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格尔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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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与超现实主义集团的主要代表保罗·艾吕雅一拍即合，首先在于他们饶有兴味的爱好。毕加索喜欢诗，他认为艾吕雅的诗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最激情澎湃、最富于想像力的篇章。而艾吕雅喜欢绘画，他对毕加索说：“我每次看你的画，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亲切，还是惊讶？说不清。画面上的人和物我都似曾见过，可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毕加索喜欢别人这样来谈观感，而不怎么看重语无伦次、说不到点子上的长篇大论。他说，那是痴人呓语，根本看不懂他的画。

　　1936年初，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的罗马教堂对面的德·马戈特酒吧，53岁的毕加索出席了由布列顿和艾吕雅主持的超现实主义聚会。会上，艾吕雅带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年轻姑娘来到了毕加索的身边，她叫道拉·玛尔，原名亨利特·泰奥多尔·马科维奇，正是《亚威农的少女》问世的那一年出生。她既能绘画，又会摄影，是布列顿的密友和诗人乔治·巴泰的情妇。她曾随父亲去过南美，并在阿根廷长大，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道拉·玛尔坐在桌边，她戴着黑手套，上面绣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忽然，她脱下手套，从桌上拿起一把长长的尖刀，在纤纤玉指间舞动着，好像是要测量刀子离手指多近才不至于伤了自己。毕加索被道拉·玛尔的优美风度迷醉了，他果断地走过去，问她能否送那副手套给他作个纪念。玛尔笑着答应了。手套至今仍保存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寓所的玻璃陈列柜里。

　　如果说，泰勒的形体代表了青春；那么，玛尔的气质则代表着文化。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亲密，玛尔久慕毕加索的大名，她渐渐与乔治·巴泰疏远了。

　　春天，艾吕雅应一个西班牙青年艺术家团体的邀请，出访巴塞罗那，他在毕加索作品回顾展览会的开幕式上作了热情而又幽默的讲话：

　　毕加索是一个真实的画家，他的真实性就在于他对生命的理解。世上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艺术仅仅停留在把所看到的反映出来，那一部照相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有绘画，还要有诗歌？因为我们看到的远远不止视野范围内的东西，我们有第三只眼睛，能看到自己的内心，能看到社会的脉搏，能看到命运在敲门……如果你站出来说，我看不到。那么，很对不起，至少你和艺术是沾不上边的。你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去赚钱，或当官，或经商，但无论如何，你不会像毕加索一样，画一只玻璃瓶就可以买一幢房子……

　　艾吕雅又随展览会去了毕尔巴鄂和马德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强调：

　　毕加索是当代不断迸发着创新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典范。

　　在艾吕雅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整个西班牙掀起了一股“毕加索热”。

　　而毕加索本人却悄悄躲在巴黎的寓所里，读着艾吕雅的诗集《富有想像力的眼睛》。

　　艾吕雅返回巴黎，随即叩见了毕加索，向他汇报了西班牙之行的情况。毕加索边听边笑，看他那沉浸在回忆和向往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国。艾吕雅发现自己的诗集翻开躺在床上，很受感动。因为这本集子才送给毕加索不久，他没有指望这位繁忙的大画家一下子就把它看完。他轻轻地问毕加索对他的诗的看法。

　　毕加索从床上拿过诗集，翻到他特意折了一个角的一页，说：

　　“这首《宏伟的气势》应该刻在铜版上。诗画一体，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搞的，效果特别的好，我们也来试试。”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发明的方法，由艾吕雅亲自将诗写在铜版上，毕加索在周围画上插图。为了纪念这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他们各自签名，并注上日期。艾吕雅注的日期是：36，6，3，3时15分。而毕加索则是：1936年6月4日。迟了一天，大约是先写诗，后插图，最后一道工序是毕加索完成的。艾吕雅为了回报毕加索，特意写了一首献诗；

