　毕加索在艺术王国和女人的天地里，都是霸气十足。对于艺术，这很可能是一股源源不断的革新力量，居高临下，俯视万物，使毕加索的心灵空间无比浩大，任何时候，他都是游刃有余地挥洒自己的想像与激情。而对于女人来说，这却预示着肆无忌惮的破坏和毁灭。毕加索的错误就在于，他以为女人和他作画的颜料是同一种东西，想调成什么颜色就能调成什么颜色，想把它们涂抹在什么地方它们就得去什么地方。

　　毕加索最终也没有明白这一点，在谈到他对伏波特的爱时，艾吕雅倾听过毕加索这么一段自白：“我不懂，为什么在我过去的爱情里，一直夹杂着痛苦和厌恶，如同被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拼命地扭动着，要挣扎出束缚。”然而，更令他不懂的是，这个他一向以为“温柔，甜蜜，就像一个没有被蜂群骚扰的静谧的蜂房”的伏波特，最后也只得痛下决心：再也不去见毕加索！

　　因为她也没能逃脱女人在他的爱情生活中所扮演的惯有角色：悲剧人物。的确，与毕加索恋爱到头来都是一场悲剧，他的生活逻辑和艺术想像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他常常产生出一些荒诞不经的想法，比如；

　　“对一个欲望无法满足的女人的一剂最好处方，是让她生个孩子。”

　　“女人只有两类，女神和门口的擦鞋垫。”

　　可是，当被认为成了擦鞋垫的女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时，他又马上露出孩子般稚拙而荒唐的疑问：“她们像鸡一样，喜欢我给她们下蛋和提供肉食，增加她们的营养。那么，现在，谁给我增加营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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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5月15日，弗朗索瓦生下了一个儿子。毕加索本来取名为巴勃罗，弗朗索瓦说，西班牙文的巴勃罗和法文的保罗是一个音，两兄弟容易混淆，不好。她记得有个法国画家叫克洛德·吉洛，擅长画丑角，与毕加索相似。她建议就叫克洛德。毕加索同意了。

　　毕加索如日中天，求门索路者络绎不绝。正如罗兰特·潘罗斯所说的：“到了如今，世界各地任何重要的画廊和现代艺术收藏馆，倘若没有一幅毕加索的典范之作，人们便会认为它本身有欠完备。”你看，又有人找上来了。

　　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乃埃菲尔铁塔建筑师斯塔夫·埃菲尔的孙子，现任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名叫乔治·萨勒。他恳切地对毕加索说：“我们那里只有您一幅肖像画，还是早期作品，此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这与整个巴黎是很不相称的。我们虽然力不从心，但还是想尽可能地买一些。”

　　毕加索表示愿意考虑。这回轮到弗朗索瓦谆谆诱导了：“勃拉克和马蒂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有专门为他们设计的画室，那里的作品能比较全面地代表他们个人。而你还没有像样的东西在那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你应该拿出气度和胆识，捐赠出你的代表作。如果像勃拉克一样要钱，反而会弄巧成拙。”

　　这话正合毕加索的心意，他决定捐赠自己的10幅作品，除了《女帽商的工厂》和《小夜曲》两幅大型油画外，还将到国立工商银行的地下室再选8幅。

　　毕加索和弗朗索瓦来到了工商银行，这是一座具有30年代建筑风格的楼房，外观又大又笨，很不好看。他们一进门，旁边的警卫就咧嘴大笑。毕加索不解地问：

　　“有什么好笑的？”

　　“您啦，有福呵。我们在这里干了许多年，所见到的老顾客，每次来时候，跟的妇人总不变模样，只是年年见老；可您每年跟来的妇人都不一样，而且一次比一次的年轻。”

　　毕加索一听，也觉得很好笑，就说：“你信不信？我是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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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萨勒非常高兴，他叫人立即将这些画先送到他个人在卢浮宫的办公室。然后，他打电话给毕加索，致谢之外，他盛情地邀请毕加索和弗朗索瓦于星期二去卢浮宫，参与他设计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

　　试验当然是以毕加索为主题的。

　　萨勒要卢浮宫的工作人员将毕加索捐赠的10幅画，拿到每个展厅，以便让毕加索看到他的作品挂在各个时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旁边时的情形。萨勒得意地对毕加索说：“在世的艺术大师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挂在卢浮宫中，你将是历史上的第一人。”

　　那天，毕加索起得很早，他一反平日不修边幅的习惯，穿戴整洁，仪容端肃，一直到跨进卢浮宫门前，几乎不说一句话。

　　萨勒带着他们走进展厅，边走边说，卢浮宫今天属于毕加索，不对外开放。他问毕加索，想把作品挂在哪些大师的画旁观赏。毕加索首先点了苏巴朗的名。苏巴朗是西班牙17世纪的宗教画大师，他的画尽管题材狭窄，但因严格写实而表现的高超技巧，使毕加索在初学绘画阶段深受其影响。如今，他的画与这位祖师爷的大作并肩而立，他的眼前掠过了几个世纪的滚滚风云，这风云，掀起了他情感的浪潮，这浪潮溅湿了他迷蒙的眼帘。他的内心在说：

　　“大师，我今天是来参加考试的，看我的画有没有资格和前辈的放在一起。如果我的作品还不至于辱没西班牙辉煌的绘画史和伟大的先人，我就问心无愧了。”

　　毕加索又要求把自己的几幅画挂在德拉克洛瓦的《沙达那帕鲁斯的死亡》、《阿希岛的屠杀》及《阿尔及尔的妇女》三幅作品的旁边。德拉克洛瓦是毕加索最为敬重的画家之一。这位19世纪法国杰出的浪漫主义画家，其作品色彩强烈，形象饱满，富于音乐感和诗意美，他的名言“幻想是绘画的主要品质”激励了毕加索开创艺术革命。他又是一位立足现实、满怀正气的画家。《希阿岛的屠杀》取材于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民为反抗土耳其殖民统治而进行的独立战争的一幕。这幅画却丝毫也没有糅进幻想的成分，以历史画的形式把侵略者的残暴和野蛮刻画得入木三分。画面无论是色彩还是线条，均显示出鲜明的主观情愫和豪放的力度。学院派画家格罗当时看了，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喊道：“这简直是绘画的屠杀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问世，人们即将之与《希阿岛的屠杀》相提并论，认为都是用那个时代最先锋的手法表现了人类已经发生的共同的悲剧，都“具有不朽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