　　美好的日子，我又见到了难忘的人
　　他使我终生难忘
　　而那些心性无常的女人的眼睛
　　却把我变成荣誉的屏风
　　她们掩盖在一阵欢笑之中
　　……

　　他说1自己是从“阴郁的黑暗中”，“忽然浸沉在曙光里”，毕加索的神采“令人惊喜地进入我的心间”。

　　其实，真正“浸沉在曙光里”的是毕加索，6月3日那一天，他和道拉·玛尔度过了一个销魂的夜晚。


　　2


　　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它的宗旨是为了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丛林，走向光明；跨过强权的沼泽，奔向自由。它是由一群有名望、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组成。当他们发觉，艺术流派只能停留在书面的阶段，无法解决饥饿、寒冷、战争等社会问题时，他们陷入了空前的苦闷。

　　1925年，法国政府公然派遣军队镇压摩洛哥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武装起义。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支持这场血腥的非正义战争。超现实主义者们尽管和法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定不移地和法共一起，谴责侵略，声援摩洛哥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甚至还考虑过将《超现实主义革命》和法共的机关刊《光明》合并，把整个集团的理想融入共产主义的追求之中。

　　从1931年起，超现实主义渡过了它的十年鼎盛时期而开始下滑。不同派系的人若即若离，仅仅维持着知识分子表面的斯文。两年后，布列顿由于对国际政治问题持不同意见，被开除出“欧洲声援革命联盟”。

　　1937年，也就是主持完德·马戈特酒吧的聚会之后，布列顿即飞去了美洲大陆。他在墨西哥会见了托洛茨基，共同组建“国际独立革命艺术联盟”，喊出了“不要你们的战争，不要你们的和平”的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他把革命赤裸裸的解释为：“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就是拿着手枪走上街头，漫无目的地朝着人群开枪，能干多久就干多久。”

　　布列顿与阿拉贡、艾吕雅等人彻底分道扬镳。至1939年二战爆发，超现实主义者们匆忙发布文告《不要效仿希特勒》、《打倒橡皮图章文学》，然后各奔前程。

　　毕加索尽管与布列顿有着很深的友谊，但他对政治一向不闻不问，他以为那是政治家的事情，就像打仗是军人的事一样。可是，他对超现实主义内部的纷争却不能不闻不问，那里不仅有他的朋友，更关乎现代艺术的发展。理智和良知都告诉他，阿拉贡艾吕雅的路线更富于正义感，更代表人类的理想。


　　3


　　较之以前，毕加索的条件有了更多的改善。沙巴泰实际上成了他的管家兼秘书，他还买了一辆宽敞的西班牙轿车，这给旅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司机马塞尔尽心尽职，非常让人放心，他很快也和沙巴泰一样，成为毕加索府上重要一员。难能可贵的是，沙巴泰、马赛尔的工资一直在30英镑以内，但他们的后半辈子都紧跟着这位大师，靠的是耿耿忠心。特别是沙巴泰，他和妻子都在这里效劳，住在一间狭小吵闹的房间里，那屋子比寺庙里修行和尚的单间住房大不了多少，而且在一片工人住宅区的楼顶上，夏热冬冷，他们一住就是几十年。

　　毕加索学到一个中国词，他认为以此说明沙巴泰和马赛尔在家里的鲜明对比很有意思——哼哈二将。沙巴泰古板正统，做事丝丝入扣，原则性很强，要是有人来访，如果不是在毕加索规定的时间内或未经约定的，他阴沉着脸，好半天才从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算是答复。若是碰上马赛尔，他也会把你拦住，不让你干扰主人的工作。但他很客气，常常给人很舒服的台阶下，然后，他“哈哈”大笑地和你告别。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称作“哼哈二将”还真的十分准确。由于机警灵活，毕加索对马赛尔的信任度似乎更高。比如毕加索要出门，该不该出，什么时候出，都是马赛尔作最后决定。这还不算，没读过书的马赛尔还是毕加索的作品评论员。毕加索说，马赛尔从未遭受过文学虚饰的传染，像一张白纸，光可鉴人，他的反映比那些装模作样的评论家们更真实可靠。所以，马赛尔每天报到后，要先去画室检查毕加索昨晚画的画，毕加索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马赛尔谈个人意见。

　　马赛尔绝对是个聪明人，他长年看毕加索作画，虽然自己并不能掌握，却培养了一门绝技：鉴定赝品。毕加索在画坛享有盛誉以后，其作品的赝品俯拾皆是，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连专门和毕加索打交道的画商，如卡恩韦勒、卢森堡们都认不出，但马赛尔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于是被毕加索称为“惟一能理解我的画的人”。尽管马赛尔如此“权威”，但他从不以此傲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毕加索给的，他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理为毕加索做事，有求必应。

　　马赛尔还是对保罗影响最大的人。毕加索是个工作狂，他喜爱孩子，但很少把时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除非是为他们画像。保罗只有和马赛尔玩，这样在他的生活中，汽车和摩托车比什么都重要。他走路的姿势、讲话的神态都是马赛尔的味道。长大后，游手好闲的保罗就只干一件事，参加摩托车竞赛。马赛尔在毕加索身边25年，一直到1950年的一天夜里，他瞒着毕加索开车带家人到郊外兜风，不小心把车撞到了树上，人未伤而车已毁。毕加索一气之下，炒了马赛尔的鱿鱼。

　　毕加索不耐烦和机器打交道，因而他不愿意学开车。有一位朋友好心地建议他“应该学会开车，它可以让脑子得到休息”，毕加索马上幽他一默：“可是，我就是喜欢思索。”

　　1936年的夏天，毕加索是在距坎城几英里的一个小山村莫金斯度过的。艾吕雅曾在这里的朋友家住过，感觉很好，便向毕加索极力推荐。

　　毕加索是一块磁石，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艺术磁场。莫金斯人发现，随着这个老头的到来，他们小镇马上热闹起来。塞尔伏斯夫妇、曼雷、保尔·卢森堡、列内·恰尔等，都来了。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位稀客，他就是英国人罗兰特·潘罗斯。这位集作家、画家、评论家于一身的“老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这个偏僻的村庄找到了毕加索，他的福特牌轿车一路风尘径直开进毕加索下榻的“大天地旅馆”。毕加索和他交谈了一天，他们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

　　过了几天，毕加索问潘罗斯是否愿意他一起去坎城，拜访住在那里的马蒂斯。潘罗斯满口应承，并请求让他亲自为毕加索开车。

　　马赛尔开车时，毕加索总爱坐在前排，他说三边的风景都看得到，就不会受到瞌睡虫的侵袭。而这回坐潘罗斯的车，他主动去了后排——他担心，至少是不了解潘罗斯的车技。这一次谨慎几乎是挽救了毕加索的性命。

　　从坎城回来已是中午，可能是灼热的太阳对潘罗斯的视线有影响，他没有看清前方拐弯处一辆卡车是在左边迎面向他们驶来。虽然急刹制止了轿车钻入卡车腹部，但车子却撞到了一块。剧烈的震荡将毕加索重重地摔在车架上，胸部传出“咔嚓”的响声。毕加索心里一紧，以为肋骨断了，赶忙去医院照X光，还好，没有内伤，痛了十余天，完全复原。

　　这件事，毕加索只写信告诉了沙巴泰。莫金斯所有和毕加索朝夕相处的朋友，都被他瞒过了。他忍着伤痛，为艾吕雅的妻子努施画像，逗他们的小女儿茜赛尔玩；他时常拿了一支黑牙刷放在嘴唇上，举起右手，学希特勒大声叫嚷的样子，使全餐桌的人解颐。

　　毕加索刚痊愈，就迫不及待地沿着海岸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圣特比兹的一家农舍，作家迪哈姆夫人和道拉·玛尔正住在那里。毕加索和玛尔在沙滩上散步，他坦诚地向玛尔进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可爱的小女儿玛丽亚。玛尔说，她早就知道这些了，她不计较名分，她愿意顺其自然，她更珍视和毕加索精神上的交流。她谢绝了毕加索邀她去莫金斯的盛情，她说，她想静一静。临别时，他们依依不舍，毕加索和着清朗的涛声，背出了一首《恋人》：

　　“她站在我的眼睑上/而她的头发披拂在我的头发中间/她有我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眸子的颜色/她被我的影子所吞没/仿佛一块石头在天上她的眼睛总是睁开着/不让我睡去/在大白天她的梦/使阳光失色/使我笑，哭了又笑/要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完了，他对玛尔说：“这首诗是艾吕雅写的，但是，是我送给你的。”


　　4


　　进入30年代，西班牙国内的共和政府与法西斯西达党的矛盾开始激化。西达党1934—1935年当政，在西班牙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两年”。这个独裁政体剥夺了3万多户农民的土地；1935年，全国工人的失业者高达72万人。这期间，毕加索两次回到自己的祖国，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场面。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工人罢工声势浩大，法西斯分子佛朗哥悍然发动内战，残酷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

　　对此，毕加索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雕刻了两大幅铜版画，包括九幅大小与明信片相等的构图，作为一册出售，题名为《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他还特意配了一首长诗，并附有英、法两种译文：

　　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哭声
　　鸟儿的哭声，花儿的哭声
　　木料和石头的哭声，砖的哭声，家具的哭声
　　还有床、椅子、窗帘、瓶罐、猫、纸的哭声
　　互相扰绕的气味的哭声
　　烟的哭声混杂在大锅里煮沸的哭声之中
　　鸟群似雨，淹没大海
　　大海蚀毁的骨头……

　　诗中的“大海”象征人民，而“鸟群”则直指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分子。诗歌与绘画虽然充当了投枪和匕首，却无法阻止政治局势的急转直下。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与佛朗哥狼狈为奸，使得战争愈益升级。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巴斯克区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的7000居民，像往日一样地平静而又忙碌地工作、生活着。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下午4点30，德国空军的43架飞机如鹰隼般直冲而下，向毫无防备的人们疯狂扫射和轰炸，历时3个多钟头，死1654人，伤889人，小镇的70％变成一片废墟。

　　这一罪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毕加索更是义愤填膺，与此同时，他收到了母亲从巴塞罗那捎来的信，说离她和她女儿住的地方只有几码远的一个修道院被炸毁了，一连几个星期，房间里还充满了臭烟，熏得她泪流不止。毕加索发誓要拿起画笔，用最具有战斗力的作品，鞭挞战争元凶，激扬正义雄风。震撼世界的《格尔尼卡》呼之欲出。

　　为了表明自己与佛朗哥势不两立的态度，毕加索不仅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国总统马奴尔·阿沙的任命，担任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这是他任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官职，他还答应在这一年的巴黎大型国际博览会上为西班牙展览馆提供自己的作品。

　　令毕加索不安的是，画室太小了。

　　道拉·玛尔四处打探，终于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找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房间，她以前的男友乔治·巴泰曾经在这里组织过演讲和讨论会。

　　在头几天里，毕加索一口气画了25幅草图，道拉·玛尔生动而真实地拍下了这幅油画的创作过程。毕加索对这一做法十分欣赏，他说：“用照相记下一幅油画的连续变化，是很有趣的。通过照片，人们也许会了解艺术家具体表现他的幻想时的脑力劳动过程。”另一个被允许进入画室的人是艾吕雅，有他在一边评说，更能激发毕加索的想像力。

　　当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时，画面已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直顶到屋梁的椽木上。这间房子虽然够宽了，但要搁下这幅画，还是勉为其难，只有让它向后仰一点，才放得下。毕加索每次创作和修改上面部分时，都必须站在扶梯的顶端，看上去就像是空中作业。

　　毕加索在画中糅合了写实和立体主义的各种手法，线条繁复却主题鲜明，寓意隐含但激情流露，观众一看即能心领神会，根本不亚于一幅写实的力作。变形和怪诞的表现方式，让人过眼不忘，触目惊心。画面的最右侧，一个女人高举双手，大概是从一座着火的房子上跌下来；另一个妇女向前猛跑，慌恐与愤怒布满全身。左边的母亲，手托着被炸死的婴儿，啼哭呼号响彻天宇。右边角上，一个妇人的头颅探出窗子，向前平举着一盏油灯，将这一切都展示在光亮之下，让人们看明白，看仔细。画面中央的高处，有一片光，酷似眼睛，可眼睛的瞳仁却是一个灯泡；地上倒卧着战士们残缺的肢体，臂虽断，剑已折，可依然紧握不放；剑旁有一朵鲜花，这是对英雄的哀悼，对战争的控诉，对光明的呼唤。正中，因受伤而嘶鸣的马头张裂着嘴，几枝箭自上落下，仿佛是命运的终结者。左上方，一个眼睛已经移位的牛头，面目狰狞，显然是邪恶的象征。

　　整个画面由黑、白、灰三色构成，笼罩着阴郁的悲剧气氛。所有的形象都是超越时空的，它预示了现代战争的非个人性质，从而蕴蓄着对人类自相残杀的质疑和对十恶不赦的战争贩子的鞭笞。

　　《格尔尼卡》公展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奔走相告，人们感到了画家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觉醒。当时正在读法律专业的小说家洛德·罗伊说：“我被画中的暴力惊呆了，心中愕然产生从未有过的焦虑。”超现实主义诗人米歇尔·莱里斯总结了《格尔尼卡》的绝望感：“在一个犹如‘潘多拉匣子’的黑白长方形里，毕加索向我们显示了深刻的悲哀——我们所爱的一切行将灭亡。”

　　巴黎的《文献》杂志专门为此出了一期特刊《向毕加索致敬》，其中有一篇文章竟然是他的情敌乔治·巴泰写的。诗人艾吕雅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格尔尼卡的胜利》，与毕加索的画相呼应。诗人赫伯特·里德在《伦敦公报》1938年第六期上撰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指出：“他的象征是平凡的，和荷马、但丁、塞万提斯的象征一样。因为只有最普通的事物在灌注了最强烈的感情时，一件超越所有流派的伟大艺术作品才会诞生，而且诞生永垂不朽的人物。”

　　毕加索在接受《法兰西文学报》的采访时，有一段掷地有声的发言，他大声告诉社会，告诉人们，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这样的低能儿——如果他是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是音乐家，那就只有一对耳朵；如果他是一个诗人，那就只有一具心琴；如果是一个拳击手，那就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世情，并从各方面作出反应。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冷漠的态度逃避现实，而使自己同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隔离起来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格尔尼卡》在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巡回展出，参观者都是人山人海，其中也混杂着极少数法西斯分子，他们妄图寻找机会，毁坏画面。当然，这都是徒劳的，人民像保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地保护着《格尔尼卡》。一幅画，虽然不能把和平的钥匙交给人们，但它能赋予人们追求和平、幸福的力量与信心。去伦敦展览前，因张伯伦访问慕尼黑，使政局变得十分险恶。罗兰特·潘罗斯电报请示毕加索如何处理，毕加索本来对展览看得很淡，一听是这个情况，他的回答迅速而肯定：继续筹备。展览如期开幕，巡回各地，受到普遍欢迎。潘罗斯说：“几乎没有人不感到它的感情的力量。”在伦敦西区新伯灵吞画廊展览时，佛朗哥党徒抢先一步，订走了较大的一个展厅，要展出西政牙学院派艺术代表祖洛阿加的一幅大油画。这幅画构图平板，僵化，运用旗帜、枪炮、军服等无聊的形式鼓吹佛朗哥的军事行为。另一个与之相通的展厅里，却是战争悲剧的如实反映，一边门可罗雀，一边门庭若市，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接着，《格尔尼卡》去了美国。展览期间，《纽约时报》刊登了毕加索写给美国艺术家代表大会的一篇声明：“我一直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以高尚的精神从事创作和生活的艺术家，面临这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险的斗争，不能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40年代，经毕加索同意，《格尔尼卡》借给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但他同时向公众表示，一个重获民主自由的西班牙，才是这幅画永远的故乡。

　　二战期间，当德国驻巴黎大使看到《格尔尼卡》的照片对，喝问毕加索：

　　“那么说，这幅画是你干的？”

　　毕加索义正辞严地说：

　　“不，是你们！”

　　因为战争的缘故，《格尔尼卡》在大洋彼岸他乡作客近40年。直至1981年初，按照毕加索生前遗愿，它终于回到了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5


　　画完《格尔尼卡》之后，毕加索就和道拉·玛尔，带着阿富汗猎狗卡斯贝克，偕同艾吕雅努施夫妇，去了莫金斯的“大天地旅馆”。劳累后的轻松使毕加索怡然自得，玛尔的温柔相伴更是解除了他的疲惫。他们散步，闲聊，做各种游戏，仿佛回到了青梅竹马的童年时代。

　　有一次，毕加索带了一只猴子回旅馆，他总是逗着它玩，使玛尔吃起醋来。猴子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可是这家伙不知好歹，竟然在海滩上咬了毕加索的手指。玛尔连忙拿出一张报纸，上面登载了一条新闻，说某国国王因被猴子咬伤中毒致死。这真是绝妙一计，毕加索再也不敢碰猴子了，他要玛尔把它退到原来的商店里去。毕加索对自己的生命是非常珍视的。

　　他们和艾吕雅、努施一起去看一个儿童画展。毕加索看得异乎寻常的仔细，他还用手指在一些线条上摹划着。艾吕雅开玩笑说：

　　“他们比你还画得好吗？”

　　毕加索回答得很认真：

　　“我像他们这般大时，就能够画得和拉斐尔一样；但是我学会像他们这样画，却要花去我一生的时间。”

　　儿童画手法马上就反映在毕加索随后的创作中。《猫与鸟》，线条稚拙，画面朴素，凶相毕露的猫与奄奄一息的鸟体现了一种儿童的恐怖心理。《拿船的少女》也是如此，儿童手法使变形合乎情理，也让大人产生更多的共鸣。

　　毕加索和玛尔回到巴黎，还带来了他房东的小女儿伊内斯。房东有三个女儿，都在采花场工作。毕加索怕沙巴泰太累，想再找一个仆人干家务，好让沙巴泰专心负责信件处理和接待来宾。伊内斯听说此事，主动对毕加索说：“我愿意侍候于您的左右。”毕加索就把她带到了巴黎。伊内斯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环境，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她是这个环境的管理者和操持者。

　　1938年冬天，毕加索被坐骨神经折磨了几个星期，他一天到晚只能躺在床上，任凭病痛践踏他并不脆弱的身体和宝贵的光阴。沙巴泰戚戚地说：“对于你，这真是一件不妙的事，不能画画。”

　　毕加索显得更忧郁：“病算啥玩意儿？我倒不在乎这个。我担心的是在我动手画一道美妙的线条时，就会有人用枪炮来捣乱。”

　　大家心里都明白，毕加索指的是战争。沙巴泰一语中的：

　　“他担心的是战争对他的创作的威胁。在这个没有精神冲突就不能生活的人看来，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科克多后来也不得不佩服，毕加索预言过的一些事，在当时并没有什么迹象，但是它们总会得到验证，事态的发展，最终总要跃入他预料的圈套。

　　许多略通医术的熟人和不熟悉的人纷纷找上门来，说有良方妙技能治好毕加索的坐骨神经。起初沙巴泰把他们都拒之门外，他怕有居心不良者混入其中。毕加索说，痛也是痛，就让他们试试吧，说不定会出现奇迹呢。

　　果然，有一位医生使用毕加索从未见过的中国火炙疗法当场让他站了起来，两天就恢复了以前的活力。毕加索啧啧称奇，沙巴泰在一旁奉迎：“这是上帝特意为您派来的。”

　　他不知道，中国人才不信上帝呢！

　　毕加索病刚好，马上就去了马尔德附近的布朗布莱，泰勒母女俩住在那儿。玛丽亚的吸引力要比母亲大得多，她已经两岁了，长得极像父亲，矮矮胖胖，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十分可爱。玛丽亚有点会喊自己的名字了，但在她的嘴里，“玛丽亚”就变成了“玛雅”。毕加索高兴地说：“玛雅，真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名字，太美啦！”这样，他们就昵称她玛雅·沃尔特。

　　随后，毕加索满足了自己离开巴黎的迫切愿望，来到了地中海滨的安提贝斯。这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港，游人很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沙巴泰时而驱车到尼斯拜访马蒂斯，时而到弗列由斯去看斗牛，加紧享受战前的片刻休闲。

　　一天晚上，毕加索和玛尔在安提贝斯港湾散步，他们看到一群渔民正在撒网打鱼，虽然人不少，但他们一个个沉默寡语，表情呆板，像是承受着极大的重负。乙炔灯在漆黑的夜晚里挖出一团硕大的光亮，整个世界似乎就这么一点光明和希望了。

　　毕加索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迫在眉睫的战争，想起了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民，想起了祖国，以及故乡马拉加……